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政保

　　因为与文学的交往，我时常想到一个很难自圆其说的问题，那就是整个社会生态(或结构)中为什么会有“文学”，或者说，文学作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领域，其存在理由到底是什么?当然，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或一个伴随文学的产生而产生的问题--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可能存在，或之所以可能获得延续与发展，其中的道理或必然性也许与往昔相比有些差别，但在根底上是相同或接近的。尽管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而这里所说的变化，还不足以造就文学的衰落或消亡；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文学方式及传播形态的某些变化，如网络文学的产生，文学VCD的出现，以及叙事文学对影视创作的大规模渗透，等等，但说到文学本身的存在理由，至少在今天，我们还看不出将会产生根本性变化的迹象。

　　不难想象，文学之所以两千多年来繁衍不息，显示出它强大而坚韧的生命力，总有某些无可颠覆的原因在其中起作用。简单一点说，无论是文学的发生，还是文学的延续或某种形态的繁荣，最根底的原因还在于文学的存在极大地满足了人性或人的生存方式的需要--这里所说的“需要”包括人的表达、人的交流、人的娱乐(阅读享受)，以及人所必然期待的精神抚慰、情感宣泄与人生启示，等等。若说人的表达与交流，小说创作就是一种表达，一种以文学叙事方式实现人的交流欲望的过程。即使是为了谋生才去“讲故事”及诉诸写作的人，他在写作过程中也必须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诚恳而热忱的表达者，或一个渴望与读者交流的叙事者(甚至为了交流的成功，还不得不精心选择叙事的调子)；否则，他是不太可能写好自己心目中的小说的，至少很难使自己的小说产生相应的感染力，或提供某种让读者产生联想的可能性。如今小说界谈论最多的也许就是意识到了创作所遭遇的挑战。“写什么”也是，“怎样写”也罢，说到底也就是一句话，即怎样的小说方能赢得最广泛的读者。能把挑战与读者的可能性牵扯在一起思考自己的创作，我觉得这是近些年来中国文坛所实现的巨大进步之一。说到这儿，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现代好莱坞电影业的操作方式，其中最基本的环节就是：制作、发行、放映，而全部环节的关键性概念则是“观众”；观众是最重要的，一部影片有了观众，所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制片”之中包含了艺术创作的主要因素，诸如剧本、导演、表演、摄影、灯光及化服道之类，但再好的影片，若无传播及观众的接受，也难以使“优秀”成为事实，所以好莱坞电影业特别看重发行与放映的环节。实际上，文学或小说创作领域的道理也只能是如此，或只能把作品接受者的可能性置放到最显赫的地位；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作家是否接受了挑战，在创作上是不是寻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关键便在于自己的作品能否赢得读者。在我看来，“读者”便是整个文学创作的关键词。

　　作品及其创作的价值在哪里?就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即有广泛的读者欣赏，作品的价值方可能获得体现，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如今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即要求文学创作(特别是叙事性的文学创作，诸如小说之类)实现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的所谓“三性统一”，实际上，“三性”之中“可读性”是关键；“可读性”所意味的便是读者的是否广泛；倘若读者问题不解决，那所谓思想性与艺术性只能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空想。但当下持这种空想愿望的作家依然到处可以见到。譬如所谓的“纯文学”创作，尽管谁也没有见识过真正的“纯文学”，可倡导者或在观念上坚持这一主张的作家却不少见，其实，所谓“纯文学”也就是相对通俗文学而言，或是那种比较注重文学性及探索性的创作，但换一角度说，即使通俗文学也得讲究文学性及探索性，如故事性、语言风格，以及为了作品的新鲜感而忌讳落入老套之类……由此可见，在创作追求上一旦走过了头，就可能失去最基本的读者。特别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作家，往往热衷于所谓的“深沉”或“人性”，而且还鄙视“讲故事”的伎俩，结果不是把作品弄得不知所云，就是缺乏最起码的吸引力，以至于读上一点儿就只得放下(特别是长篇小说，若缺乏吸引力，如何让人将几百页的篇幅读完)。这样的作品，即便文学界或某些很学术的批评家们给以很高的评价，一般读者也是不买账的。当然，某些让人一看便明白或一目了然的作品，尤其是那种“主题先行”或“理念先行”的作品，那种白痴一般盲目讴歌“太平盛世”的作品，读者也不可能喜欢，因为这一类作品仅仅图解了生活，与读者所置身的现实没有丝毫关系，也提供不了新鲜的启示或精神抚慰之类的东西。那么，怎样的创作方式能赢得最广泛的读者呢?这就涉及到了文学之所以可能存在、发展，乃至繁荣的“理由”，或者说，“理由”的问题也就涉及到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否从根底上顺应与满足人性或人的生存状态的需要--我更想说的是，在当下文学遭遇严峻挑战、但很多作家又显得浮躁、彷徨、甚至盲目的情势之下，能心境平静地想一想文学的存在理由，所谓宁静致远，从中是可以截获一些启示的。

