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五常

　　上两期谈到，中国人多势众，先天智能不弱，但可观的创作实在少，与十六世纪兴起的欧洲相形见绌。说过了，中国传统的礼教与科举制度是创作的大忌，纵有天才，拿得出来的重要作品不多见。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创作气氛浓厚，作者受到尊重。十七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赚大钱；莫扎特从小周游列国，所到之处掌声雷动，而长大后的收入很不错(不是传说中的潦倒)；除了一两位，法国印象派的多个天才都是富家子。生活有着，思想自由，而有创意的重要作品获得掌声，是欧洲的创作思维达到惊世骇俗的原因。有个别的不幸例子，给后人夸张、渲染，而这些不幸故事传到中国，夸张之外更胡乱地一般化。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说“穷而后工”，胡说八道，但中国的文化支持这种胡说。

　　说来可悲，那对创作有莫大杀伤力的礼教传统，昨天还存在！我自己的母亲就是证据。一九九二年九十一高龄谢世，母亲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智商不及她，但想象力得到她的遗传，我自己走了数十年创作的路。可是，我不能想象母亲当年可以跑出旧礼教的框框，创作出些什么作品来。她固执，迷信，讲意头，论三从四德，只有基督教可以让她松弛一下，给她的思想多一点空间。回忆童稚时，像我母亲那样守旧的长辈多得很。

　　说炎黄子孙的先天智能不弱于人，是肯定的。昔日苏东坡写《赤壁赋》，是躲起来写的，文成后不敢示人。我不相信西方历史能找出几个能人异士，可以像苏子那样，只为自娱而写出《赤壁赋》那个水平的好文章。然而，在中国，天才与苏子差不太远的为数不少，可惜创作回报小，没有受到时人的敬仰，小品居多。重量级的创作要深入思考，往往要孤注一掷，这与中国的礼教传统是水火不兼容的。

　　民国以还，

　　最近在著名拍卖行的刊物中知道，自解放后到八十年代后期的数十年间，小小台湾的画作比大陆的高出相当多。台湾的文化思维也不能与欧洲的相提并论，但可观的作品不少。九十年代起，国内的画作有起色，今天不少值得收藏。这可见中国有的是个大文化，有厚度，只要传统的框框略为放宽，思想减少了政治的左右，生活有了改进，先天的智能就出现在作品中。

　　愚见以为，无论科学、文学、艺术等创作上，一个国家以人口比例算太不成话，经济怎样富裕也说不上有大成。中国的人口那么多，历史那样久，而数千年前的青铜技术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这些大本钱怎可以全都输光了？读历史，知道统一管治中国难于登天。可能是这个原因，对创作大事压制的礼教与科举框框就形成了。不能说没有波涛：胡涂的宋徽宗就曾经把中国的艺术文化救一救。

　　今天看中国，尽管经济、政治、司法等各方面还有不少沙石，但历史见不到比今天有更好的形势。考虑到各种困难，我对北京的管治难以苛求，也相信他们要改进人民生活的诚意。然而，二十六年的开放改革不是短时日，而从人口比率看，重要的创作还是少得可怜。是把思想教育改为创作教育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