作者：彭小兵

　　他是一位胸怀大志的文学青年。

　　1990年，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目标：他立志要做一个诗人，他要写一首中国最长的诗歌，这首诗歌要成为中国的荷马史诗。他想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趟不容易，要活就要活出个名堂来。从此，他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诗歌。他躲在房里写啊写啊，饿着肚子写诗成了常事。不理解他的人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是大脑有问题，为了几首破诗饭也不吃。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喜欢诗歌，是不是他发神经了。还有的人干脆用一种戏弄的口气叫他“诗人”。人们对赵京辉的嘲笑并没有让他放弃，他依然坚持着他的理想，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无比执著——

　　赵京辉：10年写诗50万行

　　湖南省邵东县简家垅乡农业站有一个怪人赵京辉，他喜欢诗歌到了着迷的地步。他从19 90年开始写诗，写了10年，而这10年他只写了一首诗，一边写一边改，草稿共写了50万行，他给这首诗起的名字叫《梦境家园》。全诗共分10个章节，以叙事为主，他想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感觉与思想。他说他要把这首诗写成中国的荷马史诗，他发誓他在没有写好这首诗之前，决不结婚。为了写诗，他遭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几乎断绝关系。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他曾经把自己关在借来的黑屋子里，点着蜡烛写，有时一天只吃一碗米粉，或者吃几个水果度日。

　　2001年5月，他的诗歌写完后，一个姑娘也爱上了他，她说做一件事这么有恒心的人如今很少，她喜欢他做一件事情的认真。尽管她与赵京辉谈恋爱时赵京辉所有的家当只有一张床，一支破笔，但她说，她不会后悔。

　　如今，赵京辉正在寻求出版商出版他的诗歌，他准备不管自己经济多么地艰难，也要在今明两年把诗集出版。2001年9月13日，记者在赵京辉的老家邵东县棠下桥祥龙村找到了这位“怪人”，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我要写中国最长的诗歌

　　赵京辉的老家与著名画家李自健同一个村庄，他今年已29岁了，邵阳农校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了邵东县简家垅乡农业站作了一名农技员。在学校里他就爱好诗歌，他写的抒情诗曾经在学校的文学社里就有了名气。参加工作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接触了一些有关诗歌方面的书籍。也通读了许多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诗歌。1990年，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目标：他立志要做一个诗人，他要写一首中国最长的诗歌，这首诗歌要成为中国的荷马史诗。他想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趟不容易，要活就要活出个名堂来。

　　第一年，他开始写诗时还坚持一边上班一边写诗，只是利用空余的时间写，但很入迷，有时候在上班的时候，他都走神在想他的诗应该怎么写。晚上回到宿舍，他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出去，一直要写到晚上两点多钟，灵感来了，他就写通宵。下午他假如提前下了班，他更不会出来，食堂开饭了，他忘记了去吃饭。其时，他满脑子里装的是诗歌。饿着肚子写诗成了常事。后来，同事们知道了他在写诗，不理解他的人就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是大脑有问题。为了几首破诗饭也不吃。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喜欢诗歌，是不是他发神经了。还有的人更干脆，叫他时不再叫他的名字了，而是用一种戏弄的口气叫他“诗人”。人们对赵京辉的嘲笑并没有让他放弃，他依然坚持着他的理想，第一年，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他写了近万行。

　　为了诗歌，他跑到了北京

　　第二年他写诗的进度慢了下来，他发现自己还欠缺许多的东西。下半年，他决定出去走走，一方面出去散散心，找几个写诗歌的老师学习学习，另方面想通过这次出游能够激发自己更多的创作灵感。他把自己这次出走的目标定在了北京。当时北京的诗人西川在国内很有名气，他在北京搞了一个诗歌爱好者的集会场所——幸存者俱乐部。他想到北京去拜访西川老师，学习一些写诗的技巧。那一次，他刚参加工作还没有多久，去北京时也没有带很多钱。等他到了北京后，由于人生地不熟，找西川老师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这时，他的钱也差不多花完了。他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伙食标准，住最便宜的地方，每天只吃一顿饭，能够走路就尽量走路。几天后，他终于找到了西川的幸存者诗歌俱乐部。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西川老师当时不在北京，到上海去了。然而，俱乐部里却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与诗歌爱好者，在那里，赵京辉与他们在一起呆了一个星期，大家在一起交流，他也学到了许多东西。临走时，西川还没有回来，赵金辉就留下了自己的诗歌和一封信，回到了家乡。后来，西川老师从上海回来后，特意给他写了一封信来，鼓励他要继续把自己的事情继续下去，只要有恒心，他一定会成功的。这封信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从北京回来后，他发现，在他的路上，还有着许多与他同行的人。