　　纵观中国文学史，即使有文字记载的，至今也在两千年以上了。且不论前人究竟留下了多少“传世之作”，就说其过程的经久不衰，也足以让我们深思了。中国的文学大体上是从诗歌开始的，尽管两千多年来新文体不断涌现，但沿袭至今的文学内驱力却是很一致的，那就是对现实的关注--倘说得具体一点儿，就是对人、人性或“人的过程”的关注，也就是对人生或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注。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对历史、对政治、对社会进步的关注。所谓“诗三百”，之后被奉为经典(即《诗经》)，其编定成书至少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事了；毫无疑问，《诗经》是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集--如今我们重读“诗三百”，可以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其中的那种关注现实的抒情姿态，甚至可以让人从遥远的歌吟中联想到今天的现实：虽则今天的人的处境及生存方式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历史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也因为如此，所以像《诗经》这样的作品至今仍能打动人心。在这里，绝对不止是一个“艺术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是不是关注现实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只有关注现实的文学创作才可能是不朽的，而这样的作品才可能赢得更多的读者的关注--在我看来，这是一条铁律，或一种超越时代或历史时空的创作规则。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实”，而每个历史时期都可能面临挑战及承受前行的阵痛。对此，我想不必作更多的“举例说明”。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每一个辉煌文坛的诗人、词人、散文家、戏剧家、小说家，以及他们彪炳千秋的作品，都是以关注现实作为创作前提的。虽然古代的作家不可能像今人一般谈论“关注现实”，但诸如“遵四时以叹世，瞻万物而思纷”、“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之类的道理，还是很明白的(也许要比现今的一些作家明白得多)。而从阅读的角度审察，正是这种“关注现实”中的“叹世”、“思纷”、“寻根”或“溯源”，方顺应与满足了阅读者的需要，而且赢得了后人的呼应与共鸣--在这里，作家的关注与阅读者的关注是一致或一体化的。不言而喻，也正是在这种“关注”的一致或一体化之中，我们便能感觉到文学千百年来之所以可能存在及获得延续与发展的“理由”。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对于这一“理由”是不是明白或理解到怎样的程度，不仅与文学观念的确立及选择何种创作姿态相关，而且很实在地与当下创作界所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浮躁、彷徨、盲目或不知所措现象相关。

