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着驯鹿，尼尔斯一家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0万，但是，积蓄大多消耗在修缮房子和购买电动雪橇等必需品上。“如果一家人在寒冷的冬天突然生活窘迫，我会选择用最后一笔钱买汽油而不是食物”，尼尔斯说。他近期有个念头，打算带妻子到南部去玩玩。他竖起食指，示意我们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度假”。而眼下，北角大平原的夏天正吸引了许多游客来这里欣赏午夜的阳光，他们要暂时忙于接待购买萨米纪念品的旅行团，以及一项重要的工作：为初生不久的小驯鹿作耳朵上的记号。

　　尼尔斯家正巧有三只初生不久的驯鹿幼仔，即将被割上记号后放走。当天割耳的三只小鹿，两只是由属于尼尔斯的母鹿生的，一只是安娜的母鹿生的，所以割在它们的耳朵上的豁口也会略有差异。需要割耳的小鹿和母鹿被圈在围栏里。安娜驱赶小鹿奔跑，尼尔斯站在中心甩动套索，看准时机就向小鹿套去。小鹿身形小巧，灵敏异常，往往从套索中间穿过，连尼尔斯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也需要多次才能成功。一头小鹿被套中后腿，在草地上奋力挣扎。尼尔斯拉住绳索走过去，把小鹿的两条后腿夹在膝盖窝里，让安娜帮忙钳住小鹿的下巴，随后掏出一只手掌长短的小刀，熟练地在小鹿的左右两边割出形状不同的豁口，割下来的耳朵被他暂时衔在嘴里，腾出手后放进怀中的布兜。当天晚上拿出来数数，就知道今天割了多少头，然后暗笑自己的财产增加了。那把锋利的小刀尼尔斯从来不洗，由血迹在上面自然干掉，成为来年好收成的预兆。

　　博物馆旁边专为旅游者开放的小木屋里，22岁的萨米姑娘坎塔乌，正在用糅制过的驯鹿皮缝制传统形状的小包。暗淡的光线下，我们还是能辨认出她那张带有亚洲人特征的脸庞，高颧骨，窄脸颊，眼睛里时常闪过一丝灵气与聪慧。萨米人的面容有的和黄种人非常相近，有些则是地道的白种人模样，但萨米人的身材偏为小巧一些。

　　“Sapmi在古代，是称呼萨米人土地的词儿，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坎塔乌跟我们解释。作为新一代萨米人，她热爱自己独特的文化且富有内涵，在当地一家萨米大学，主修北极地区的自然环境学。

　　在现代萨米人的生活中，外来文明的渗透与文化自主权的要求，始终都处于平行发展的状态。不过，在60、70年代，风行欧洲的嬉皮文化也曾一度改变了萨米人的观念。

　　坎塔乌带我们进了附近的一个帐篷，外面半覆着泥土，生长了些青草，帐篷上部已经被火塘的烟熏得漆黑，顶上垂下来的几挂铁钩，是用来挂熏驯鹿肉的。

　　“我们萨米人的帐篷里可是有一些禁忌的。”坎塔乌提醒我们说，“许多事都跟驯鹿有关。”火对于萨米人来说是神圣的，任何人都不能跨越火塘。更不能用树枝玩火，否则这家的驯鹿就会遭到变瞎的报应。正对着帐篷入口的“厨房”(存放食品的地方)也是任何人都不得踏足的地方；即使需要过到近在咫尺的这边，也只能由另侧绕行，而且必须从坐着的人身后绕过。煮咖啡时不能搅拌，否则驯鹿有跑散的危险。

　　坎塔乌从屋外拾来几根被雨水打湿的劈柴，小心放进火塘，火光映动着她的脸，开始悠悠地唱起一首关于祖母的萨米歌谣(yoik)，听来十分美丽动人。萨米人并不跳舞，也没有其他什么娱乐形式，因此歌谣这种非常独特的歌唱方式成为他们抒发情感的直接手段。那是一种旋律、节奏和声响，没有语言，却包含了自由、激情、缠绵、深切、悲悯、野性、柔软与坚定。

