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校长先生，我们知道一个故事：十九世纪末，“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先生找到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先生。洛克菲勒问，我想建世界一流大学，您告诉我需要什么条件。艾略特先生的回答是，你需要二百年时间，需要巨额美金。这次对话的结果是，洛克菲勒先生转而向芝加哥大学捐赠巨款。事实上，芝加哥大学只用了二十年左右的努力就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1962年，著名的史学家弗莱德里克•鲁道夫在他的《美国大学史》一书中也讲到，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前景和方向的形成过程中，没有哪一个时期的影

响可以和芝加哥大学的创建时期相媲美。我们很想知道，是什么造就了芝加哥大学早年的飞速发展？

　　唐•兰德尔：尽管大量的资金对于芝加哥大学的发展既不是充分条件，也几乎算不上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之时，确实需要并拥有了大量资金的支持。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洛克菲勒先生的慷慨捐赠，也来自热心公益的芝加哥人的慷慨解囊，他们之中既包括基督教组织浸信会，也有犹太人社区。但财政基础仅仅为大学的成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

　　非常幸运的是，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威廉•哈伯先生具有非凡的志向和热情。哈伯校长把他的主要精力和全部热情都投入到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中，他的目标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以本科生为主的学院，然后让它慢慢地发展成为一所大学，正相反，他的计划是让芝加哥大学在建校的第一天就以一个羽翼丰满的大学的姿态出现，并且将英国式的本科学制和德国所崇尚的研究型大学相结合。

　　这个计划在当时被认为太过激进，不少人认为是很愚蠢的计划。但幸运的是，当我们认同，只要有宏伟的目标和充足的资源便可以将一个杰出的计划变为现实时，哈伯校长同时拥有这两个法宝。因此，芝加哥大学迅速发展成了一所一流大学，这一方面得益于具有发展一流学术思想和教学方法的可能，另一方面依靠充足的资金。

　　访：1892年，哈伯校长在第一任教务会议上曾说过这样的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具有相同的精神和理念，尽管我们不一定能有相同的见解。”2000年，在您的就职典礼上，您也曾提到，“这短短的一句话，自第一次校务会议的108年以来，已经指引了芝加哥大学的十一任校长。”我们想知道，您所讲的指引了芝加哥大学十一任校长的，究竟是什么？

　　唐•兰德尔：芝加哥大学的校训是“提升知识，充实人生”。《芝加哥大学课程和科目》中的《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一章对芝加哥大学的精神和理念作了最佳诠释。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很多名人都曾参与芝加哥大学本科课程的设置，他们中包括威廉•哈伯校长，罗伯特•赫钦斯校长，爱德华•列维校长，但是，芝加哥大学所推崇的精神和理念并不仅局限于个人的发展或者某种目标的实现。确切地说，芝加哥大学的课程致力于探索“最有价值的学识”，这种理念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学术探讨和重新检验，而这个过程本身也是芝加哥大学致力学术探索的一部分。

　　芝加哥大学的精神和理念，在本质是一种自发性或者说渴望性，这种自发性和渴望性一直激励着芝大人,以他们经过训练的头脑积极参与到学术辩论和学术探索当中。那种对持有不同见解的人进行指责和批判的倾向，是有悖芝加哥大学的精神和理念的。

　　访：校长先生，根据目前的统计，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和校友中诺贝尔奖得主有78位，这个数字超过了哈佛大学。在您看来，科学研究尤其是顶级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唐•兰德尔：中国有句成语，人以群分，杰出的人通常愿意和其他杰出的人一起工作，从这点来说，每一位学者和学生的成就，对于芝加哥大学而言都是一个绝佳的广告，吸引和鼓励那些杰出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毫无疑问，捐赠者们也愿意看到他们的馈赠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并且物有所值。学者和学生的成功，可以为大学吸引更多的捐赠，如此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但是，科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并非体现在学校内部，而是体现于科研对于整个社会的贡献。当芝加哥大学发现了同位素测年法的时候，当实验室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发明了磁共振成像和互联网络技术的时候，全世界几十亿人都成了这些科学研究的受益者。当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和他的同僚们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并创立了举世皆知的芝加哥学派的时候，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并且接受世人的尊敬。