　　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年来的文学创作是可以用“繁荣”或“兴旺发达”来形容的，特别是小说领域，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是历史上没有哪个年头可以相比的：不仅刚刚复苏的新时期初期不能相比，就是“文革”前的十七年中任何一年也不能相比。当然，在总体质量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话说回来，即便是硬要“相比”，也是极具难度的，因为时代景况及群体的接受期待已经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我们只能说，无论是十七年还是新时期初期，长篇小说的创作数量虽然相当有限，但这些作品很顺应或很能满足当时读者的需要，因而发行量往往都很惊人--如果把这些以战争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以及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村题材为主体的小说创作放到今天，且不说其中的某些作品，因为“为政治服务”的缘故而不可能与读者见面，就说那些可能再版或已经再版的小说，也很难达到那个时代的最盛局面了。这也是一种“现实”。我的意思是：今天有今天的“现实”，昨天有昨天的“现实”；尽管不同时代的“现实”自有其历史传承的相通之处，但在具体形态方面终究是不同的，以致作家的体验也有极大的差别--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不同或差别；否则，也就难以在“关注现实”、关注人、人性、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关注历史或社会进步方面产生新的开拓。实际上，在现今的长篇小说领域，也有很多作品是受到读者欢迎，甚至青睐的，而且在我看来，不少作品的价值或文学中地位是先前的作品所难以相比的--在这里，我们要预防一种偏见，即凡是受到读者欢迎或青睐的小说，或凡是“畅销”的小说，都认定是缺乏文学性或不怎么“文学”的，甚至裁断为迎合了大众阅读的“低极趣味”，反正都是一些文学品位不高的小说。这，就有些低估了社会阅读的接受水准，而对于某些作家来说，其中还多少有点儿在自以为是的“深沉”或“纯文学”遭到冷遇之后，或没有赢得更多的阅读配合或“同谋者”而滋生的不满。某些“深沉”的或自诩为“纯文学”的小说，之所以很难唤起社会阅读的呼应或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作品不仅远离了读者所关注的“现实”，而且写得缺乏感染力或少有引人入胜的魅力。应该承认，这里所指出的短处，正是某些受欢迎、受青睐的优秀小说的长处--其长处归纳起来也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关注现实”，一是“好看耐读”。我想，这两个方面也就相当具体地体现了文学之所以可能存在，之所以可能延续与发展的“理由”。

　　实际上，“关注现实”与“好看耐读”是一部好小说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难理解，因为传达方式是小说而不是其他文体的缘故，所以仅作“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小说就是小说，其创作必须极尽小说伎俩之能事，无论是传统的或现成的方式，还是由自己创造的传达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作品“好看耐读”。当然，“好看耐读”之中就包含着是否“关注现实”的问题--倘若作品的题旨及描写关注了读者同样关注的社会生活或人的生存处境，那就很自然地给作品添增了“好看耐读”的因素；如果再加上传达方式的新鲜独到，尤其是叙述选择的讲究及尽可能做到引人入胜，那就更能赢得读者的欢迎与青睐。谁也不会喜欢读不下去的小说，因而“好看”是前提性的，而“耐读”也往往是“好看”的内在因素。可以想象，假如小说写得很粗糙，很不讲究，故事编不圆，不仅乏味而且漏洞百出，甚至连语言也不过关，那你的小说即使是关注了现实，关注了让你痛心疾首的社会问题或人的生存状态，但因为没有新鲜的发现，也少有吸引人读下去的叙述或表达，那你的“关注”仍只能停留在一厢情愿的阶段。一般来说，“好看耐读”的问题比较容易理解，而且它是一个只能让读者裁定的问题，或一个阅读感觉与读后能否产生联想的问题；容易产生误会的是“关注现实”，它很可能让人曲解为“关注现实”就是“紧跟形势”，或生活中发生什么就写什么--其实不然，这里所讲的“关注现实”，实际上是指小说创作怎样才能顺应与满足读者的精神的或情感的需要，就“现实”而言，绝不止于眼前现实，如反腐倡廉、职工下岗、改变农村的贫困等等，而且或更重要的是那种与现实相关的精神状态及情感意蕴，甚至是那种体验的“现实性”或“现实感”。

