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包含普世性的因子，却不是普世的标准，对德日输出民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美式民主本身攻无不克，如果从数量上来说，美国输出民主的努力带来的更多是失败。

　　作者：刘卫东

　　美国学者福山曾将美式民主制度奉为历史的终结者，认为不会再有比它更先进的制度出现。这也是美国政界的共识，于是输出民主，使之成为普照全球的明灯就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然而，历史是否果真都拜倒在民主的石榴裙下？现实似乎并未给出十分肯定的回答。抛开纷繁复杂的伊拉克问题不说，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在美国后院，看一看拉美岛国海地的民主化进程及美国在那里的所得，这可能会给人们带来一些启示，但愿也能给美国带来点什么。

　　民主在海地的挣扎

　　海地于1804年宣布独立，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现行宪法规定海地是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三权分立是其神圣原则；国家主权属全体公民;公民可直接选举总统和立法机构成员。但时至当今，民主在海地依然处于苦苦挣扎中。

　　1957年军阀杜瓦利埃上台，后分别经“公民投票”成为终身总统和世袭总统。1980年小杜继位，后又以“99.98%的赞成票”被确认为终身总统，但此时的民怨已演变成反政府武装活动。1986年1月，在示威浪潮和总罢工的威胁下美国敦促小杜提前下台，海地随即建立军政府。杜氏家族统治时期不足 600万人的海地竟有十多万被枪杀、拷打、拘押或流放，他的尸骨死后也被民众挖出当街敲打以示庆贺。1987年 3月，海地以99.81%的赞成票通过新宪法，并决定于同年举行大选。但选举日当天选民遭暴徒袭击，死伤不计其数，投票被迫中止。美国立即冻结了对海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警告军政府尽快重开选举。但怂恿暴力活动的军人独裁者干脆直接当政，直到4年后代表贫民利益的阿里斯蒂德击败美国支持的马克·贝森，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海地才恢复平静。

　　1991年9月29日，海地军方以“结束独裁、恢复民主”为由发动政变，刚任职几月的阿里斯蒂德被迫流亡美国。1994年国际社会开始对海地实行经济和军事制裁，美国也参加了行动，但基本保持低调。克林顿派出了前总统卡特、前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和参议员纳恩前往海地，同叛军直接对话。进行到最后一轮时，美国入侵部队已从空中和海上向海地逼近，阿里斯蒂德在美国的保护下重返太子港。

　　由于宪法规定不得连任，更由于美国的警告，1995年阿里斯蒂德决定暂离政坛，养精蓄锐，将政权移交给大选获胜的同党密友普雷瓦尔。这是海地历史上首次实现政权和平过渡，阿氏为此得到多项国际勋章。普雷瓦尔上台后积极与美国及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但强行实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导致海地贫富分化，群情激愤，国内稳定受到威胁。2000年的大选又开始了，但暴力再度接踵而至，警察逮捕了大批反对党候选人和活动家，但对采用暴力手段的执政党支持者则听之任之。阿里斯蒂德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再次获胜，在其后的三年任期中，海地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问题日益尖锐。反对派逐渐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倒阿武装不断发难。2004年阿里斯蒂德乘坐美国飞机流亡中非，海地再次进入临时政府统治阶段。

　　民主输出的副产品

　　综观海地的政治历程，各个阶段都可以见到山姆大叔的熟悉身影，只不过有时是讨伐者，有时是赞助人。美国为何如此热心？口头上说利人利己，而归根结底现实利益才是其利他言论的根本依据。可是时至今日，这种输出民主的努力无论从推广者、接受者还是旁观者的角度来说，都不能算是一场成功的试验。即使单纯站在美国的位置上看，输出民主也给其带来了许多事先未曾预料或者不愿正视的副产品。

　　空壳的愚弄。民主国家在数量上的不断增长并不能掩饰其质量上的恶化，许多国家民主被逐步地空洞化了，只剩下一个多党选举的外壳。海地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有的民主基本要素一样不缺，但200年的历史上政权更迭几乎全部通过暴力方式实现，民主制度的作用从未得到有效发挥。在海地军人或当权者保有不受政治监督的特权，反对党的竞争空间受到压制，公民在参政过程中经常遭受任意的逮捕或暴力侵犯。这里虽已实行民主，但因为缺乏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和自由宪政对中央权力的制约，民主就会倾向于滥用权力。美国为了海地的民主化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有些举动也不能不说更多是出于非利益因素的考虑(如1977年卡特派特使到海地商谈改善人权问题)，但海地的民主化却连最起码的安全稳定都难以保证，这在陷海地人民于水火的同时，也损害了美国上帝使者的形象，使人怀疑其动机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对美国在海地的人员安全、经济利益、安全利益都造成威胁。美国对国际关系一个固定的看法是，富裕的邻居是最好的邻居，为了减少海地难民和毒品的冲击，他们需要海地富起来，但是通过输出民主似乎难以奏效，而美国在海地的资金援助和经济投资也往往因战乱而竹篮打水，给美国相关企业造成损失。这些结果只能在输出民主的源头上找原因。

