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梅冰

　　影/周浩

　　在这个被雪山和信仰

　　生命阶梯上。

　　信仰之地·轮回之路

　　这是一个喧嚣又倦怠的早晨，加德满都谷地容忍着它古老的躯体被各种印度影星的笑容覆盖——广告牌参差错落地耸立在神明出没的城市上空，为横行物质世界的品牌诉说着日本电饭煲、DOVE香皂、中国摩托一类的幸福生活。车水马龙。各种产自印度或中国河南的车辆有惊无险地从纵横穿行的“神牛”身边掠过，虔诚的路人踱着散漫的步履，身影消失处的街角飘来咖喱和不知名的香料的味道……

　　72个盛装的女孩子坐在一起，等待着她们与水果的“婚礼”。据说那种名叫“贝尔”的水果能带来神明的启示。这只是这些女孩子一生中要履行的诸多人生圣礼中的一个。

　　我跟着人群拥进帕坦古城一条曲折的老街，72个盛装的女孩子坐在一起，等待着她们与水果的“婚礼”。据说那种名叫“贝尔”的水果(类似芒果但味道干涩难耐)能带来神明的启示，每一个幼小的新娘子都能在与她们结婚的贝尔果上预见到将来真正的人间伴侣——富足还是贫困、健壮还是羸弱……这只是这些女孩子一生中要履行的诸多人生圣礼中的一个。大部分尼泊尔的印度教徒在一生中要履行16种人生圣礼，在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教派、民族和传统，尼泊尔人的人生圣礼也多有不同。

　　大概没有人能计算出尼泊尔全国上下每年要经历多少回被鲜花、红粉和丝绸装点的神圣场面。在这个40%人口生活在联合国确认的贫困线之下的国度里，身处那些古老的城镇，你经常会被突然降临的喧闹人群包围，鲜艳异常的彩车游走在曲折的街道上，那些泥泞的身影则从暗色建筑的窗棱里露出他们微笑的凝视。即使神灵毫无反应也并不妨碍它们广得人心，尼泊尔人一如既往地崇信着那些长久以来漠视他们的困顿和艰辛的神灵们。

　　当迪吉亚多一家五口从家乡巴鲁瓦利长途跋涉来到加德满都的巴格玛提河边，阳光和鸟鸣正穿透晨雾和大树们颤动的老枝，帕苏帕迪神庙参差错落的屋顶之间飞翔着一只只猴子，朝圣的人群像斑斓的丝绸流淌在巴格马提河的石桥上。

　　巴格玛提河作为印度大陆北部最重要的印度教圣地，每天都迎来若干荼毗(火化)仪式的举行。与尼泊尔人生命中其他重要时刻的仪式一样，荼毗仪式也被鲜花、红粉和丝绸装点得华丽异常。那些僵硬的躯体、死别的苍茫以及生前身后的种种真实，都被冲淡在幻象般绚烂的色彩中，很难见到绝然悲切的表情。对于被信仰庇护着的尼泊尔人——无论是印度教、佛教或是耆那教徒——来说，死亡不过是重生的前奏，灵魂则永远行进在漫长的轮回之路上，无论出生或者死亡，都被看作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涟漪而已。当死者与鲜花一起被点燃，只有袅袅的青烟直上苍穹，巴格玛迪河水裹挟着荼毗的灰烬渐渐远去。

　　众多印度教徒沿着恒河逆流而上，在这个充满荼毗灰烬的圣河沐浴身心。“灵魂的清洁是最紧要的。”从印度巴鲁瓦利率领一家五口来到这里的迪吉亚多说，他并不在乎身上的一路风尘是否真的被洗掉，他将河水洒向胸膛并灌进喉咙，湿漉漉的身体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其实，恰恰是“肥皂”被所有神圣场面拒之门外，“它确实能洗净身体，可是却也玷污灵魂。”迪吉亚多说，“肥皂含有动物油脂，与杀生有关，印度教徒在圣河沐浴，谁也不会用这污秽的东西。”

