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武侠关键在于创新_文化

大陆新武侠关键在于创新

http://cul.sina.com.cn 2005/04/05 17:08 今古传奇

　　大陆新武侠关键在于创新

　　汤哲声

　　汤哲声，男，1956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文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

　　主要学术专著有：《中国现代滑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流行百年—中国流行小说经典》等。主要编著有《“下里巴人”风情—民俗文化学及其文本解读》、《黄人》等。发表论文近百篇。

　　摘要： 20世纪以来，中国武侠小说经过了三次大规模的变革。21世纪兴起的“大陆新武侠”关键在于超越前人，达到武侠小说创作的新境界。当下中国武侠小说创作有一批很有实力的作家，但总体的创作实绩还不能说其“新”，应有进一步的较大突破。

　　关键词：大陆新武侠；文体创新；文体融合；学科融合；文化融合

　　“大陆新武侠”［1］概念的提出的确相当重要，一是呼唤大陆能够出现与港台地区相媲美的武侠小说大家；二是呼唤武侠小说创作有新的突破。在武侠小说创作几乎模式化的今天，大陆作者创作一些武侠小说不成问题。问题是怎样才做到了“新”？在我看来，所谓“新”，就是要在保持武侠小说美学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对既有模式有所突破，并从整体上将武侠小说的创作带到一个新的境界。武侠小说要创新，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武侠小说处于什么样的水平。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创作十分繁荣。繁荣局面的形成来自于武侠小说三次大规模的创新运动。

　　第一次创新运动由向恺然《江湖奇侠传》引发。这部1923年的作品使中国武侠小说创作从“江山”转向“江湖”。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一直到清末民初，历代以来，其价值取向不是保江山就是打江山(《水浒传》开始还是写江湖世界，到了梁山泊排座次之后，小说的价值取向也转向了江山)；人物不是为了君王打江山，就是跟在清官后面平叛捕盗。而《江湖奇侠传》则从浏阳、平江两地农民争“水陆码头”写起，演化成昆仑、崆峒两派江湖人士争斗，演绎成一则江湖故事。从“江山”转向“江湖”给武侠小说带来的最大好处是拓展了小说的传奇空间。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以传奇取胜。在“江山意识”的要求下，武侠的传奇性只表现在武侠人物的行为动作上。转向“江湖世界”后，武侠的传奇性就不仅依托在人物的行为动作上，还体现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神秘的深山古刹、险峻的丛山老林、荒凉的戈壁沙漠、古怪的水中小岛，这些是武侠人物生长的地方，也是小说情节展开的环境。同样，在“江山意识”的要求下，侠客即使任务再神奇，也是次要人物。而当武侠小说转向“江湖世界”后，武侠人物就成为了小说的主要人物。他们的精神世界、心理变化、性格脾气成了小说不可缺少的内容，武功更神奇了，个性更分明了，形象也随之更真实了，因为他们有了性格根据。《江湖奇侠传》价值取向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效果显然是被当时的武侠作家体会到了，他们为武侠人物设计了自己的生活空间：李寿民的“蜀山系列”写了半人半仙的剑仙世界；王度庐的“鹤—铁系列”写了亦正亦邪的江湖世界；姚民哀在黑白两道之中寻找人物空间；白羽、郑证因以镖局、帮会为视点写了草莽生活；文公直却把宫廷和江湖连成一片。江湖故事的虚构性很强，可以一波一波地写下去，可以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生发开来，武侠小说的“系列”也就形成了。李寿民的“蜀山系列”，正传、外传、别传、前传、后传……达到了30多部，一个大型的树状结构描述了一个大型的武林家族。

　　第二次创新运动由朱贞木《七杀碑》完成。《七杀碑》的最大贡献是将武侠与历史结合起来，使得武侠小说历史化。武侠小说在江湖世界里增强了小说的传奇色彩，但是故事有一种飘渺之感，而一旦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不管武侠故事如何传奇，它都有了“根”，给人以真实之感和厚重之感。武侠小说的历史化，实际上是在江山之中写江湖，江湖故事围绕着江山的更替来写，不管故事如何散乱，它都有一条稳定的线索，不管瓜散落在何处，都结在这根藤上。同时，以江山为背景写江湖故事，江湖故事就有了阔大的表现空间，可以借政治家的阴谋将江湖故事写到宫廷里去，可以凭结党结社将江湖故事写到高山野林之中，当然，也可以根据民族矛盾将江湖故事写到边区异域里去。由于武侠小说与历史的“攀亲结故”，武侠故事就有了无穷的历史“根据”。