　　善变的代价。美国的民主输出受利益主导，采用双重标准，前后缺乏一致连贯性，这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对美国来说，谁在海地执政显然比其当选方式更为重要。杜瓦利埃时期，所有荒谬的决定都由所谓公投通过，据说当时警察到家里抓人，连在街上看热闹的美国游客也被拉去投票，而他一个人就投了15次。难怪独裁者在选票榜上会这般得民心。可如此滥用民主的暴君依然是美国的朋友，因为他听话。阿里斯蒂德虽为民选，但历届美国政府均不满于其不合作的态度，而倾向于支持政变夺权的军政府，只是由于它过于妄自尊大，美国才不得不痛下狠手，但仍留其生路。不管独裁者还是民选总统，都可以乘美国飞机逃离险境，因为这都是美国的需要。利益至上本无可厚非，但因美国把推广民主上升到尽人皆知的战略高度，如此的善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输出民主理念中的真诚成分，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道德信用，也加大了具体操作时的困难。

　　矛盾的诅咒。美国的民主输出主要采用非民主手段，这既不道德，也很危险。武力输出民主可以推翻独裁政权，却难以换来民众对侵略者的拥戴；经济制裁可以制约军政府的统治能力，却同时也陷民众于水火之中；自由市场模式可使西方繁荣昌盛，强加给海地却只能带来破产败落。外来力量能够改变的只是领导阶层和决策模式，但不会迅速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这就决定了使用非民主方式推进民主时其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海地的轻工业曾有起色，但多年的制裁将它推回原点，私有化更是彻底摧毁了海地赖以生存的农业。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海地的稳定发展，同时也换来了对美国的怨恨和抵触。

　　压力的困扰。虽然道德屈从于利益，一直就是美国外交的基本特征，但这并不是说价值观念匮乏无力。对民主理念的推崇就可在不同程度上制约政府决策空间，使国家利益受损。美各届政府对待阿里斯蒂德的态度就是一例。因他是民选总统，所以对他上台后的强硬言论也不好直接发作，落难要允许他避难，对他借助国会挖克林顿的墙脚也无可奈何。阿氏非常善于利用美国的民主政体为自己服务，《华盛顿邮报》说他花费了730万美元游说国会，这笔钱对于80%都属赤贫的海地人来说不啻是一座金山，当然这钱也不是他自己的。尽管利益最终还要迫使美国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重新反对自己出兵出钱保护的民选总统，但也因此不断遭到国内反对派的指责。当年一些黑人议员就批评克林顿政府的海地难民政策有种族歧视色彩，而今更有人抨击布什跟海地那些政变者没啥两样。布什虽没有像前任那样向反对派妥协，但民主理念给政府决策造成的这种压力清晰可见，政府已难以摆脱其影响，而不得不将美国利益的一部分作为必不可少的成本，捐献给输出民主的努力。

　　现实的讽刺。民主国家是否比其他政体更易相处？至少部分现实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独裁政权更有条件用强力保护美国在当地享有的排他性经济利益，其政权的维持更需要美国的支持也更容易尊奉美国的指令，美国的反共意图往往也更容易在他们那里得到共鸣。他们对内可能残暴，对美国却可能恭顺。这种倾向在海地非常明显。阿里斯蒂德以前的专制政府都很少跟美国闹矛盾，美国的意图可以得到更多的体现。但阿氏以民选总统自居，不仅不愿受控制，甚至试图利用民主政治控制美国政府。阿氏的这些做法并非个人性格使然，而是民选总统的职位赋予他的条件和底气，换了别人，程度上或许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会让已经习惯于主宰对方的美国觉得难以相处。

　　对终结者的反思

　　历史一再证明，强行输出的东西，不管是昔日苏式的“输出革命”，还是现在美式的“输出民主”，均可能遭到水土不服和异化变质。美国的民主包含普世性的因子，却不是普世的标准，对德日输出民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美式民主本身攻无不克，如果从数量上来说，美国输出民主的努力带来的更多是失败。在世界贫穷地区，它只是剩余价值的盘剥者、殖民主义的强加者、本地精英的收买者和世界混乱的制造者，输出国的实际利益也因之造成侵害。归根结底是因为它违反了"合适才是硬道理"的理性论断。这并不否认民主扩展对世界大同人民幸福的有益作用，但就人为输出民主来说，这一工程非常复杂，有其内在规律，通过理想的实践迫使历史按照民主的方向发展，很可能会产生比想要的结果更多的不想要的东西。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意味着比草拟一部宪法和拥有一个选举更多的东西。睿智的凯南早就指出，美国不应充当别人的教师，“在一些方面，我们美国人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遏制我们自己”。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