　　千百年来，尼泊尔人追求着自己的清洁生活，以一种与我们所处的俗世观念不同的标准，他们执着于将所有事物按照从圣洁到污秽的顺序排列，比如最圣洁的山是喜马拉雅山，最圣洁的河流是巴格马提河，最圣洁的手是右手，最圣洁的人是婆罗门。

　　种姓·婆罗门的天空

　　作为保戴尔家族守护宾迪亚布新尼神庙的第8代祭司，巴布和他的祖先们一样——每天凌晨4点起床之后，便来到供奉杜嘎女神(国王的守护神)的庙堂，用他流淌着婆罗门血脉的褐色手掌托起灯盏点亮光明。108盏油灯在巴布身后照耀着杜嘎女神塑像的神秘面孔。窗外的星空之下，博卡拉各路神庙的灯火也在被渐次点燃。在这个栖息着2000万人口和3亿神祉的国度里，星光和灯火闪烁在梵天与尘世，就像神明的缄默和婆罗门的教诲辉映在信仰世界的两岸。

　　婆罗门出自创世天神的口，刹帝利生自双臂，吠舍出于双腿，首陀罗从双脚而出。－－《梨俱吠陀》

　　作为青年人的导师以及历史文化的传承者，古代印度大陆上的婆罗门僧侣总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和需要向每一代人宣讲对神明的敬畏以及当然——对婆罗门僧侣的尊崇。“婆罗门出自创世天神的口，刹帝利生自双臂，吠舍出于双腿，首陀罗从双脚而出。”3000年前的《梨俱吠陀》用四句简洁的梵文道出了婆罗门僧侣理想中的世界秩序，而僧侣们最终将这首小诗演变成弥漫整个印度大陆的种姓制度。

　　1382年，当马拉王朝的贾亚斯蒂提·马拉国王在尼泊尔正式建立种姓制度，人们发现，种姓制度在被引入尼泊尔之后，比它在印度老家的时候还要严格得多：如果一名婆罗门不能完成祭祀、布施和接受布施的职业，那么要被罚1000卢比；首陀罗的儿子绝不能爱上刹帝利的女儿，如果“低种姓做了坏事”，那个首陀罗的儿子——“其生命要被毁灭”；而当发生了低等种姓居然到高等种姓的社区水塘取水饮用这样的可怕事件，高等种姓的人们一定会向水塘里撒入神圣的牛奶、牛尿和牛粪，以清除他们所受到的污染……

　　花朵和红粉弥漫在博卡拉附近的山路上，21岁的新郎比若德和他的叔叔在缤纷飘散的祝福声中坐进了轿车。在相距40公里之外的村庄里，19岁的新娘若玛正在等待迎亲队伍的到来。这对新人都属于婆罗门阶层——这样的婚姻在今天受到了衷心的祝福，而如果按照当初贾亚斯提迪·马拉国王的规定，甚至在尼泊尔不同地区的婆罗门之间，也不能通婚。

　　比若德和若玛的婚礼仪式将举行数天，那些令新郎新娘头晕脑涨的仪式过程前前后后将花去8000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将奉贤给神明以及婆罗门祭司。在人均GDP只有不到240美元的尼泊尔，这样的开销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讶。但的确，一直有不少家庭因举行这些仪式而负债累累，一部分人早已开始抱怨印度教徒的16项圣礼太过繁冗，圣礼仪式正在被不断淘汰和简化。“居然连扎耳孔礼、分发礼、剃须礼都有人不再履行了！？”这些变化往往引发那些保守的婆罗门祭司们的抱怨。

　　不是么，一切总在变化。20世纪90年代，尼泊尔国王颁布的新宪法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实际中，“一切似乎还像从前那样继续着。”那些思想开放的婆罗门向我承认，种姓制度的确制约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但是你不觉得，更多的尼泊尔人最需要的不是创造力，而是安全感么？”在他们看来，那些已经习惯了现有秩序的尼泊尔人恐怕永远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种姓制度，他们将如何生活。

