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中日双输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记者:甲午战争后，双方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袁伟时:不过，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甲午以后，这两个国家都输了。

　　中国固然没有因此发愤图强。甲午战争之后，接连发生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事件这样的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灾难。国际法传进中国60年了，义和团事件中还是将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260多人杀掉，有些还是儿童;围攻人家的使馆;再加上大约杀了几十万中国人，见到中国的教徒和新式学堂的学生、教师就杀。另外铁路、电线以及其他沾点洋气的东西都毁掉;北京最繁荣的前门一带的4000多家商店都被烧掉。如此残忍和愚昧，却至今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革命”，简直匪夷所思！

　　日本除了把台湾夺到手外，拿到中国2.3亿多万两的赔款。这等于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等于中国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要是拿这笔款发展经济，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那就很可观了。但它拿来扩军，85%的赔款都用于扩军和相关的项目，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只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家钢铁厂。这就导致日后侵略别国反过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灾难性后果，同样输得很惨。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甲午战争双方都是输家？

　　袁伟时:是的，双方都是输家。从历史的高度来看，中日两国的四次战争，是人类摆脱野蛮过程中一个令人痛心的记录。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就蓄谋要向外扩张。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中一些错误措施的恶果。日本走上错误的道路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发展经济中没有把提高本国人民的收入、发展各个地方的经济放到突出地位。

　　那时日本人生活是穷困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日两国城市乃至农村生活水平还很相近的。所以相当长的时间里，互相来往很容易，不需办什么签证之类的手续。日本的穷人往往跑到中国来与中国下层民众争活路。在东北和不少大城市，日本人做小商小贩乃至卖淫的都很多。如果走以满足内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的道路，它还有很宽的发展余地。但它错误选择了向外扩张作为主要出路，而且是以侵略而不是和平贸易为主要手段。

　　这是人类的野蛮史的一个部分。不但是日本，很多国家也都是这样，比如英国啦，还有德国啦。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的野蛮性才开始减退。全球化过程加速，开始出现世界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措施，出现世界政府的雏形。联合国，不管它有多么大的毛病，实际上是一个地球管理委员会;经济上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还有国际法院。地球管理机构在慢慢形成。

　　其二，是明治维新过程中他们坚持所谓“和魂洋才”或“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指科学、技术）”的错误方针。

　　所谓“和魂”就是神道:说日本是“神赐的土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万世一系。因此，日本和日本人是特别优越的。这同中国的天朝思想、华夷之辩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它拒绝价值观念和道德的现代化。其《教学大旨》规定:“教学之要务在于阐明仁义忠孝，探求知识才艺。”而“道德之学则以孔学为主”。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辅佐天壤无穷之皇室”，“为朕之忠良臣民”。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谓“东洋道德”就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随军阀侵略别国，就是这些愚昧的价值观念的恶果。现代社会需要现代魂——现代公民的自由、民主、法治观念，如果价值观念不现代化，必然或迟或早给国家和公民带来严重灾难。

　　其三，是政治体制中注入了很多专制的因素，没有完成政治体制现代化的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强制下，才被迫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可发敕令代替法律”，“任命文武官员”;“天皇行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战时或国家发生事变情况下，不得妨碍天皇施行大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专制君主。在国会之外，它还设立枢密院为天皇的顾问，举凡宪法的制定、解释和修改，重要法律之制定及修改、重要敕令的颁布和重要行政措施，都要咨询这些元老的意见。国会分元老院和众议院，内阁也不完全对国会负责，而在很大程度上要听命于天皇。军部也可以干政，现役军人也可以担任内阁要职。加上特务、警察横行，公民自由成为一纸空文。

　　总的说来，在天皇统领下，元老、军阀、财阀在操纵日本政治，民主、自由被践踏，这样的国家走上歪路是必然的。

坐落在山东省威海市刘公岛上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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