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改造无法回避

　　总结19、20世纪中西文化论争的历史经验，一个必须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是文化、学术积累不足的中国知识阶层，往往要在面对世界性的难题时作出自己的选择。走错一步，就要付出极大代价。在这个领域，特别需要的是冷静、理性、自由争辩。

　　从20世纪之初开始，既缺乏管理经济和社会的实际经验，又没有系统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的孙中山就鼓吹“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其文化底蕴直接渊源于《礼记·礼运》对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的描绘，加上一个美国三流经济学家关于土地国有化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设想。

　　20世纪一个世界范围的论争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在频频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面前，在前苏联蓄意掩盖真实情况和大肆宣扬计划经济的成就的背景下，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几乎异口同声，主张中国应该采取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的道路。张君劢、张东荪、马寅初、翁文灏……无一例外！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坚定不移维护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哈耶克。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法治的传统。

　　说到底是中国没有牢固树立公民个人自由及其基础———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服从君上等臣民思想却根深蒂固。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等人好不容易引进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制度，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国民革命中被

　　广义说来，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萌发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虽然屡扑屡起，但迄今还没有很好的完成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

　　按照建设现代社会的要求去衡量，中国文化的土壤是贫瘠的。输入先进文化，改造和清理已有文化是中国知识阶层无法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