　　他资助了朋友，自己却因此而陷入了困境

　　1995年，他的一个写诗歌的朋友病了，检查后发现是癌症，住进了医院。赵京辉和他平时的关系比较好，就去看了他。到医院后，朋友拉住他的手，说他不想死，他还想活下去，他还要写许多的诗歌，哭了。他求赵京辉借点钱给他动手术，赵京辉可怜他，当时他正好有单位的一笔做生意的资金在手上。回去后，他就从银行里把钱取了出来，给朋友送了过去。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朋友手术后出院不久，就因病情恶化死了。这笔将近10000元的债务就由赵京辉承担了。许多人笑他是书呆子，对一个要死的人了还借钱给他。单位看他人老实，又是帮助朋友，也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但钱要还的，从他每个月的工资中慢慢地扣除。从那时起，赵京辉就开始过上了苦行僧似的生活。他每个月的工资本来就不多，扣了后，就只剩下百十元钱了。生活这时发生了困难。他就搬回了老家住。

　　父母把他的铺盖扔出了门外

　　赵京辉搬回老家住并没有受到父母的欢迎，他的这种状态在父母眼中是“歪门邪道”——放着好好的班不上的做法早就引起了父母的不满，参加工作后不但没有给家里钱，父母每年还给他补贴了不少。这次回家后，母亲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和他吵了起来。母亲说，家里出了败家子了，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送你读了书出来，福没有享到，还要来为你操心。父亲则阴着脸坐在堂屋的中央不说话。回家的第一天，赵京辉饭也没有吃，就躺在床上睡了，他感到自己的心里很苦。

　　在老家的日子，他与父母经常吵架，父母一看他写诗，就不顺眼。就骂人，有时甚至还不给他吃饭，一家人不理他。因而，赵京辉有时侯在家几天弄不到饭吃也成了常事，他常常是啃几个生红薯吃就对付一顿。再之，两位老人对他这么大年纪了还不结婚也非常恼火，看着与儿子同龄的人一个又一个有了儿子，他们的心里就急。父母的苦处，赵京辉理解，然而，要他停下来不写诗，那不可能。他说，他确实欠父母的很多，两个老人在他的身上没有得到什么，还要他们为自己的事情操心。对父母，他至今心有愧疚。在家的那段时间，他与父母的关系发展到一见面就吵架，有几次，父母还把他的铺盖扔了出去。母亲为了他，常常是眼泪不干。与父母没有办法相处下去了，他只得搬了出来，正好，他的姑妈要出去做生意了，腾出了一处房子。他就借住到了姑妈的家。他当时的工资扣了后只有100来元，没有钱，他一个人为了省钱就不开火，喝自来水，吃饭一天就吃一碗面条。有时候，一天下来就吃几个水果度日。常常是买点东西上去，在楼上一个星期不下来。他躲在房里写啊写啊，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他说，那段时间，他完全投入了，走路有一种脚下生辉的感觉，一天不吃饭他也不觉得肚子饿。写出好的诗了，他就一个人在房里欣赏。那段时间，他没钱吃饭是常有的事情，衣服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也不洗一次。身上，常常发出一股酸臭的味道。然而，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他从没有为自己因为穷而颓唐过。在那所房子，他住了5年，房子没有电，他在那里点蜡烛写了5年。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之下，他都没有颓唐过，看到他的人都说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他的心中，始终有一种信念在支撑着他，他想，只要自己努力，前面一定会充满阳光。

　　在他的路上，朋友的帮助让他难忘

　　就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有两个人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当时在邵东有一个民间文学团体叫天风笔社，笔社的发起者邓星照也是一个写诗歌的，还有一个写小说的王苍芳也注意了他，在他们的关心下，赵京辉加入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一帮文学爱好者自发组织的，他们在文学的路上互相鼓励，探讨写作上的一些问题。大家常常在一起谈谈心，开笔会，互相交流。在邓星照的关注下，文友们对赵京辉的处境很同情，大家常常接济他，给他点钱，在精神上鼓励他，要他坚持下去，这些鼓励对赵京辉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1996年是他生命中最灰暗的一段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他的诗歌在这些朋友的鼓励下一天天长大，一天天的成熟。天风笔社是一个民办团体，每一个参加者每年要交会费以支持活动的开支，但作为负责人的邓星照没有要他交钱，开交流会了，总是第一个通知他。在加入天风笔社的时间里，他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令赵京辉一辈子也感激不尽。现在在邵东县委宣传部任职的邓星照说起赵京辉时，说他这个人不简单，能吃苦，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都能把自己的事情继续下去，很少见。他记得有一次，赵京辉到县城来找他，他就请他吃饭，赵说：“吃米粉吧，别吃饭了。”他认为让朋友太破费了不好意思。在他的生活中，当时吃饭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了。那一顿，他吃了九碗饭，邓星照在一旁看着都心酸。

