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春初

　　同屋老友精通日语，且与日本人有不泛之交，每次中日交流后多有感悟。爽心者多，愤怒者也频，而最令其愤慨者，大约是这么一件事:一日本人初抵广州，吾友以翻译作陪，两三言未尽，抛出一话:你认为我们日本人和你们中国人有哪些地方不同(指样貌)？友直言，无他。孰料日本人气咻咻，脸泛红，脖梗僵，嗫嚅着含糊不清的东西，好像亿万富翁被一穷小子攀了亲戚般难受。友回来状述此事后砸出一句话:什么东西！

　　这种经历绝非向壁虚构，网络上更有大把，因为好像又到了7月。7月本来与其他月份无异，只是历史的脚步在此停住了一下，并划了个道道。于是日本的话题又像春燕归巢般回到了嘴边。友玩笑着说，你们学历史的人就过于敏感。

　　敏感并不是坏事，尤其对一个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一般善良的中国人都以为中日之间的问题是摆在那儿，日本想绕过去是不容易的。但日本尚在辩解拆招的时候，已经有些“清醒”的中国人痛切地正告吾民:中日历史问题其实已经解决。端的是中国人变成了一个“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的无赖儿郎？！

　　我其实是很乐意欣赏反省者说话的勇气的，因为中国自从南宋秦桧先生一意主和并谋害了岳爷爷之后，主和的事情向来是千夫所指的。那么按照某些人的良好意愿，我们就姑且认为双方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吧，但靖国神社里面的军国主义分子全副武装勤操练、喊口号，这是何为？右翼组织大肆鼓吹参拜靖国神社“表彰英灵”并四次大修教科书宣扬“皇国史观”，这是何为？面对南京大屠杀的累累白骨还有些人到处叫嚣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这又是何为？

　　说到南京大屠杀，中国人当然犯堵，但如果你碰见了田中正明先生，他会给你消气的。他会心平气和地给你算算当时南京城的面积如何之小，给你测量当时“国际安全区”的面积如何之大，给你背诵日本严格的军纪条例，给你讲讲掩埋尸体的具体数据的舛错，给你描述国际人士在南京的一些平安无事的见闻……总之，你别生气，屠杀完全是虚构的。

　　多么完美的论证，多么独到的分析，日本人做事的精致和细腻在此间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得不佩服田中正明的辨物析理、探幽发微之功力，感谢他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当抗战胜利后接二连三的不息战火有效地阻滞了我们的吞咽——更别说是消化那段历史的时候，当我们的研究手段还停留在简单、感性，靠模糊回忆和记录来记叙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浑身是理，但在法庭辩论时,却又拿不出强有力证据的结巴。而被告却在干笑两声后，于轻蔑中把“南京大屠杀”变成了“南京事件”，其死难人数也由“20万人”变成了“许多”、“大量”甚至“死亡人数不确”。30万这个在我们看来确证的数字，突然间变成了被告眼里漫天要价的大白菜，我们呢？只好求助于东史郎和拉贝的日记来增加自己的分量。

　　今天，我们再次为某个地方又出土了一批日军侵华的“铁证”而欢欣鼓舞，以为又可以给日本右翼当头一棒。但其实，死硬的日本人对此向来是一种根本的不屑。“熟睡的人易喊，装睡的难叫”，我们的“铁证”对他们来说完全是聋子的耳朵。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长。对待日本，他们能够听懂我们的语言，可是要靠翻译——实力。

　　这么一来，我好像变成了向日本叫阵的愤青，我不是不乐意担当这个美名。但是我在向日本叫阵的时候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我找不到组织。政府的友好政策当然着眼长远，但民间的力量也由此分散成沙。日本的右翼结党成群，同气连枝，而我们往往是一事起，则四方云集，咄嗟叱咤;一事息，则偃旗息鼓，声若蚊鸣，远不如日本右翼的兀兀穷年、暮暮朝朝。他们在麇集，我们如沙散；他们在张扬，我们在防守，无须过招，高下立判。尤其是看着我们的人在网络上公布账户，哀请国人捐款而后谋动时，他们的三菱重工、东京影像、住友、松屋、马自达、三井、丸红、富士通公司却慷慨解囊、汩汩注资。有时候，你不得不忧伤。

　　收起我们的“铁证”，收起我们的叫阵，只是好好地记忆，好好地反刍，这是个偷懒省力的行为，但在当前中国，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步骤。

　　盛夏中幸亏还有了一丝凉意——一位日本广播协会的朋友给我们此次为文提供了相当的资料。基于是，我们不但要记忆苦难，还要记住一些良心。

　　(编辑：思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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