　　菩提树的影子逐渐划过神庙前的石头台阶，通常在下午的时候，当信徒们渐渐散去，祭司巴布会像个普通的尼泊尔人那样蹲在石阶上发愣，憨态可掬的样子露出当地土财主的本色——身为婆罗门祭司，他一家5口人一直以来都在为神明管理和享用着一块10万平方英尺的良田，由那些没有土地的低种姓来耕种，而耕种者可以获得收成的一半。多少个世纪以来，被种姓阶梯隔离开的人们同时又以各种方式结成互相依赖的生存关系，那些低种姓者真诚地感激为他们提供生计的婆罗门。有时巴布的母亲和弟弟也会在田地里和雇工一起劳动。即使种姓制度不再受到法律保护，我仍然能在那些人的目光里，在矜持与毕恭毕敬之间，看到一座“种姓阶梯”的存在。

　　而祭司巴布并没有因废除种姓制度而失去土地和神圣的职业，他更多地是从这种变革中感到了它的好处，“在从前，低种姓的人是不能进入这个神庙的，现在谁都可以来。”更多祭拜的人当然意味着更多的供奉，变革无疑正使婆罗门从传统种姓秩序和家族事业中释放出更多活力——巴布的表哥正在上海做服装生意，这在从前是不可能的，工商业往往属于吠舍种姓的家族。唯一让巴布担心的是，“我可怜的表哥不会沦落到成为一个皮革商人吧(涉及杀生的皮革业是最污秽低贱的行业)？”巴布用了“沦落”这个词。

　　异端·神明的疆界

　　“我们是属于种姓之外的人，卑微得连一个首陀罗都可以蔑视我们。”吉尔·巴哈杜苏努沃就是这样醉熏熏地晃动着他的头，诉说着他的不幸和幸运：吉尔耕作过的农田都是别人的，他从来不曾拥有自己的土地，除了他家盖在路边的两间泥屋之外。吉尔一穷二白的生活在村子里很受尊敬，因为他也是一个萨满。他的满口酒气，来自于一大罐若克斯酒，那是他头天晚上治好村里一个病人的腿疾，那家人除了粮食以外的酬谢(尽管对于一个萨满来说这是不允许的)。“我的师傅是森林里的精灵。”吉尔说，“我少年时代曾经在森林里修炼，使我成为一名萨满。”他的手轻轻抚摩着胸前由蛇骨串成的项链，据说那是他的精灵师傅传给他的法器之一。

　　吉尔修炼的那片丛林现在被称作“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它是绵亘于尼泊尔南部特莱平原与印度北部边界漫长的丛林地带的一部分。如果将这片绵亘的丛林地带所包含的时间与空间浓缩在一起，不仅会看到印度大陆最珍稀的孟加拉虎、亚洲独角犀，看到从古至今层出不穷的丛林隐修者，还能看到无数徜徉其间的考古学家以及被他们唤醒的历史。

　　蓝毗尼冬季的晨雾总是浓郁得令人难以呼吸。1896年，尼泊尔高级军官克德格·拉纳在蓝毗尼巡行的时候，遇到的也应该是这样的天气，而他的意外发现打破了晨雾的憋闷：一段石柱在一片丛林荒草里露出泥土。经过连续多次挖掘考察，印度考古学家穆格尔吉读出了这段石柱的铭文，石柱被确认为阿育王所立，铭文的内容则确认了蓝毗尼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之后，在蓝毗尼以西27公里的地方，又发现了他曾经居住的宫殿遗址。2500多年前的尘封记忆徐徐展开了它遥远的身影。