　　在萨米人的世界里，万物皆有灵。山川、河流、太阳、月亮、驯鹿，甚至每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每一次不同寻常的自然现象都可以成为他们歌颂的对象。每个萨米人长到12岁时，都会得到属于自己的歌谣，因为他们认为人的性格在这个年纪即可以成形，这首歌谣就会从此伴随着他/她，成为这个人的写照。所以即使从未谋面，听别人唱起一个人的歌谣，从那节奏和旋律中就能知道他/她的品性。

　　早晨九点，阳光照在萨米议会大厦仿帐篷形状的屋顶上，萨米议会副主席罗金海利德·尼斯达德身着红蓝色的萨米传统服装，旋风一般穿过议会大厦的走廊，向我们走来。常年的政治生涯，形成了她干练简洁的办事风格，不轻易流露个人情感或经历，但从她握手的方式，还是能感受到她那源自游牧民族血统的热情自信。“我们目前的一切权利，都是通过长期的争取得到的。”她坐在投影仪前，为我们讲述关于萨米议会成立的历史。她的英语很好，目光坚定有力。

　　让人感到诧异的是，坎塔乌还能清晰地复述出萨米人在帐篷里的一切老派规矩，我以为年轻人对此都已经不感兴趣了。她在接待我们过程中，始终严格遵守这些规则，一点也不懈怠或马虎。

　　我们与所有在挪威北方的萨米人接触，都多少感受到了是他们对生活的感恩。这个挪威的少数民族现在享有政府给予的可观的政治和经济保护政策。不过，“情况是从‘阿尔塔河之争’开始的”，尼斯达德解释说。从20世纪70年代起，尼斯达德参加了为了维护萨米自主权的政治运动。“阿尔塔河之争”实质上是萨米人在争取他们对自己山川与土地的拥有权。挪威政府曾经颁布的《土地法》规定，不会读写挪威语的居民，就不应该拥有土地，这一规定使得很多萨米人丧失了土地。但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受的伤害，使挪威政府改变了对少数民族的看法，也让萨米人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公民权的平等意义。

　　1973年，位于挪威北部萨米人聚居区内的阿尔塔政府决定在阿尔塔河上修建一个用于水力发电的大坝。但当地的萨米人认为大坝一旦修建，将会破坏阿尔塔这条母亲河的生态环境与他们心中的神圣意义，同时附近一个叫做马泽(maze)的小村子也将被冲毁。1978年，挪威政府做出让步，缩减了水坝的规模，大坝现已修好，长长的一条水道绵延十几公里，完好地隐藏在山体中，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自然环境的原貌，当然，马泽村也仍然安逸地生栖着为自己权利抗争的萨米人。

　　现实的从政工作让罗金海利德·尼斯达德变得实际，她不得不承认，至今挪威人跟身为少数民族的萨米人之间的冲突和不理解依然存在。比如驯鹿在大举迁移的时候穿过城市，很难控制路线。有时甚至会跑进居民的花园，吃掉别人辛苦栽培的玫瑰。这其实是一个温情的暗示，也是两个群体生活方式的不同必然导致的。

　　这里不得不提到萨满教。“现在萨满鼓的图案几乎成为萨米人的文化标志。”萨米博物馆负责人简·海尔格告诉我说。“不过在历史上，挪威政府一度禁止萨米人信仰萨满教。”天主教禁止偶像崇拜，将大量的萨满鼓集中到仓库中，后来又大量焚烧，萨满鼓因此流失不少。但后来一个保存完整的萨满鼓仓库的发现，才使得今天的人们知道萨满鼓的诸多细节。从19世纪起，没人愿意去做萨满巫师，因为天主教的主导地位，国家禁止萨满巫师的存在。可以理解，萨米人今天对萨满文化的存在，仍然持着复杂的态度。他们一般不太愿意外人提及这段历史，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因为信仰差异与整个欧洲主流社会不同而招致的排斥与禁止，依然有受伤害的感觉。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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