　　偏偏就因为他的执著，一个姑娘决定嫁给他

　　赵京辉因为写诗耽误了自己的婚事，母亲想自己的儿子这辈子是要打光棍了，他自己也认为不会有姑娘会爱上自己的，但他相信缘分。对于自己的婚事，他觉得要一切随缘。这时，爱神降临了，一次，他在姑妈家作客。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正好也在姑妈家玩，俩人没有说话，但姑娘对他的印象很好，姑娘叫容蓉，是当地的一位副镇长的女儿。后来，赵京辉的姑妈就在中间为他们俩人牵上了线，他们相爱了。赵京辉告诉了她自己的故事，姑娘被他的故事感动了。她说她喜欢他的憨厚与诚实，她决定要嫁给他。然而，当容蓉的家人知道他俩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家人站出来反对了。母亲说，你嫁给了那个疯子我看你今后吃什么。父亲更是不同意，甚至说假如她嫁给了赵京辉，他就不会认她这个女儿。当时，赵京辉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是很不好的，大家认为，他这样的人是不适合过日子的，容蓉是个勇敢的姑娘，她顶住了各种压力，还是决定要嫁给他。容蓉想：一个男人，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下去，真的是不简单，这样的男人，她佩服他的恒心与毅力。她想，这样的人的责任心肯定也是很强的，跟这样的人她心里踏实。家人看姑娘的决心已定，知道再怎么阻拦都没有用了，也就默许了他们的婚事。两口子相约等赵京辉的诗歌写完后就结婚。

　　2001年5月，赵京辉写了10年的诗歌写完了，诗写完后，赵京挥就与容蓉结了婚。婚后他的生存状态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岳父母对他也改变了看法，父母见他要结婚了，也消除了以前对他的成见，一家人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帮他还了以前的欠款，父母还给了他两通间的土砖房子。家具与电器是岳父给他办的，老婆很勤劳，在一家私营打火机厂上班，每月能够挣500元的工资，他每个月去站里上几天班，也有个300来元的收入。闲下来时，就修改他的诗。他说他对他目前的生活很满意，等诗歌完全修改好了，他还要寻求一家有实力的出版商，一定要把它出版出来……

　　相比于赵京辉，另一位文学青年的写作之路更加孤苦伶仃，这位父母早逝的贫困潦倒的修鞋匠，为了一个遥远的梦想付出了20年的辛酸岁月。他不停地写作，几百万字的手稿堆满了他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就像一座小山。

　　20年来，他的妻子与岳父母不支持他的写作，他痛苦万分，他在艰难的生活中负重而行，心灵的重压没有释放的天空。于是，他要在城市寻找一位诚实的老人做他的父母，给他以心灵的关怀，支持他完成20年来他还没有完成的梦想——

　　谢建国：寻找心灵慰藉诚征支持

　　他写作的父母

　　“一个酷爱文学的农村青年，爱好写作，诚征给我以心灵的关怀，支持我写作的诚实老人做父母。要求：有文化，有修养，能够指导我写作。”

　　——这是2001年8月18日刊登在湖南《邵阳广播电视报》上的一则征父母的广告，这则广告刊登后，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刊登广告的主人叫谢建国。

　　谢建国是湖南省邵东县人，他住的地方难找，记者在邵东县城沿着弯弯曲曲的巷子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他的家。谢建国的家是租来的，房子不足10平方米，昏暗的小房间里，靠墙的地方杂乱地摆着做饭的家当、桶子及一些杂物。墙角放着一张用竹帘板搭成的床，床上堆满了小山一样的稿子，在房间中特别引人注目。整个屋子的摆设简陋而寒酸。谢建国一家人就生活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两口子起早贪黑在县城经营鞋摊，拉扯着两个孩子。

　　谢建国见我们来了，一脸的不自然，搓着双手，把记者往屋里让。快进门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家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便又急忙走出来，跑邻居家借了一间亮一点的房子才让我们坐了下来。

　　谢建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5米高的个头，脸上有点黑。尽管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面对生人时脸上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羞涩，他说起了他的故事。

