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佛

　　笔名：乔林、布克尔等

　　哦，月儿又要圆了。天色是那么清静、安详，一如母亲的脸。举目远眺，俯首沉思，目极之处，显得若隐若现，神秘莫测，今夜我的心———仿佛乘着月光又飞回了远远的故

乡！

　　母亲是在农村长大的，少年就缺少父爱，母亲说姥爷是个赌鬼，挺富裕的家业让姥爷一夜之间输了个精光，六七十亩地、三挂大马车、二十几间瓦房全抵押了。姥姥被气疯了，整天价不吃不喝，怀里抱着吃奶的小姨到处乱跑。不久，小姨死了，姥姥也死了,姥爷只好带着8岁的小舅闯了关东，孤独的母亲只好寄住在出了五服的叔叔家。万般无奈，18岁时，母亲就嫁给了父亲，成了石家13口人的当家人。一年365天,照料公公、婆婆、大伯哥和小叔子，还有一个常年卧床的爷爷。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全挂在母亲的心上。院子东侧是一条河，河堤上有片菜园子，种了不少的瓜果梨桃，母亲却没有吃过一根直溜黄瓜。后来爷爷和公公先后去世，大伯子又被抓了壮丁，可他受不了那份洋罪，偷跑了回来，被乡里诬陷偷走了一支枪。赔款！

　　为了凑钱赔偿欠了债，母亲和父亲去上海永茂功做翻砂工。后来又到奉天(沈阳)，辛苦积攒了三四年的血汗钱，母亲带着父亲的厚望回乡还债。一路上由我父亲的舅舅照顾，却困在了锦州，三天三夜没吃上一顿饭、喝上一口水，怀里还抱着奶的五哥。等平安到达天津准备兑换金圆券，没想到父亲的舅舅是个大烟鬼，偷走了父母的积蓄抽了大烟。可怜的母亲两手空空地从天津一路哭着进了村。五哥发起高烧，没钱治疗，4岁的五哥也因此过早地病逝了。

　　后来，我跟二哥经常问起母亲：您那时要是跟蔡会长去了县里学习，说不定……母亲说，说不定早死了。我要走了还能有你们？死，倒不怕。唉，也怪我太傻，不应该跟你奶奶说。他们设了圈套欺骗我。我那时一心想抗日，想成为蔡会长那样的女英雄。母亲虽然言语不多，但从目光里我能读出一种无法挽回的遗憾。母亲和父亲闹矛盾时，母亲就叹息：真后悔那时不去学习，要是走了多好！除了遗憾，母亲还恐惧饥饿，那是来自很特殊的战乱时期和“低指标，瓜菜代”年代，那时我正吃奶，母亲的冷泪常常打在我的脸上。

　　那时候，树皮都被扒光了，棒子秆磨碎也当了粮。偏赶上分别二十多年的姥爷，带着孙子从东北来看她，幸亏母亲还存放着几个南瓜。姥爷只呆三天就走了，母亲也不留。我以为是母亲恨姥爷当年好赌，忘不了自己的孤苦命运。但母亲在临终时说，那一年，你姥爷大老远地来看我，家里正饥饿，我都没能力给你姥爷吃一顿白面馒头。

　　石家大院靠近一个池塘，谷雨前后，母亲就把南瓜籽泡在蓝花大瓷碗里，等待发芽。然后再种在畦里，刨畦、施肥、浇水，从春天到秋天，那是血汗和欢乐累积的时光。南瓜开放着金黄色的花儿，母亲教我顶心、压腕，把长长的南瓜秧尖掐掉，这样结出的南瓜才能长成。母亲担一副水桶，我拿着一个小盆儿浇水，池塘映着幽静的蓝天和白云。

　　母亲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没能实现奋勇杀敌的愿望，也没能成为女英雄，一直为此遗憾不已。“文革”中，有人来调查蔡会长的情况，问是不是在那个年代叛变过共产党？母亲说，她是英雄，号召妇女放脚、学文化，还宣传抗日。她挖地道累得吐了血，被叛徒出卖后，至死没叛党。日本鬼子给她穿了“红线”(红线就是用铁丝穿过肩胛骨，押着走)。县大队的人来营救，双方开了火。蔡会长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母亲没犹豫就在证明材料上按了手印！

　　我因搞创作，从工厂调到文化馆，春节回家省亲，我就给母亲朗读我的诗歌。父亲却说，在工厂多好，到文化馆能挣几个钱？母亲说：都像你行吗？斗大的字不识两升。

　　母亲患有哮喘病，这是她饱经风霜和战乱年代留下的病根。1985年春天,一躺就是三个月，她说什么也不吃药。我们哥儿几个跪在她面前，求母亲治疗。母亲却说：我是那年困在锦州追赶火车时，饿出来的喘。心脏也累坏了，跳起像打鼓一样。白花钱，治不好的。噢，对了，我死后，你们别哭，好好过日子。

　　三年后的一个春天，母亲又一次病倒了，我赶到家时，她还能说话。半个月不吃不喝，最后连药液都输不进去时，母亲便静静地睡去了。

　　我的母亲就是在病中，还给村里孩子扎针看病。母亲喜欢给人看病也乐意助人，应该属于自学成才之列。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妹6人，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是死于没钱治病,都是因为那个苦难年代。

　　我在外工作后，春节总要回趟家，而每当告别时，母亲都会执意送我，她的白发被寒风吹乱，她捂着嘴。我知道母亲哮喘加重了，我在车上看见她一直挥着手，我的泪水潸潸而落。

　　回想起母亲，我就想得好好生活，好好创作以报答母亲——含辛茹苦的母亲。因为母亲的爱像阳光，一直温暖着我那颗孤寂与不肯屈服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