　　我曾评论过这样一种创作现象，即某些以改革为题材的小说，照例说是很关注现实了，而且是一种真正的眼前现实，但读者就是感觉不到其中的“现实性”；作品被写得平庸老调，少有新意，难以满足“现实”中的读者的接受期待；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些被称为历史题材的小说，如远一点以“秦相李斯”为描写对象的，近一点以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为描写对象的(又如那些反贪官污吏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却让人感觉到很浓烈的“现实性”或“现实感”--我已经提到过，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当你以历史生活作为传达对象时，关键在于是否感觉或意识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甚至是从前的官吏与今天的官吏的关系)。某些历史生活及人物故事本身就已惊心动魄，若又能感悟到其中的人事之于现实的启示性，那作品的感召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即使是一些只能被称为“大众阅读”的读者，大约也会被曲折离奇的故事所吸引、所打动，因为这些小说作家的功底大都很出色，不止是对历史的洞察力，而且拥有相应的营构故事的能力，以及富有个性的语言才华。所以在我看来，所谓“关注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作家生存体验的“现实性”或“现实感”，而“现实”所意味的也在于作品的传达与置身于“现实”中的读者的相通或相互召唤，而不在于是否描写了眼前的那部分最为“热点”的生活状态及矛盾冲突。当然，倘能把“关注现实”的创作选择落实到眼前正在发生的社会生活方面，诸如改革、扶贫、反腐、打黑、倡廉并塑造社会转型期的当代英雄之类，那赢得读者的可能性自然会获得相应的提高。说实话，如今一些写改革或写反腐倡廉的小说，无论是所谓“思想性”或“深刻性”，还是所谓“艺术性”(即作品所体现的小说叙述才能)，都不能说很理想，甚至其中还不乏粉饰性的人治气息，但习惯于“清官文学”(或“清官戏剧”)的读者，仍然对这一类携有明显缺陷的小说很配合、很拥戴，以至喝彩声不断。倘能细细琢磨一下内中的原因，我想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一类作品虽称不上“精品”，而故事中的“清官”在惩治贪官污吏时，也不得不持有“上方宝剑”，即一般都得有上一级领导的支持；否则“反腐”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因为谁都明白法纪是一回事，具体执行又是一回事。但作品的终局还是把贪官污吏收拾了，这就给读者出了一口恶气，也就是满足了“现实”中的读者的精神或情感的需要。所以我说，作家们倘能将眼光投向正在变化的眼前现实，也不失为一种赢得更多读者的途径或方式。当然，假如能把这一类小说写得更文学一些，或更接近“现实”背后的意蕴及内在奥妙一些，那“好看耐读”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

　　在这里，我们必须对畅销的或比较受欢迎的小说有一个可靠而切合实际的看法，至少是意识到这一类小说的长处，尤其是那种不仅不悖于而且还很吻合文学存在理由的创作思路。这一类小说之所以畅销或比较受欢迎，说穿了，其原因也在于：一是小说故事编得好，说文雅一点则是结构上下了功夫，语言也很出色、很富有个性，以至在“叙述表情”(即情调或调子)上吻合小说的传达意蕴，所以作品拥有相应的吸引力；另一是(或主要是)小说在“关注现实”这一点上抓得住读者的期待，即作家很明白读者渴望读一些什么。就此而言，我们也不要轻慢或小看了这一类小说的长处。既然这一类小说能畅销或受到相当广泛的欢迎，其长处也就不能不引起某些自以为“深沉”或“纯文学”，但读者又不买账的作家的重视。我们经常将文学分为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其实这是很难分得清楚的，就如畅销的或受到读者欢迎的小说不一定就是“通俗”或一定是不“严肃”一样，往往是：不少“通俗小说”也拥有严肃文学的因素，而严肃的高雅的甚至被称为“纯文学”的小说，内中也不能没有得到大众阅读认可的文学成分，譬如作为小说，总得讲故事，总是涉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总得有场景或某些细节……即使诉诸很前卫的探索，也不可能将传统丢得干干净净，以至于“一刀两断”，而这样的创作状态(作为文学的“现实”)，也就决定了“严肃文学”不可能自鸣清高地完全独立于“通俗文学”，而作另类的“纯文学”高雅之状。我们全部意思是，为了让小说赢得更多的读者，我们必须推倒横在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畅销书”与所谓“纯文学”之间的隔墙。特别是在今天，文学界借着经济开放的机会，也开始很时髦地嘀咕“全球化”问题，但有一点是必须考虑到的，那就是中国作家只能创作“中国小说”，而“中国小说”首先要赢得的就是中国读者，倘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全球化”也就不折不扣地成了“纸上谈兵”。我想，还是少一点“纸上谈兵”为好，扎扎实实关注中国人自己的“现实”，而且能提供中国读者喜欢的、能满足他们精神期待或情感需要的、既“好看”又“耐读”的小说--这，才是上策。(责任编辑：杨晓升 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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