　　从小要当作家的修鞋匠

　　我是一个修鞋匠，父母现在已经过世，两个小孩，大的8岁，小的还只有2岁。我家里条件一直不好。我很小时就会帮父母做农活了。我喜欢文学，读书时就渴望自己能当作家，读小学时我的语文成绩一向很好。1981年，我初中毕业时，语文是班上考得最好的。毕业后，家里没钱送我读书了，离开学校，我就利用农闲的空余时间写文章，1984年，我的第一部20万字的小说写出来了。我背着父亲偷偷跑到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送稿子，在出版社门口，门卫见我穿得破烂不让我进去，我就在门口站了半天，向他说了半天好话，并拿出稿子给他看，他才放了我进去。我进去后，一位姓秦的编辑看了我的稿子后，沉吟良久，说：发表可以，但要自费出版，自己还要包销3000册，我没有钱，只好失望地离开了出版社，我背着稿子回到老家，在回家的路上，我哭了，我为自己的贫穷而伤心，假如我有钱，我写了这么久的东西就可以与世人见面了。我发誓：我要挣好多好多的钱，然后，再来圆我的作家梦。当时，我太渴望自己成功了。

　　面对别人的关心，我感动得哭了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付出了很多，如今，我搞写作已有20年了，家里写了的稿子可以堆成一座小山，几百万字的资料记录了我二十几年来的真实历程。家里没钱买稿纸，我就到垃圾堆里去找，看有没有别人扔掉的没有写完的稿纸，有时候运气好，可以找到好几十张，运气不好时，也能找到几张。这时候，我的心里总是很高兴，我想，这又够我写几天了。有时候实在捡不到稿纸，我就到废品收购站去，用很少的钱从他们那里买点废纸，自己弄回来后，一张又一张地压好，再用来写稿。一来二去，我与废品收购站的大姐熟了，当他们知道我的事情后，感动了，收购站的杨大姐拉着我的手说：“大兄弟呀，你也不容易，今后要纸就来，有好的我给你留着，成了作家，也给我们邵东争个光，我们支持你。”从此，我去收购站拿纸再也不要钱了，他们总是为我一张张地收拾好，杨大姐还给我用针线连起来，有时，他们还从家里带纸给我用。每次去时，他们总是问我，写得怎么样了，他们也知道我很困难，总是想办法接济我，有什么好的东西吃，也有人给我留着。一次，张大姐的老公出差，从南方带了海鲜回来，她特意给我留了一点，正好那几天我没有去，直至海鲜变质她才扔了，那几天她嘴里不时地惦念我。后来别人给我说起这件事情时，我感动得哭了。

　　旁人那么关心支持我，我却在家里找不到半点温暖，我的妻子与岳父母却反对我写作，我常常苦闷，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寂。我常常想起我父母在世时他们对我的关心，再想起自己与岳父母和妻子之间的矛盾，心里便会涌起一种伤感，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才好，我太需要亲情对我的关心了，多少个夜晚，我泪满衣襟。

　　寻找心灵的关怀，修鞋匠要征父母

　　我与家人的矛盾从1991年就开始了，那段岁月，是我生命中最为痛苦的回忆，贫困与争吵一直伴随着我。那年，我离开家乡到广东打工，我想扎扎实实地打几年工，然后再回家搞写作。这时候，我已经与妻子结了婚，俩口子在一个地方打工。我搞保安，妻子搞车工，小日子还过得去。打了几年工后，也没有挣下什么钱，离我的目标太远了，我想辞职。这时，我见工厂旁边的鞋摊生意很好，我就放弃了比较体面的工作，开始为别人补起鞋来。当时，每天有70—80元的收入。我一边补鞋一边晚上回到出租屋写文章。这时，妻子开始反对我了，岳父母也不赞成。他们认为我已成了家，就应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多挣钱养家，作家可不是我这号人当的。再者，其时出书还要自己掏腰包，老婆和岳父母认为我的小家底经不起折腾。我一写文章，他们就骂，老婆撕我写好了的东西，烧我的稿子，说我不务正业。每当妻子撕毁我辛辛苦苦写好的文章，我就心如刀割，我知道她心里很苦，她希望我能挣更多的钱，带好两个孩子，养好这个家。妻子读书不多，有时我想向她解释，然而，她却听不进去。

