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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谈甲午战争:中日双输的历史教训(3)

http://cul.sina.com.cn 2005/03/18 11:27   看世界

  中日都缺乏反思精神,而狭隘民族情绪太强

  记者:东方国家要现代化,都很艰难。

  袁伟时:对。应该把中日的这三次半战争,看成是人类摆脱野蛮所付的代价。要从这三次半战争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日本人应该反省
,它确实自我反省精神很不够。反过来看中国人的反思精神够不够呢?

  很简单的事情就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谁要是讲日本的好话,这个人就是卖国贼。例如,2003年9月18日,日本人到珠海集体买春。其实日本人嫖娼到处都是,什么时候都有。中国人到海外嫖娼的也很多。你说这是违法的,按照既有的法律和条例处理就是了,没有必要提高到两个国家的关系、民族仇恨的高度。说“九一八”这天到中国嫖娼就是蓄意侮辱中国人,其他日子就不是。这种言论太可笑了。修高速铁路,有人建议引进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招来一片谩骂,不是就科学技术论科学技术,太不理性了。就算是敌人吧,学他的科学技术有什么错?何况日本是与我们各方面关系都很密切的邻邦。

  记者: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与日本还是有一段黄金时期的。比如像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同日本政治家的关系相当好,那时候日本似乎是中国的学习对象和好邻居。

  袁伟时:情况比较复杂。义和团事件以后,日本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有一个留学日本的高潮,最多的时候有1万多中国留学生。这个时期还有一批日本学者和教师到中国帮助修改和制定法律,包括帮助中国改革司法制度啊,中国的民法、刑法都是在日本法律专家的协助下完成的。此外,帮助兴办各种学堂,很多新式学堂都请了日本教习,最多的时候约有五六百人。有个美国学者专门写了一部书称这十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

  中国的改革先驱有两个想法:一是认为日本的改革成功,可以成为中国的榜样;另一是认为两国同文同祖。国际关系中,讲的不是种族文化,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孙中山和日本人都讲同是东亚和黄种人之类的话,其实这是一个种族和地缘的假象。相对来讲,那个时候是两国相处比较好的时期。

  另外一方面也有被打败和被掠夺的深仇大恨,不少看见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后写的感怀诗都表达了这种情绪。这两方面同时存在。

  记者:难道那个时候日本政府的思路跟以后日本政府的思路就有很大变化吗?

  袁伟时:到《二十一条》出来。这个好邻居时代就彻底结束了。

  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新政,从1901年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都在推进。这十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期,也是政治制度改革有较大推进的时期。从19世纪一直到义和团运动,那时候中国的一年财政收入大概有6000万两到8000万两。到了辛亥革命前,达到3亿两,这个可都是真金白银啊!另外有几个大动作,一个是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新式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的教育制度为蓝本的。而且日本派了很多教师来帮助中国教学。当然也有英美教师,但日本的占大多数。1909年,有549位外国教师和教育顾问在中国工作,其中424位是日本人。

  记者:是一种政府行为吗?

  袁伟时:日本政府和民间合作。从1901年到1911年,是日本教习最多的年代,他们大多数是在日本文部省支持下,由日本的帝国教育会选派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帮助中国进行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清朝廷聘请的是日本法律专家,给中国官员和候补官员开系统的讲座,讲现代法律知识,并且帮助移植西方的大陆法系、起草刑法、民法、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稍加修改一直延用到民国,包括解放区都曾经用过。所谓的君主立宪,基本上也是以日本的宪法为蓝本。日本民间友好人士还组织了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各地办学,加上其他友好人士,共在中国办了十多所学校,吸收中国人入学。

  记者:我感觉一战之前民众的态度和朝廷的态度比较一致。而到一战之后民族情绪和一些军阀对日本的态度就开始分裂。

  袁伟时:中日双方民族对立情绪那么强烈,我想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日本侵略对中国人物质和精神都伤害很深,而日本政府和主流文化没有深刻反省这些罪行。

  深一层看,这与东方文化带来的盲目的民族优越感有关,公民独立判断的意识很差。日本的教育在价值观上老是强调要忠君、爱国、绝对服从。结果,公民个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就淡薄了。在这样情况下,民众情绪很易被一些政客或极端分子操纵,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

  狭隘、致命的爱国主义是东方文化的弱点。到现在许多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例如中日足球比赛,足球就是足球,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呢?把它提升到国家关系的层面上来,让足球运动员来代表整个国家,这恰当吗?任何人的意见想法我们都要尊重。但是身份却要恰如其分,国务院总理可以代表中国政府,一个平民百姓则只能代表他自己。

  记者:这种爱国主义是不是有它的文化底蕴在里面呢?你看我们的课本里面几乎都是把爱国者放在最高的位置上。

  袁伟时:东方文化总是把集体放在第一位。国家有危难,应该捍卫国家;国家的利益应该维护,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应该理性地判断什么是国家利益。

  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了,那种潜意识里面的天朝主义,要恢复我们大国地位的强烈愿望应运而生。人口众多的中国应该成为经济发达、政治民主、公民自由、实行法治的大国,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应该平等对待世界上所有民族。世界各国公民,都应该平等对待。这种转变,在心理基础上,缺乏足够的教育。

  新的基础上,怎样塑造一个公民的世界观?鲁迅和梁启超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怕中国人消失,而怕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

  记者:不怕中国人消失指的是什么?

  袁伟时:中国人不可能消失。但是,是不是具有世界公民的水平和意识?思想上、知识上、文明程度上,能不能达到世界文明已经达到的水平?他们担忧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

  记者:世界人?世界人这个概念包括同化的意思在里面吗?

  袁伟时:不是同化。但是,对所谓“同化”也要具体分析:

  第一,不要把同化说得那么恐怖。

  如果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把大清帝国的宗法专制“同化”掉,对中国是福音还是灾难?为什么一定要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才叫爱国?据说,目前到处在复制的孔子的标准像是吴道子画的,除了演戏,谁愿意穿上那样的宽袍大袖?13亿中国人中又有几人愿意穿长袍马褂?

  第二,清醒地认识文化更新的规律。

  文化通常是自然淘汰、自然进化的,生的该生,死的该死。在文化领域,受群众喜爱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可能死亡的。反之,无论如何保卫,也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历史上的确有些族群被文化水准较高的族群同化。被同化的族群原有文化便成了保留在博物馆中供人研究的文化。那些消亡了的东西,那些放进博物馆的东西,即使是民族文化也并不可惜。现在还有人愿意裹小脚吗?愿意三妻四妾吗?这些都是地道的中国文化啊!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如何提高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

  第三,像汉族有那么悠久历史的民族不可能被同化,它的特点不可能完全消灭。

  世界上很多著名人士包括马克思都说自己是世界公民。其实这个称号不是少数人的,应该是所有公民都具有的素质。

  记者: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个积极的东西吗?比如三元里抗英。

  袁伟时:当一个国家被奴役,国家没有取得独立地位的时候,民族主义能够动员民众对抗外来侵略者,它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都很容易走向极端,只有把争取国家独立同自由、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结合起来,才会有真正健康的民族主义。

  研究成果表明,三元里抗英很多东西被夸大了,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应该让史学家讲真话,讲实话。通过自由讨论去弄清事实真相不是很好吗?不要用大帽子去压人。真正的史学家,就要说老实话,将经过鉴别的史料介绍给读者。这是对国家对民族最负责任的做法。

    编辑: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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