　　武侠小说第三次创新运动由金庸等人完成。他们把武侠小说带到了文化的境界。严格地说，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文化武侠小说”，最突出的贡献是将俗文化与雅文化结合起来，让武侠小说成为雅俗共赏的文体。从小说价值取向的层面上说，他将中国传统世俗道德观念与包含“五四”精英意识的“人的文学”结合起来，较圆满地解决了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写“人的文学”的问题。他写的“人的文学”有与“五四”以来的新小说相同的地方。周作人曾说：“我们要说的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齿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1)‘从动物’进化的，(2)从动物‘进化’的。”［2］他实际上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对文学中的“人”作了界定。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被看作新文学创作标准，金庸笔下不少人物显然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但也有不同，他不像新小说那样在肯定和要求人的价值同时，对世俗道德文化提出疑问或抨击，从而达到改变世俗道德的目的，而是在肯定和要求人的价值同时，依据世俗道德文化进行人格的自我完善，目的在于维护和宣扬中国传统世俗道德文化。在生活层面上，金庸将世俗的武功、饮食、技艺等各方面雅致化、精致化，俗中带雅，雅因俗成，俗为表象，雅蕴其中。

　　了解了中国武侠小说的现有水平，再来考察三次创新运动的基本思路。

　　第一次创新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文体的融合”。向恺然等人将武侠引进江湖世界，基本思路是以中国传统的神魔、奇幻小说架构武侠小说。江湖门派东西南北中各自称尊，就如神魔、奇幻小说中的四方尊神。武侠人物腾云驾雾、翻江倒海，展示出各种超自然的力量，显然是神魔人物的“神魔本领”的翻版，就是武侠人物的御雕缚蛇也得自神魔人物降龙伏虎的启示。不过，在融进神魔色彩的同时，武侠小说还是保持了世俗化的本色。它们宣扬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人物正邪分明，正者不仅是中国道德规范的表现者、执行者，行为举止也是儒雅风流；邪者则“邪”在缺少“做人”起码的要求，粗陋淫荡。这样的美学风格和文化价值标准符合当时广大市民的阅读口味，所以，武侠小说很快风靡起来，成了当时市民文学的“佳品”。

　　第二次创新运动是一次“学科的融合”。朱贞木实际上是把历史学科引进到武侠创作中来。历史学科的介入给予武侠小说美学构成的最大贡献是“真实性”，似乎历史就是这么构成的。对武侠人物来说，打斗之中多了几分历史兴亡的内涵，豪杰之气中有了更多的英雄气概。此时武侠小说的历史观还是传统的“正史观”，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高于一切。这样的美学风格和价值标准同样符合当时市民的阅读口味，所以又一次地掀起了武侠小说的阅读高潮。

　　第三次创新运动是一次“文化的融合”。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始终强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始终强调传统的“做人”标准。他们小说中的大侠，是行为特异者，但必定是君子，在这些传统的文化价值和“做人”标准中又有着丰富多彩的人性、人情表现。这样的特色说明了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底，而将“五四”以来的精英文化融入其中。金庸等人基本上采用“说故事，写人物”的叙事方式，说故事是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要求，写人物是“五四”精英文化的特色。金庸等人常常将人物的成长作为小说叙事的线索，一方面人生的故事成了小说的主线，另一方面过程和结局又可以分开来表现。事实上，在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中，人物成长过程往往是精英文化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而结局往往终结为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精英文化有很强的世界现代文化的色彩，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也因此与世界现代文化具有了很深的渊源。

　　对历史的回顾无非是为提升大陆新武侠的文体境界寻求启迪。中国武侠小说的每一次变革都是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和思维性变革，也只有结构性变革和思维性变革才称得上“新的境界”。近几年来以《今古传奇武侠版》为核心阵地，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批武侠小说创作的生力军。小椴、小米、沧月、沈璎璎、步非烟、糖小小讯、时未寒、李亮等青年作家给大陆武侠小说创作带来了虎虎生气。他们并不纠缠于武侠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鄙视“侠义精神”，他们表现的是人性和人情，是自我生命力的释放。 “何为正？何为邪？何为忠奸，何为黑白？堪令英雄儿女，心中冰炭摧折。”［3］沧月《东风破》的这几句结束语相当准确地说出了他们武侠小说的价值观念。在他们笔下，人性可以分裂(小米《血魔夜惊魂》)；爱恨可以转换(沧月《剑歌》、《东风破》)；在“异类”中自怜，在“自许”中爆发(小椴《长安古意》)；人性成为傀儡，只是“意念”的玩物(李亮《傀儡戏》)……。显然，他们写武侠小说决不是要写“武侠”的小说，而是借武侠小说特有的情境和武侠人物特有的身份，在恩和仇、爱和恨、必然和偶然、规矩和放纵之间直接逼问人的本性和本能，从中搜寻其存在的意义。他们都很明白武侠小说要说故事，也都善于编织情节。在寻找自我和身份辨认之中，把平常之事转换成不平常(如小椴、小米、糖小小讯的小说)；在对抗之中写事件的突变，从而加强情节的张力(如时未寒、李亮的小说)；在神秘的气氛中构造诡异，在自然之中推崇超自然(如沈璎璎、步非烟的小说)……他们的小说几乎均以悲剧告终，就是最后胜利了，也胜得偶然、胜得压抑。情节决不拖沓，因果步步推演，缜密的构思显示出他们谋篇布局的才华。他们也很善于调剂小说的气氛，营造一种意境。小椴写古城，小米写月夜，沧月写江南的烟雨，时未寒写绝地，沈璎璎和糖小小讯写幽谷和蛮荒……神、情、性、境糅合在一起，沉稳和灵动，幽深和妩媚，气氛和意境与小说中人性的展现、情节的舒展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这一批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人性追求和个性释放直接影响了他们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形成，根本就不顾忌什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也根本不顾忌什么雅文化提升和俗文化普及，只是将自己的观念表现出来，只是将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人生“活法”展现出来，至于别人怎么说，怎么评价，那是别人的事情。他们的文学修养更多来自于新时期以来中外文学作品的阅读，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们大多数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其中不少人学的是理工科，所学的专业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们的创作。看得出来，无论是他们的创作实绩，还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文学观念、知识结构，都显示出他们不可小觑的创作实力，显示出金庸之后中国武侠小说一波新的浪潮正在涌来。