　　1999年，我们有了一次大的冲突，那年的大年二十八，我收摊回家后，又伏在家里唯一的一张桌子上写东西，吃年饭了，妻子叫了我几声我没有听见，妻子火了，抓起我的稿子就往炉膛扔。我火了，和她打了一架。妻子气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家这个样子了，你还天天只知道写，别人家过年大鱼大肉，你看我们家吃什么，我辛辛苦苦搞好了，还要受你的气……”妻子哭了起来，我这时才想起今天过年，家里仅有妻子从街上砍回的两斤肉，两个孩子眼睛直瞪着刚出锅的肉发呆，我们已有半年没有吃肉了啊，我一阵内疚，抱头大哭，我对不起他们啊。那一刻，我发誓，我一定要成功，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不管怎么艰难，我也要坚持，我要让我的孩子过上好日子。日子就在吵吵闹闹中过去了，最后发展到一家子矛盾不断，总是吵架。不久，我在广东呆不下去了，就带着老婆孩子回到老家邵东。

　　回到邵东后，他们依然反对，我依然要面对着没有休止的烦恼，也幸亏废品站的那一帮大姐不断鼓励我，支持我，我才没有倒下去。然而，我的心情却一天比一天差，常常想找一个至亲的人吐吐心中的苦水。他们不准我搞写作令我痛苦万分，我一方面要承受生活的压力，一方面为自己想干的事情干不了而痛苦。我想，假如我的父母还在，他们就一定会支持我的，假如这时候有人能够来安慰我，给我以关怀与鼓励，我一定会成功的。想来想去，我决定在报纸上打广告找一个长辈做我的父母，我不图他们什么，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在我失望与彷徨的时候关心我，安慰我，给我以言语上的鼓励，给我以心灵上的关怀，在我落寞的时候给我以精神上的支撑，并支持我的写作，能在我的写作路上帮我一把。我准备在条件好一点了的时候，40岁前要写一本书，40岁以后要写10本书，我相信我一定能。我有这个决心。

　　邻居说：谢的想法太荒谬

　　谢建国现在一家四口租住在县城的民房里，房租每月45元，生活费，水电费每月加起来要300至400元。而如今，他们俩口子每天所有的收入也只有15元左右。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一个仅读过初中的补鞋匠仍做着想起来不太可能实现的作家梦。谢妻罗美群谈起丈夫这种在她想来几乎是天方夜谭的想法表情近乎漠然。她说：“他写作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他又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谁愿意来做他这种人的父母，退一步讲，就是有人支持他，能够找到父母，他就一定能当作家么？”罗认为丈夫目前最要紧的是多挣钱养好这个家。

　　谢的邻居王某对谢的做法也表示了反感，他说：“一个大男人，老婆孩子几乎饭都吃不饱了，还要在这里瞎折腾，简直是不务正业。”

　　临别时，记者问谢建国：“像你这样只有初中的学历，你认为你能够做出像你说的那样40岁前出一本书，40岁后出10本书的成绩来么？”谢说他能，他有把握做到。记者问他有什么理由让他这么自信时，他说：“我有这种毅力与恒心，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我一定会成功。”最后，记者问他：“假如这次没有人来应征做你的父母，你会失望吗？”谢说，失望，但不会伤心，再怎么样，写作还是要继续下去的。他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会有人支持他的。

　　谢建国的勇气让人佩服，他会成功吗？

　　(附记：目前，谢建国的广告登出去后，已引起了人们的关心，并有人专程到《邵阳广播电视报》询问情况，但还没有人直接与他联系。谢建国还在等待之中。)

　　编后：我们这个时代需要　什么样的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曾经是一个儒雅的名字。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新时期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亿万青年学生以阅读文学作品、当文学青年为荣，甚至于将“热爱文学”作为找对象的一个筹码。然而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当商品经济的大潮风起云涌并使我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曾经辉煌的文学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逐渐退居边缘，文学青年似乎也逐渐成为时代落伍者的代名词、甚至于成为世人嘲笑的对象。但即便如此，一些青年仍然耐住清贫，坚守自己的信仰，执著而艰难地苦苦追求着文学。在他们眼里，文学依然神圣而美丽。然而在世人的眼里，文学青年却如这个时代的“堂·诘珂德”那样，令人不可思议。在如今这个越来越讲求务实和实惠的时代，世人的这种眼光当然也无可厚非。原因显而易见：当你居着无所、生活堪忧而文学又不能给你带来足够的实惠的时候，如今都将生存视为生活中第一要义的人们，有谁愿意与你为伍呢？但反过来看，当人们都注重物质追求甚至沉湎于吃喝玩乐且近乎醉生梦死的享受的时候，这些耐住清贫执著地孜孜以求于文学的人，其精神似乎又不可否认、甚至还显得有些可贵。那么，对于像赵京辉、谢建国这样的文学青年，您到底怎么看？您身边是否还有像他们这样穷困潦倒却仍执著并痴迷于文学的青年？您支持他们的这种追求吗？您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文学青年、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青年？请来信谈谈您的见解，信封上请注明“关于文学青年的讨论”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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