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革之后，发轫于“伤痕文学”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曾制造了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然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新时期文学那些曾风光一时的作家如今身居何处，都在忙些什么?我刊从今年第一期起的系列报道“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将一一满足您了解的愿望。

　　1979年，从维熙这棵文坛的“红玉兰”在“伤痕文学”的热土中冲出“大墙”，他凭借《大墙底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和《风泪眼》先后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傲笑中国文坛。而今，这棵曾经历磨难、饱经风霜的“红玉兰”是否风采依旧呢?

　　(作者：浔桥)

　　那天，见到从维熙前辈之前，我担心自己对他知道太少以至难以交流，可两天以后的今天，我却担心自己知道太多，以至对这篇文字生出几分沉重。

　　那天，在从老先生家见到的是两大书房的书，当时我直觉地认为那是一个走向晚年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学习，创作，休息，很从容，安详。这两天，读了从老先生的《走向混沌》，让我对作者的“大墙文学”有了一个全面的感悟。我很惭愧，惭愧自己的幼稚和无知，同时也多了一些纵向的思考。我想，一个人用他半生的沧桑来构筑他的晚年，这无论怎么说都有点沉重。

　　从走向混沌到走出混沌，这似乎是一种宗教的修善过程。

　　两天来，《走向混沌》这本书在我的书桌和床头间来往了好一些时辰，书中的一些章节成了我眼前的一系列画面，囚禁，发配，押送。“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这样的词句或者就是在这样一种画面下出来的吧。今天，处在太平盛世回头看那样的岁月，那样的年代，这于我是显得有些遥远陌生了，可是在国民的灾难史上它却永远那样鲜明，像一个缝得不太理想的伤疤。大凡横祸给人类造成的都是灾难，而灾难给人造成的都是疼痛和内伤。这种伤痛想必谁也不愿意去招惹，可摊上了也就无法脱逃了。

　　文学这个东西似乎很大程度上是为情愁和智慧备下的一种载体。我们可敬可爱的文学孪生有这样一个概念，叫用生命去体验文学。当年正是书生意气的从老先生，或者潜意识里也没曾想过要用自己还欠强壮的躯体去做这样的体验，可是命运却神差鬼使指点他这样去做了。酷暑严寒里，一个满怀诗情的书生，和所有的劳改犯一样，荷锄抡锹，挖湖造山，掏煤开矿，还有掘坟墓，烧锅炉，其间几历浮生劫难，死里逃生。这些劫难，多年后从老先生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后怕。

　　文学果真是“体验”出来的。从老先生历经了20年的非人岁月后，于44岁获得自由，他由衷感到一个知识分子从非我回归本我的惊喜，决定着手把20年的“体验”还原给文学。

　　1978年，从老先生完成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创作。这个作品约6万字，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作者斗胆说出了从来没有人敢说出的一句话：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当时“两个凡是”还在盘踞着中国的思想阵地，从老先生的好友谢俊杰觉得问题过于敏感，怕刚从火坑里出来的从老再遭罪结果便难以想象，为此一再说服从老先生千万别把稿子拿去发。从老当时也有点矛盾，可是出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认知，在告别西安的时候悲壮地将稿子投进了车站门口的信箱。稿子投出去半个月后，从老先生收到《收获》来信，说作品将在1979年的2月号以头条刊出。没想到，这个作品让《收获》一时洛阳纸贵，刊物一出来，读者的抢购盛况空前，有很多听说了这个作品的读者为了买这当期杂志，一大早就到杂志社门口或书报亭去排队。后来，《收获》为满足读者需求将当期刊物加印到几十万册之多。这个作品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它像春惊雷一样在刚刚拔乱反正的中国土地上惊天动地，有人如睡狮猛醒：原来毛泽东真的是人而不是神！庆幸乱世终于有了一个定论，却又有人感到懵懂：毛泽东真的不是神吗？

　　《大墙》像一曲安魂曲把一些乱糟糟的心安顿了下来，却同时它又像一曲惊魂曲，让一部分麻木的灵魂惊醒了。这个作品在文坛上引起的轰动很不小，文艺报专门用了两期发表评论文章20多篇，还有众多读者来信的综合材料，对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这期间，先后有几家电影厂想将该作品搬上银幕，剧本都编好了，可恰好在这个时候，某省公安厅劳改局称该作品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党小说，解禁出来两年的从老为此又成了“从犯”，幸亏当时“两个凡是”已被邓小平、胡耀邦等一批改革家们批倒，加上文艺报对作品所作的肯定评说，从老才免遭祸害。

　　1979年春，可以说是从老冷暖交加的季节。与《大墙》先后问世于十月的《第十个弹孔》，同样引起了很大反响，西影拍来加急电报，让从老赶赴西安将该作品改编电影。之后，他又完成了《远去的白帆》及《风泪眼》的创作和发表，并《大墙》一举获得全国第一、二、四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大器晚成”的从老一时间成为文坛注目的“后起之秀”。从老因率先描写了监狱生活，并且，作品都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大墙文学”的开先河者，被文学界誉为“大墙文学之父”。在那个是非难断的年代，从老之所以能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因为他当时能预见国人没能预见的东西。从老先生曾经一而再地在临汾市的图书馆里翻阅到美国记者写的《国的兴亡》(3卷本)，发现我们国家尤其是文革时期与二战前的希特勒狂热地煽情于暴政有着若干相似之处。为此，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从老始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信仰。

