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启

　　母亲离开我整整二个月了，可每当我想起母亲总是泪水模糊双眼，一种难以言状的自责深深的折磨着我……

　　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细算起来只有十四年的时间，虽然这短短的十几年是在

北京渡过的，却是母亲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光。因为从我记事开始，爸爸就常年在野外陪同苏联专家勘察设计，从三北防护林、到东三省的森林总体规划设计，一年到头很少能看到父亲几面，只知道家里缺衣少吃根本就养育不起六个孩子。母亲怀我的时候医生说她已经贫血，我是一个把母亲身体里最后一点营养都熬干了的小“讨债鬼”。可就是这个小“讨债鬼”却在六个孩子当中生命力最强。生我的时候，母亲身体虚弱，没有奶水，我是靠喝米汤、白菜水长大的。当我三个月大时，母亲要工作养家糊口，只好用一根绳子系在我的腰上，白天任我自己在地上爬。到我大一点时，看到的就是母亲白天做工，晚上还要在灯底下给孩子们缝补衣裳。有一年，我和大哥二哥一同出麻疹。大哥高烧了几天后死在了家里，是母亲抱着我和二哥去医院用自己的四百毫升血救了我，母亲总说我的性格最像她。

　　六十年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母亲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挨饿，自己却日夜操劳。晚上，当我们都睡着了之后她悄悄的去火车站卖苦力卸白菜，因为一晚上的苦力能换回一筐珍贵的白菜叶。早晨，姐姐用白菜叶熬着玉米粥，母亲合衣睡在炉灶边的情景还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

　　俗话说“天灾挺的过、人祸躲不过”。三年自然灾害总算熬过去了，可文化大革命却又来了。难得见面的父亲这回是全天候在家，今天被单位的造反派拉出去；明天又被红卫兵揪过来。本来就花白的头发被剪成了“飞机头”，牙齿也掉了好几个，至到有一天父亲被几个造反派拖回家躺在地上不能动，因为五根肋骨已经被人踢断。晚上，父亲躺在床上吃力的给母亲擦着眼泪小声说：“不要为我担心，我常年在野外跟野兽打交道，这点伤算不得什么，在这个动乱的时候只要全家在一起就什么也不怕”。母亲只是默默的点头、无声的流泪……

　　等到父亲稍能活动，单位即通知我们全家限期随同一批被改造的对象，集体流放到内蒙古最靠近苏联的那个地方集中改造。对于那个陌生的地方父亲曾去做过资源勘察设计，他告诉母亲，北京的十月不用穿毛衣，可那个地方已经是冰天雪地。焦急中的母亲步行了一夜把大姐和大哥暂时安置在了亲戚处，又用祖上留下的一点首饰，为我和二哥二姐赶制了几身厚棉衣，在造反派的押解下全家踏上了流放的路。一路上，母亲冻的簌簌发抖，可她却始终把孩子们紧紧的搂在怀里，母亲怕我哭闹，便不停的给我讲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讲大草原如何山花烂漫、牛羊遍地走……

　　火车到站了，父亲又被集中看管。而家属却被安置在工人居住区内的一排排土砖房里，母亲不知从哪儿买回了一筐土豆一筐煤，望着炉堂里红红的火苗，一阵阵烧土豆的香味驱走了缠绕我几天的饥饿和寒冷，也使我渐渐的忘记了遥远的北京，我倒在母亲怀里睡着了，那一年我九岁。

　　熬过了第一个冬天，春天来临的时候，母亲带我到野外采集山野菜，我也渐渐的和当地的孩子交上了朋友。从此，母亲和姐姐再也不用上山了，因为每天天刚亮，朋友们已经带着我出发了。饿了，吃些野浆果，渴了就喝山溪和草上的露水，每天一小面袋野菜、野果、野鸟蛋，吃不完就晒成干冬天再吃，这样的生活觉得确实像母亲说的一样比在北京有意思。可我那里懂得，那个年代父母亲完全是为了我们姐妹五个小生命才咬紧牙关活下去。

　　一天深夜，母亲把我从熟睡中摇醒，朦胧中我看到几个阿姨在看着我，母亲小声跟我说：“孩子、阿姨们都知道你胆大伶俐，你不是常偷看你父亲在野外集体劳动吗，今后你要想办法替大人传递些家信，在野外你会想出办法的”。我确实做到了，每次我都能躲过看守的眼睛，此情此景永生难忘！

