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汝岱

　　谭启龙同志是井冈山出来的老红军，建国之初就担任省的主要领导职务，先后当过五个省的省委书记。1980年初调到四川，时年67岁。他满头黑发，步履矫健，精力充沛，平易近人，是省委德高望重的老“班长”。

　　启龙同志到四川不久，即在1980年2月，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主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强调要保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承担起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就必须改革现行干部制度，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解决交接班的问题。启龙同志回来传达时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几十年和平时期的积累，形成干部队伍的逐渐老化，“文革”十年破坏更造成青黄不接的局面，解决接班人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非常迫切，刻不容缓，这个重任落到我们老干部的身上。当时四川省委常委的平均年龄是61.1岁，8位书记平均年龄63岁，省委165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平均年龄58.5岁，3/5的成员超过60岁，成渝两市常委平均57.2岁，省级厅局长平均也有57岁。面对这种情况，启龙同志和省委其他老同志，怀着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干部新老合作交替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来抓。

　　1981年，中央印发了陈云同志《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重要文章，在十一届七中全会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又专门就这个问题讲话。谭启龙和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鲁大东同志开会回来后，加快了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步伐，从1980年4月到1981年底，全省挑选了2800多名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经过省委和中组部领导反复考察和选择，这年下半年开了175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酝酿讨论，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省委常务会通过了增补的候选人名单，报请中央批准，在1982年1月的省委三届六次全委会上进行了选举。在赋予我以省委常务书记重任的同时，杨析综、聂荣贵同志担任了省委常委、副书记，那年我们三人分别为55岁、53岁和49岁。新进入常委的吴希海、伍精华等同志也是50岁左右。

　　这时，省委着手筹备召开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启龙同志在亲自抓工作报告起草的同时，加紧酝酿换届后班子配备和机构改革的方案。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中央领导机构在新老合作交替上迈出了很大步子，小平同志从第一线退下来，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做出了表率。在贯彻十二大精神的省委三届七次全会上，启龙同志提出，开创四川工作新局面，要解决思想、行动、班子、作风这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要按照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搞好交接班，建设开创新局面的班子。他说，正确对待老干部与中青年干部“一退一进”，对我们老同志来说，是一个实际的考验，退和上都是一场革命。启龙、大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积极主动，6月份就表态要退出领导岗位，当时省里和下面不少同志都希望他们留下来“过渡”几年，他们不同意留任，向中央要求两人先退下来，中央原则上同意退的意见，但要他们暂留任过渡，培养接班人。十二大以后，省委连续开了十多次书记、常委会议，讨论省级机构改革，着重研究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的配备问题，会上会下仍有不少同志挽留他们。启龙、大东同志向大家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最后向中央报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按中央原定的办法，谭、鲁留任过渡；另一个是谭、鲁等8名老书记退出第一线，由杨汝岱、杨析综同志分别担任书记和省长。上报时写明：谭、鲁和多数常委是倾向于后一方案的。

　　启龙、大东同志仍放心不下，在方案报出后，又在11月4日联名向中央写报告，再次表明他们的态度，并从四个方面陈述实行第二方案，把步子迈大些的好处：一是主要担子放在中青年干部身上，更能使他们增长才干，锻炼成熟；二是分析了提上来的同志的条件和表现，认为能够胜任，如果过几年才接班，又可能成了过渡性的班子；三是讲年岁不饶人，精力比过去差了，早些交班比较有利；四是四川老干部多，带头退下来更有利于做其他同志的工作，当顾问后仍可在传帮带方面起作用。报告结尾时说：“这个问题我们考虑很久，曾多次提出，现再次向中央提出恳求，请中央予以批准。”11月下旬，到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期间，他们又当面向中央机构改革指导小组汇报了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调整方案，以及省顾委、省纪委、省人大、省政协主要负责人建议名单。

　　那段期间，中央用了很大精力研究讨论省、部级班子的调整方案。中央机构改革指导小组研究了好几个省报的方案后，向中央推荐四川的调整方案，认为：“已报来的几个省的方案，唯有四川的方案，使人耳目一新。”12月1日，中央书记处开会，一致赞成并通过我省的方案。12月7日，中央就四川省领导班子调整发出通知(中发〔1982]52号文件)，把四川方案通报给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党委，通知中表扬四川省委对党政领导班子的调整，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较早，决心下得好，步子迈得大，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年轻化方面有重大突破，并以“思想解放、见高识远”来肯定和评价启龙、大东同志的高风亮节。

　　换届后那两年，彭真、薄一波、宋任穷、万里同志先后到四川，都高度赞扬启龙、大东同志率先退出省级主要领导岗位，积极帮助支持新上来的同志大胆工作，较好地实现新老合作交替，认为这不仅对推进四川形势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全国带了个好头。一波同志还说，小平同志讲新老交替讲了那么久，开始总是推不动。“一退一进”，有人说是进难，退比较容易。事实证明，只要思想解放，放眼全党去选人，进来不算难，实际还是退难。四川打开了这个思路。启龙同志讲得对，担子压在身上，才能培养出来。现在全国基本上采取了四川的作法，交下去比较自然。由于启龙、大东同志的带头，加快了全国机构改革的步伐。

　　启龙同志从一线退下来，担任省委常委、顾委会主任后，继续对我们进行传帮带。他多次在省顾委会议上讲，我们是省委的参谋助手，主要是支持，其次是协助，把委托给我们的事处理好。要又顾又问，谦虚谨慎，不干预现在班子的工作，不当指挥员。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调查研究、联系群众上，从不发号施令，从不批条子。发现了什么情况就在早晚散步的时间跟我边走边说，提醒我注意。他处处以身作则，带头搞好党风。他非常重视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为省委谋长治久安之策，在组织编纂出版了全国第一部省情——《四川省情》之后，除了建议我们组织研究四川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还建议编写出版《蜀乡状元谱》、《天府企业家》，用典型来推动城乡民营经济的发展。1986年离开四川前，他再次分别走访了令他十分牵挂的川北老区和攀枝花、凉山地区，写出了《川陕革命老根据地人民仍然很穷》和《开发攀西势在必行》的调研报告，通过省委和中顾委呈报给中央领导同志，为四川贫困山区和民族地区发展而呼吁、献策。启龙同志十分关心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在组建四川省科技顾问团、繁荣社会科学、振兴川剧、成立四川省诗书画院、发展旅游产业等方面，都花费了不少心血。他用实际行动书写出“绚丽归于平淡”的晚年历史，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们这些后来人是很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