　　然而，正如弗里德曼的同僚、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教授最近提到的那样：“经过近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的生活有了一日千里的变化。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弗里德曼这个名字，但是这些巨大的变化和弗里德曼教授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贝克尔教授的这席话肯定了芝加哥大学的成就，增加了大学的威望，更重要而且令人欣喜的是，他让我们意识到大学的科研工作，可以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作出自由选择，并且让他们自己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访：您刚才提到了我们感兴趣的另一个话题，就是互联网络，我们知道，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等名校曾在网络公司UNext的旗下组成卡丁大学，专门提供网上商学教育。然而，这种打上常青藤商标的知识产品并没有受到如期追捧，随着网络经济的泡沫出现而黯然收场。事实上，2002年，美国高校在上世纪末建立的网络远程教育机构几乎全军覆没：杜克大学的网络合作伙伴倒了，纽约大学在线倒了，马里兰大学在线倒了，宾大华顿商学院的网络合作伙伴宣告破产，哈佛大学、北卡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网络合作伙伴也改名换姓并宣布退出高等教育领域。您从中获取了什么经验？我们对这个问题关注，是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网络教育的推广期。

　　唐•兰德尔：的确有很多知识都可以通过远程教育来实现教与学的目的，但最高层次的教与学需要充满热情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一直以来，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如何将现代的技术和教师们丰富的经验、充沛的热情，以及无限的启发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另外一个困境是，要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商业模式，既能维持远程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又不需要大量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

　　远程教育对于推广教育的普及程度，尤其对于那些不能到大学攻读的学生们来说，的确是很有价值的。但如果教育的目的在于激励学生积极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的话，那么教育者们必须要在远程教育的过程中真正增加人的因素。

　　访：面对那些优秀的前任的精彩故事和人们的期望，您感受到了压力吗？美国著名教育家，芝加哥大学的前校长罗伯特•赫钦斯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学需要有一个目的，一个最终的远景，如果它有一个远景，校长就必须认出这一远景；如果没有远景就是无目标性，就会导致美国大学的极端混乱。”您的远景是什么？

　　唐•兰德尔：刚才我提到过，一所大学的成就来自于很多杰出人才的共同努力——而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学者们——任何一位大学校长在他们的工作中，所起到的都仅仅是支持和辅助的作用。能意识到这一点，作为大学校长，我的压力就可以减轻很多。

　　除了优秀学者对学校的贡献，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些很好的传统，保证了大学的可持续发展，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芝加哥大学不会告诉学生应该思考什么内容，而是引导学生应该如何思考。我们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探索真理的能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甚至相信这些能力。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相信，基本真理超越于人类的理解范围之外，或者认为那些基本真理恰恰证明了即使是最聪慧的人，所接触到的也只是伪真理或者模糊真理，这种基要主义以各种宗教的或世俗的形式存在着。世俗的基要主义更为危险，因为这些世俗基要主义更难被人们发现。在教导学生具有探索精神时，这些正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这将我们的话题又带回到教育的重要性上来。我认为，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得公众具有一定的知识，并且提出有建设性的问题。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国家公民，使他们能够从复杂难解的问题当中探索真理，揭露伪真理。我们希望，大学能够为公众提供一个探讨思想的场所，而不是充满了简单的重复教学和点名，这种探讨的精神是芝加哥大学的一种信念。虽然有时，探讨的结果会使得我们和我们的朋友都很不舒服，但这种探讨的基础正是那些懂得“如何思考”的国家公民。

　　访：很多人都认同，募款已成为大学校长的重责大任，有人甚至认为，由于募款的责任之重，大学校长愈来愈像四处延揽生意伙伴的企业主，而不像提供整个社会智慧的公共知识分子。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芝加哥大学在筹款中遵循哪些原则？

