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继东

　　因为电视剧《走向共和》连播的缘故，晚清人物李鸿章又成了人们争议的话题。梁启超曾写过《李鸿章传》，对李氏作了一番总结：“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

，则吾所能断言也。”(《李鸿章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年10月版，3页)梁启超还说，“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并称李“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

　　我想，大凡读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恐怕都有这种共识。

　　在晚清权臣中，当属李鸿章最有洞察力。正是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进行竞争，此乃中国“数千年来一大变局”，于是才有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现代电信、交通、航运、军备等产业，大多始于李氏之手。但是，主流意识几十年来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欠公允的。历史教科书中的“标准说词”，并非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谁都知道，弱国无外交。在慈禧领导下的清帝国是怎样的一副烂摊子，大家都略知一二。当时李鸿章集总理大臣等要职于一身，面对列强的要挟，也绝非以前所说的那样，处处以“卖国求荣”。1896年，74岁的李鸿章出访欧美，9月2日在美国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的话，就最能体现其大国权臣的不卑不亢的人格魅力。

　　当时，美国通过了一个叫《格利法》的排华法案，剥夺了华裔人在美国的劳动权利，李鸿章很想帮助这些华裔，但又爱莫能助。有记者问他是否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的废除或做较大修改。李鸿章说：“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你们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帝国的回忆》2001年5月北京三联版，339页)李鸿章面对记者，不温不火地说：我听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他们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以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其实，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那么你们将作何感想呢？我还想请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这有什么不好呢？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他们一直以自己所拥有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李鸿章说：“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字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欧洲的前面。……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帝国的回忆》340-341页)

　　李鸿章肯定没有读过《资本论》，但他的话语却包含了对这种价值的评估。当记者问到“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时，他的回答是干净利索的：“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让外国投资清国，不怕丧失主权吗？李鸿章说，“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这也可以说是李鸿章吸引外资的宣言，其原则在今天恐怕也没有过时。

　　当记者问到中国的教育现况时，李鸿章一面承认中国只重男孩教育和穷人家孩子没有上学机会的事实；一面表示将来我们会建立更多的学校，还会建供女孩就读的公立学校，同时肯定欧美的教育制度，表示将学习欧美的适合我们国情的那些先进的教育制度。尤其是谈到美国和欧洲的报纸时，李鸿章毫不掩饰对当时的清国报纸的不满。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帝国的回忆》，342页)李鸿章对清国媒体的批评，至今读来，耐人寻味！

　　当然，这里说“清国报纸”的事，也不排除李鸿章在客人面前作秀，故意说些让客人高兴的话。梁启超的《李鸿章传》附录了敏章编的《李鸿章年谱》。据年谱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十八，李鸿章“以康有为、梁启超逋逃海外，刊布流言，复在沿海一带，倏往倏来，命海疆各督抚严密缉拿二人”。次年正月十五，78岁的李鸿章又“诏命南、北洋、闽浙、广东督抚悬赏十万，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并严令“如有购阅所发报章者，也严拿惩办”。这就和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李鸿章判如两人了。其实他自己就是“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的人，对言论自由实行严厉的高压政策。也许，这就是身在中国官场的李鸿章的两面性吧。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说李鸿章办了许多错事，亲手签订好些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招来骂名。历史地客观地看李鸿章所办的错事，有些的确情有可原，因为一则他是奉命办事；二则清国是弱国，在强敌面前，他李鸿章再想硬也硬不起来。但对李鸿章人品上的缺陷，则没有必要为他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