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劣分子”——“右派”——“极右派”

　　这与一场税收方法之争有关。大上海是按照解放区“民主评议”的办法，口头协商议定各家企业的应缴税款？还是派出财税专管员和注册会计师，去各家企业查账，根据税率来征收税款？上级部门坚持采用解放区的办法，理由是资产阶级的账簿不可信，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册会计师也不可信。顾准却顽强主张由他制定且已实施的后一种办法，并在辩

论中态度激烈。虽然今天全中国税务系统，都沿用顾准行之有效的税收办法，但在当年，他却因此被视为“目无组织”的“恶劣分子”。

　　1952年2月29日，在没有公布任何事实的情况下，顾准被冠以诸多罪名：“妨碍‘三反’运动，及在思想上作风上一贯恶劣”，“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被登报撤销一切职务。

　　顾准后半生的多舛命运，从此开了头。

　　1957年，顾准刚完成那篇呼吁以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与流通的“市场经济第一文”，便在中科院资源综合考查委员会副主任的新岗位上，因抵制苏联专家在黑龙江水资源开发问题上的沙文主义，被上纲为“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又因他曾倡导民主社会主义及市场经济，公然发表同情葛佩琦等知识分子“右派”的言论，并曾经议论毛主席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被康生亲自点名：“新账老账一起算”，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劳改。

　　顾准在商城劳改期间，遭受了种种令人发指的非人待遇，经历了他自称的“恐怖与屈服时期”，却在拼死捍卫人格底线之际，以思想日记的形式，写下他对“斯大林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批判。他批判依据的素材，主要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他所在的被誉为“共产主义第一实验田”的信阳专区，从人民公社化高潮迅速转为全局性特大饥馑，因“人祸”而在短期内饿死近百万民众的严酷现实。顾准无比沉痛地写道：“产量的谎报，真是大苦我民了”；“愈是不按价值规律……愈为严重”；阶级斗争“再斗下去，无非是斗自己而已”……于是，顾准紧裹肮脏的破“棉猴”，蹲坐在铁佛寺集中营预言：未来的中国，必然朝着“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发展，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代我们确定的。他并以憬悟之心对自己说：“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与东西方渗透论，很有兴趣的题目”……

　　中科院组织恐怕顾准会饿死在信阳农村，于1960年初，把他转往北京郊区劳改。顾准告别铁佛寺集中营时，紧紧捂着腰间的破挎包——挎包里有他珍贵的日记本，和当地“右派”徐云周送给他、可当一顿饭吃的胡萝卜。顾准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离开信阳农村时，“一种悲恻的情绪几乎把我浸透了”，“我禁不住一阵阵地心头绞痛，我真怀念农村的人们啊！”的确，顾准今生今世再也忘不了革命胜利以后的“信阳事件”了。可以说，是信阳民众的血泪和怨灵，推动他站到了思想家的神圣位置上。

　　在“七千人大会”后一度宽松的氛围中，1962年5月，“摘帽右派”顾准，回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所长孙冶方和政经室主任骆耕漠，都是他的老友；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前总书记张闻天，则是他的新同事。在被老友和同事保护的环境中，顾准除了潜心研究民主社会主义重大课题外，再次呼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并呼吁反对工业损害农业，以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不是政治挂帅来促进农业增产；呼吁重视南斯拉夫等国“离经叛道”的经改与政改经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准在这段时间，还精心翻译了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国内首译本)，以此提醒对民主政制认识不足的国人，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首赖民主制衡与法律主治的制度建设。而追求乌托邦式直接民主，潜伏着不容低估的危险，严重时可导致大规模政治动乱。顾准其实就是以理性拓展的历史眼光，对可能以群众运动方式，再次追求公社化与直接民主化的“文革”，发出了预警。

　　请看顾准精心翻译的这段文字：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各种职业的人，都将“进入某种癫狂状态，企图引导他们走向理性论证，只能更加煽起他们的兽性”。那时，“公民在政治事务上，会屈服于超理性或非理性的成见和冲动”。那些“对控制政治戏剧，或在这场戏剧中对买空卖空有兴趣的人们”，就愈加能够改变甚至“创造出人民的意志”。“人民在短期内是可以一步一步被‘牵着鼻子’，走到他们真正不想要的某种状态中去”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预先健全民主法治制度。

　　可是，未待这部译著出版，顾准便因不断“唠叨”信阳事件，以此证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张闻天是大错误，并因与清华、北大一些学生进行“出格”的理论探讨，于1965年初，被康生再次点名打成“极右派”。妻子在政治高压下，被迫与他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