　　从老一口气获了几个中篇大奖以后，觉得在中篇创作上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

　　可是，20年呀，20年的所见所闻，几个中篇能算什么？！20年的伤和痛，这些隔靴搔痒的见闻又能算什么？1984年以后，从老决定在中篇创作上先告一段落，而把精力转向长篇小说创作。这一决定立竿见影，《北国草》在不长的时间内脱稿，并交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长篇的问世比《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反响更大，作品一出来便在文坛上再次如惊雷落地，作品先后在全国和北京市四次获得优秀文学奖。两年以后，长篇《断桥》又获优秀文学畅售奖。到了1989年，从老一气呵成的纪实篇《走向混沌》再次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和强烈反响，该书出来已是80年代和90年代交替的时候，当时文学在社会上的影响比起文艺复兴时期已有所降温，图书市场也渐渐走向萎缩，但是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初版印刷4万册的书却在年内销售一空。读者们在书里读到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牛的坚韧，龟的沉默，以及风云时代的龙吟虎啸”。读者们在感激着一个饱经风霜的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忠诚的同时，本着热诚和正直，纷纷给从老来信来电话。电话有来自四川，安徽，信呢，却是通过种种渠道转到从老手中，达两百多封。更有甚者，宁夏一位中学教师自费买了几十本书送给班里的学生每人一册，以增加对中国文史的全面认识。尤其让从老不安的是张光年前辈，张老先生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正在养病，却一章一节地阅读，“手不释卷”，还把阅读感受作了一篇又一篇的笔记，他从老先生曾经经历的很多事“惨不忍睹”，“骇人听闻”。而后来为了转移阅读该书后的沉重心情，居然特意找来《花季雨季》看。从老没想到一朝把自己的伤疤、历史的真实躬身捧出来放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境况出现，这又让自己有了“犯罪”的感觉。

　　从老的书一直在出，一部一部地出，不仅在大陆出，在香港台湾也出，在德国、日本、塞尔维亚也出。从老出的书比邻居见他的面多，出书的速度比地球的转动要快。20世纪末，从老67岁，这67年的轨道几乎被“平均”分成三部分：前20年和身为寡妇的母亲相依为命，辗转求学，中间20年“体验生活”，最后这“一小截”，从老却索债一样地还原前两个20年的岁月。截止20世纪末，从老的书出了55部。从老是个唯物主义者，可是他觉得冥冥中有些事无法说清，他说我是57年被打成右派的，到今年年底，我的书就会出到57部，从老说这些都是生活对我的回报。

　　男性一到了60岁，在被宣布可以“卸轭”歇口气的同时，也被明示了社会对自己的抛弃。大多数男性一进入这个年龄，就果真开始养起老来，朝夕提着鸟笼满公园转。刮风下雨朗天晴日也没必要出去转，只有在家摸着麻将叹气了。从老今年年近七旬，可是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老态。从老说这要感谢20年的劳改生活，它给了自己一个好体魄，还有坚强的毅力。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讲，别人的人生是从20岁、30岁开始的，而从老的人生是从44岁开始的，别人在冲刺的时候，从老还在做“热身运动”，现在别人精疲力竭的时候轮到自己了，却是自己一个人在自我超越、冲刺。从老从出版社退休回来后，时间以后就永远是自己的了，从老确定这是事实的时候感觉有点欣喜若狂的激动，便把时间当作命来爱了。这可以从从老出书的速度里得到印证。从老一直深居简出，全心做着自己的文学。近些年文坛出现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从老对这些现象存在一些忧患，从老觉得有好些现象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可一人岂可定乾坤？从老说他很长时间没参加什么活动和会议了，可这几天有个会议非去不可，作协那边一再来电话催。原来是去年的一个中篇得了奖，作协那边说他“非去不可”。去年从老先生在《中国作家》发表了一个中篇，叫《伴听》，这个作品写了一个老人的世纪回眸，写了这个老人和一个到家里来当伴听的年轻女孩之间的碰撞：情感上彼此的依恋，观点上的格格不入。从老说这个作品“比较尖锐”。《小说选刊》也选了，接着又获奖。今年先后有北影和中央电视台8频道，以及和武汉的扬子江影视公司来洽谈改编影视，据说已进入拍摄阶段。今年从老对《走向混沌》作了一些校对，新版的已经出来，时隔十年，现在这本书从封面设计到印刷都做得很好，印了一万册，可从老手中连样书也没有了。

　　从老现在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三部曲”：每天很快乐地活着，每天很逍遥地读书，每天很安然地写作。目前从老正在写长篇《龟碑》的第二部《死亡档案》，另两部长篇《三百六十度是个圆》和《儒林内史》也即将动笔。据从老透露，前一部是个家族小说，后一部则是写文坛的一些事。我们期待着从老先生的又一部新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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