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以淮军发迹，很快便跻身督抚高位。他的后半生执掌国家外交洋务大权凡30余年，在为国家办事的同时，也为自己聚敛了巨大的财富。当时有一副联语流传甚广，道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后句说的是翁同。翁为江苏常熟人，官居户部尚书，户部尚书古时称之为大司农。前句说的便是李鸿章。李系合肥人。李家后人至今保存着李鸿章去世后，其直系子孙遗产分配的合同。合同中提到李家在合肥、巢县、六安州、霍山都有大量田产，在扬州有当铺，在庐州府、江宁、扬州、上海等有大批房产。合同中只提到
不动产，至于金银财宝等动产部分还不知有多少。其钱是怎么来的？当然是为官捞来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有一则评点文字，题目就叫《李鸿章贪财》。李鸿章也确实喜欢钱。出访美国时与美国退休将军威尔逊见面就问，“在美国你很富吗？”接着转而又问现任将军卢杰“很富吗”，由此也可见“钱”在李鸿章心中的位置。据俄国沙皇冬宫档案记载，1896年李鸿章签订“中俄铁路条约”后，就陆续从道胜银行获得了沙俄给予的“回扣”300万卢布！至于他从北洋舰队的军需采购中捞了多少，只有等历史研究专家去考证了。
官场宠辱，瞬息即变。李鸿章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的。1896年冬，李鸿章出访回京第二天，兴冲冲“觐见光绪，呈递国书宝星”。四天后，却“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交部议”。后被“吏议革职，旨改为罚俸一年”。次年，也许是李鸿章最灰心丧气的一年。敏章编《李鸿章年谱》载，“李投闲京师，门庭冷落，对时政颇多愤懑之词。尝自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李鸿章传》，174页)接着，李鸿章又反躬自问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同上，174-175页)……
当时清国如此衰败的症结何在？1895年2月北洋水师战败，丁汝昌退守威海，准备自杀殉国之际，收到日方海军总司令中将伊东亨佑的一封劝降书。书曰：“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2册，第197-198页)伊东中将一针见血，指出清国之所以落败的原因就是开科取士。不知当时的李鸿章是否看到过这封劝降书，但在两年后失宠的李鸿章就说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话。李鸿章叹曰：“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李鸿章传》175页)
李鸿章毕竟是个历史人物，其身影且行且远。今天重温这个历史人物，能从其身上得到一点什么启示，才是最重要的。李鸿章说自己是个“裱糊匠”，其实也正是他自己甘当“裱糊匠”，才使中国的事情越办越糟，终于一败涂地，自己也被定格在那个揪心的历史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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