　　三年后，父亲可以回家了，新的劳动内容是冲洗工人居住区的公共厕所。每天，父亲回家之前都把身上洗的干干净净，姐姐给父亲洗衣服，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那几年学校都停课了，晚饭后父亲给我们上文化课，当时只觉得父亲讲的历史和数学挺有意思，还有母亲常常给我唱的那些歌：“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冬天，当大雪封门的时候，我就依偎在母亲身旁，半天、半天的坐在火炕上听母亲讲她知道的一些故事，别的故事母亲讲过二遍就不提了，唯有乌鸦反哺的故事母亲总是说不完。母亲说这个故事也是她的妈妈讲给她的：“一棵长在村头的白杨树上，生活着几只乌鸦，本来乌鸦的叫声并不讨人喜欢，可村子里的老人却从不嫌弃它们，因为它们也是一家。每年春天，当杨树刚刚发芽的时候，人们常常看到老乌鸦前胸的黑毛总是光秃秃的，粉红色的前胸血迹斑斑，因为老乌鸦要用嘴巴衔下自己的羽毛为小乌鸦絮窝，老乌鸦每次外出捕食回来都要把胃里的食物呕给小乌鸦吃，即使没找到食物，老乌鸦也要呕出些胃液给孩子。在鸟类动物当中，只有乌鸦的母爱最无私。而当小乌鸦“长大成人”后，当自己的母亲老了没有了捕食能力时，小乌鸦也会像当年母亲哺育自己一样，外出捕食、甚至用自己的胃液来哺育年老的母亲，这就是乌鸦的反哺。乌鸦的行为成了活教材，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所以村子里的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人去打扰这些乌鸦”。

　　十三岁那年，当地人都知道有个喜欢在野地里唱歌的小“北京”，没费什么周折，在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的时候，被部队文工团带走了。我是全家第一个走上独立生活的孩子，在我离家后的几年中，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陆续的离开了父母。五个姐妹流落在五个地方，先后都有了自己的家。一转眼，我也离家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总是父母来看我的次数多，而我却总是认为工作忙回家的少；总是父母来信的次数多，而我却回信的次数少。后来，电话方便了，也总是父母亲说的多；而我说的少，因为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丈夫，我的心已经不在父母身上了。哥哥、姐姐们因为离家远还不如我与父母交往的多。十年前，父亲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心脏病突发死在了母亲的怀里。我只记得父亲跟我通电话时曾说：“今年是我跟你妈结婚50周年，我想带你妈去杭州玩一玩”。我答应父亲，到时我会陪着他(她)们一块去，没想到这竟然是父亲跟我的绝别！

　　父亲去世时，我们五个兄妹小聚了一次，主要是商量母亲的抚养问题。本来该是商量如何让母亲得到儿女更多的爱，可不知怎么的却变成了抚养费的“竞拍”会。母亲执意自己单独过，并重重的甩出一句：“当年我真不如把一个儿女留在身，哪怕是嫁给一个农民也比今天幸福啊！你们有谁能真正知道我做母亲的心啊！”

　　儿女们以为钱可以给母亲带来幸福和快乐，可母亲只是把我们每个人的汇款记在

　　三个月后，母亲被诊断出乳腺癌晚期。接到噩耗，我请了长假连夜赶路，把母亲送进最好的

　　母亲的病情发展很快，所有的治疗药物都用上了，二哥特意从美国带来了药品和现金，可母亲根本就没用上。夜里，当母亲痛苦的时候，我把母亲抱在怀里，一口、一口的喂母亲喝果汁，跟母亲讲我离开她这些年的生活、讲我的孩子，母亲勉强忍着病痛，笑着对我说：“咱们家也出了一个小乌鸦，如今也学会了乌鸦反哺，妈妈知足了……”。母亲从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开始给我讲做人、做动物的最普通的道理，而我却用了整整四十年才明白，父母给了我血肉之躯，我却在不知不觉中任由自己的热血慢慢变冷。此时此刻，当我真真切切体会到金钱代替不了亲情，更买不来感情的时候，母亲却没给我多少报答的机会。弥留中的母亲仍然不停的在说：“打电话、打电话，不容易啊！不容易！挺好的、挺好的，看不见啊！看不见”，我知道，那是母亲在即将踏上天国之路时，仍然割舍不下对万里之遥二哥的一份牵挂。母亲走的前一天，二哥在电话那边一遍、一遍的呼唤母亲，而母亲只能张大了嘴，发出啊、啊的声音，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

　　按照母亲的意愿，她老人家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南国的西禅寺。母亲是本着“忍天下之能忍、善天下之所善、放下一切普渡众生”而到了她想去的地方。榕树下，菩提树边，禅院声声，冥冥中脑海里反复浮现着乌鸦反哺之情。母亲、愿您在天之灵能够听到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