　　唐•兰德尔：在当今这个时代，筹款的确是大学校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其说筹款活动和教学科研活动是相背离的，不如说筹款活动恰恰是为教学科研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行性。我来举一个例子：2004年5月，芝加哥大学在法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科研和教学中心，当时一位法国记者曾经问我，“你们是如何为这样一个毗邻法国国家图书馆又地处法国新兴学术中心的研究中心筹措资金的？”。我的答案很简单：私人捐赠。这种答案在法国，或者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是毫无先例的，但通过私人捐赠，美国已经建立了很多为世人所熟知的一流大学，而且这些私人捐赠也将保持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大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残酷而激烈的竞争。我们每天都要为学校最主要的资产——为数不多的世界级人才——参与竞争，而我们的主要对手是少数比我们资金实力更加雄厚的大学。

　　芝加哥大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重点项目的大力投入，我们把可利用资源都集中投入到核心项目上，尽管相对于其它一些大学而言，我们在资源上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这种集中投入策略仍然存在着局限性，因为这个策略并不足以保证芝加哥大学继续吸引最好的学者、员工以及学生，进而保持我们作为一个最富知识创新性的大学的领头羊地位。但幸运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学人们创造并且保持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芝大人不断地用更杰出的想法来挑战现存的杰出思想，并且将人类的思想升华到前所未有的境界，这正是芝加哥大学名副其实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使得芝加哥大学的筹款活动受之无愧。

　　访：我们发现，芝加哥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与其他学校不同，约4400名本科生和9000名研究生，对此您有怎样的考虑？

　　唐•兰德尔：在大部分的美国大学，本科生的数量都会远远超过研究生的数量，芝加哥大学在这一点上是截然不同的，这也被许多人所认同的芝加哥大学比大多数美国大学都要严谨的原因之一。

　　大比例的研究生为芝加哥大学创造了一种十分浓烈的学术气氛，而我们的本科生也毫不逊色，和那些小规模高标准的文理学院类似，我们的学生也享受着类似的利益，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和教师接触，也有机会接受更多形式多样的课程。与此同时，芝加哥大学的文理学院存在于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之内，这给文理学院带来了很多其他文理学院所没有的优势。在芝加哥大学，很多给小班级授课的教授往往都是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们对于创造并分享新思想充满了热情，并且致力于突破研究领域之内那些为人所熟知的界限。现代大学之中有很多模范和表率，但我相信，很少有哪一个大学如同芝加哥大学一样，把两种迥然不同的制度的优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学术氛围。

　　访：谢谢您的精彩回答，我们想知道工作之余您有什么爱好？

　　唐•兰德尔：我对音乐的喜爱已经远远超越了我的学术研究范围。事实上，我对所有的音乐都充满兴趣，尤其是爵士乐。此外，我还喜欢摄影、天文、航空，当然我也喜欢广泛地阅读各类书籍。

　　访：您做过退休之后的打算吗？

　　唐•兰德尔：我想，如果我进入了其他的一些行业，我现在也会很快乐。刚进入大学时，我曾经想过要攻读法律，并且成为一位法官，但遗憾的是，很少有某种行业是可以在退休之后才从头开始的。2006年夏天，我将在芝加哥大学的任期结束后，前往梅隆基金会，就任主席一职。对我来说，这是个全新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不再是进行筹款，而是对其他机构和个人进行拨款。不过，这显然不等同于退休，一个学者是不会真正退休的。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工作岗位，我也会继续思考关于音乐的问题，撰写相关的文章。我相信那个时候，我有更多的机会来发展我的兴趣爱好。

　　访：我们相信，会等到您的好消息的，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

　　唐•兰德尔：

　　1941年出生。曾先后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士学位、艺术学硕士学位，1967年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1968年，应邀前往康乃尔大学音乐系执教，在随后的32年里，先后担任音乐系主任、文理学院副院长、副教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1995年，出任康乃尔大学教务长。2000年7月开始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一职。

　　唐•兰德尔先生的研究领域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和法国音乐。作为一名音乐学家，他的学术著作涉及中世纪礼拜圣歌、阿拉伯音乐理论、拉丁美洲流行音乐，以及十五世纪法国的音乐和诗歌等。他还曾主持了编辑了《哈佛人物传略辞典-音乐卷》、《哈佛音乐与音乐家简明辞典》及《哈佛音乐辞典》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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