　　“这是一个思想自由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时代，”历史学家通常这样描述，“沙门(隐修者)思潮充斥庭院、街道，甚至北印度的丛林。”公元前6世纪，当那个释迦部落王子诞生成长在丛林茂密的蓝毗尼一带，印度大陆上，各路神明与异端的光芒正交相辉映。在那些适合漫游的季节里，各种佛教思想、耆那教观点、怀疑论、无神论不断徜徉在印度大陆的一个又一个地方，这些反对神明和偶像崇拜的声音几乎要将婆罗门的神明赶出天空了。

　　那正是印度大陆的婆罗门向王国林立的北部地区(也包括现在的尼泊尔)不断深入的日子。显然，那时候婆罗门所钟爱的那四句小诗还远没有深入人心，他们的出现正越来越引起当地武士们的反感。当傲慢的僧侣们宣布武士们是“低贱者”，武士们也声称：羞于将“高贵无比的新娘”嫁给“一个满口胡言只会骗钱的婆罗门僧侣”。

　　在沙门思潮的喧嚣中，以苦修和非暴力著称的耆那教和倡导和平与众生平等的佛教，这两束异端奇葩的创立者都来自刹帝利武士阶层——马拉哈维和释迦牟尼，一个漂泊于西孟加拉的山谷，一个诞生在尼泊尔南部特莱平原。他们都抛弃了武士的屠刀，寻找一种来自心灵的宁静力量。前者因为极端的苦修而限制了它的吸引力，而后者则在那位印度大陆上最著名的刹帝利武士——阿育王的推动下，“以一种不流血的方式征服了整个亚洲”。

　　维马拉南达长老身着黄色的袈裟，翩然穿行在蓝毗尼这条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已经34年了。在他的身后，超过7个国家的数十个佛寺坐落在佛祖诞生圣地的周围，来自印度、韩国、马来西亚的各国信众从被认为是释迦牟尼诞生处的水池边穿过，水中倒映着菩提树巨大的树冠，树冠里传来纷繁啁啾的鸟鸣。蓝毗尼已经相当热闹了。但长老显得有些步履匆匆，他不得不要到20公里之外的镇子去上网，因为这里的电话线被毛派游击队掐断了。

　　“毛派”是一些由最穷苦的人组成的武装，大都来自山间或者丛林地带。在普通人看不见的地方，那些觉得自己被神明抛弃的人们正在拿起武器，聚集在新的庇护所——武力之下。在“反对社会歧视”、“实行土地改革”的口号下，他们从1996年至今，已经发展到拥有2000名正规军队和将近1万名游击队员。

　　蓝毗尼的礼佛石柱作证，公元前3世纪，那个曾经以武力征服印度大陆的阿育王来到蓝毗尼的时候，他皈依佛祖刚好整20年。时隔千载，我们无法知道什么原因使他在屠杀了不计其数的被征服者之后，却执意拜倒在佛陀慈悲的身前。可以确定的是一些结果——他成功地以佛教的发展抑制了婆罗门在印度大陆上的膨胀；并且以宗教的力量来统治国家，的确为他省去了大量警察和军队。而23个世纪之后，在印度大陆北方的山谷里，正有越来越多的士兵镇守在尼泊尔的道路关卡。游击武装如此大规模的存在令只有4.5万正规军队的政府方面感到压力巨大，也使尼泊尔的印度教——数千年来匍匐在尼泊尔大地上最柔韧也最等级森严的精神力量，在这些贫穷的暴民面前见到了神明的疆界。

　　在这个喧嚣又倦怠的早晨，一队持枪而过的军警给加德满都杂沓的街道带来一丝微妙的颤栗，但是并不妨碍油漆剥落的门廊前，老奶奶继续以佛祖般的姿态正襟盘坐摘着她的青菜；目光炯炯的理发匠还是瞪着他金刚般的巨眼，扫净店铺、撒上清水、再念念有词地往门楣上挂一串美丽的金玛丽花：

　　“纳玛斯泰(吉祥啊)！”他向人问候的时候总会轻轻微笑地晃动着头，这是一个极富意味的动作，糅合了这个国家大部分人的生活态度：宁静、顺受、沉滞、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