　　不过，他们的小说还不能称之为“武侠小说的新境界”，因为他们的那些“新”还没有达到变革既有的武侠小说创作结构和创作思维的地步。在我看来，他们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一是如何摆脱既有的武侠小说模式，特别是金、梁、古作品的影子，建立独特的武侠小说审美形态。读大陆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在赞叹他们才华的同时，常常感觉到故事的基本构架和创作的基本思路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还珠楼主风格？王度庐风情？金庸式？古龙味？还是多位作家风格的综合？这些阅读感觉告示着读者他们个人的创作空间还不够开阔，告示着读者这些作家似乎有些许新意，但总的来说还处在学习和模仿的阶段。二是如何加强小说中的文化内涵。以人为创作的中心是现代小说的基本原则，高雅小说如此，通俗小说也如此。在新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武侠小说写人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就基本上解决了，王度庐的小说、白羽的小说都是以写人性和人情而取胜，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中，人性与人情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的大陆年轻作家一下笔就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他们起点很高，但是写“人”不能看作他们“新”的标志。因为这是现代小说的基本线索，而且前人已经将武侠小说推到了这个境界。要想有新的突破，就应该寻找新的突破口。

　　新的突破口在哪里？在我看来，文化应该说是最佳的选择点。写文化不仅是表现复杂的人性和人情，更是揭示出形成如此复杂的人性和人情背后的力量；写文化不仅是展示故事情节的传奇和曲折，更是揭示故事情节传奇曲折的必然性。将文化穿插在小说创作中，武侠小说的内涵自然会产生厚重感。其实，金庸等人超越前人的秘诀也就在这里，他们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同时用武侠小说演绎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陆的青年作家要想超越金庸等人，就应该在保持金庸等人演绎中国传统文化水平的同时，更多角度、更多层次地演绎各类文化。大陆的一些青年作家已经有一些写文化的佳作。例如小米《血魔夜惊魂》写了温情和暴戾，写了复仇和宽怀，人性和人情的复杂和多变表现了出来，情节曲折，气氛诡异神秘。令人称道的是作家将这些描写与分析人的意念结合了起来。作家试图说明在环境的刺激之下，人的精神、内蕴甚至形体都会发生裂变，会出现一种“灵魂出窍”和“不由自主”的现象，会出现一种人的本性追寻的迷惑。这样的分析让我们感受到现代主义文化的意味，而现代主义文化正是金庸等人的小说未能企及的，我们感受到了金庸等人之后所出现的武侠小说的“超越”。再如李亮《傀儡戏》写“死物”可以变成“活物”，“活物”也可以变成“死物”。死活的转换以及“灵器”的描述在武侠小说中是常见的，但是，当作家将这些通过民间艺术木偶表现出来时，小说中的本土文化传统以及浓郁的乡土气息就表现了出来。乡土文化的特别性同样也显示出武侠小说超越的可能。虽然这样的佳作还不多，但“大陆新武侠”已经掀起了“新”的一角。

　　“大陆新武侠”的“新”，界定可以有多种标准，可以是人性写作，也可以是女性写作，可以是动漫写作，也可以是网络写作。但不管怎样设定，自我和厚重都是需要的，因为只有有了自我才能称得上超越，只有有了厚重才会出现大师。只有有了自我创作个性的大师辈出，中国武侠小说才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参考文献：

　　［1］韩云波.论21世纪大陆新武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4).

　　［2］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5(6).

　　［3］沧月.东风破.今古传奇武侠版，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