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一直有两个最大的担忧:一是台湾问题，一是国内的政治改革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前景现在并未完全明朗化。以一个积极而又谦逊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对于在外围上减少美国的战略压力非常重要。

　　作者：毛春初

　　中国最近的外交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即以睦邻、安邻来淡化中国发展引起的不安;以发展、合作的前景来与周边大国(印度)展开战略布局；以务实、理性的态度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日本);以低姿态、柔身段来赢得两岸的缓和(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但它牵涉到外部势力，特注)。我们怎样来看待中国的低姿态或者说是柔性手段呢？

　　“柔性身段这个提法，非常含糊，但这只是用词，要看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首先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而且中国的低姿态要具体分析，每个国家都有不同。”

　　中国政府应该考虑怎样经营东南亚

　　对于印度来讲，1962年的那场战争留给印度的记忆可能比中国要刻骨铭心得多。这是印度自1946年印巴分治以来，一个“有声有色”(尼赫鲁语)大国遭到的一次重挫，印度对中国的悲情和复仇情节从这时候开始了。从中国来讲，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中国在中印边界上的地理优势(印度首都新德里距离中印西线距离才400公里左右，而这个边界离中国北京起码在两三千公里以上)，可以说中国对印度是有“安全盈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王军博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用了这个词。正因为如此，中国对印度可以保持裕如的姿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大幅度增长后，这种盈余就更加明显了。

　　但是听任一个周边大国沉浸于“中国威胁”论的市场里绝非中国政府愿意看到的，而印度的不安总是为美日拉拢它对付中国提供了机会。虽然印度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很难得真正投靠另一个大国，但是这种危险性毕竟是存在的。

　　中国小心地处理与印度的关系，并且不时地释放善意，譬如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而印度内部从瓦杰帕伊内阁开始也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紧紧抓住印度转变的机会，于是两个伟大民族的握手就顺理成章了。

　　在东南亚，中国这次是重温了万隆会议的旧梦，只不过主角由原来的中印两国变成了中国一国了。“中国应该把东南亚作为自己的战略纵深加以经营，任何一个大国都有‘后院’，唯独中国没有。”王军博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可以以经济利益来换取东南亚对中国的政治支持。”

　　中国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可以缓解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忧虑，但不可能完全打消它们对中国的疑虑，毕竟很多国家同中国是有领海主权争议的，更何况东南亚还有美国的军事存在。怎样经营东南亚，中国政府应该有自己的考虑。

　　“对于日本，问题就复杂多了，中国政府在民间反<b></b>日情绪高涨的时候果断地采取了理性的措施。”时殷弘教授肯定了中国政府的作为。

　　从战略眼光来看，日本由于其先天的禀赋不足，它的发展前景只可能锁定在一个二流的强国(如英国那样)。而中国就完全不同，它存在迈向一个超级大国的可能，就这个可能使得日本产生了焦虑症，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制造事端盼望能够阻滞中国的发展势头。如果中日进入冲突角色后，受害的不仅仅是两国的关系，可能是整个亚洲。中国当然不希望这列快速行进的列车出轨，也不想亚洲滑入冷战。

　　中国政府两个最大的担忧

　　中国开展积极的外交，并且以一种谦虚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从近期来看，是为了谋事，也就是为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营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从中期来看是为了谋势，即必须为中国的崛起廓清道路，尤其要为逐渐增加的美国战略压力做好应手;从长期看，中国可能谋求和美国相类似的地位，但不确定因素较多。

　　即将到来的奥运和世博会，明显是提升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大好机会，虽然举办这些大型活动的经济收益已经不像前些届那样明显了，但它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起到无可比拟的积聚效应。可以说，中国需要这些盛事。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是主要为这些短期的国际活动而服务的。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长期以来有两个最大的担忧:一是台湾问题，一是国内的政治改革问题。这两个问题怎样才能最优解决，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确定的把握。而尤其是台湾问题，由于它牵涉到外部势力，中国对它的可操控性就低得多。

　　“从国际关系的理论上讲，中国实行的是防御性的现实主义，它必须积累实力做好准备，万一日美干涉台湾问题怎么办？”王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美国曾经有过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动用武力改变台湾现状，那就是打破既有的国际体系。美国已经划了一条红线来考验中国政府，所以中国内地现在必须把自己做大做强，增加对台湾的吸引力。而现在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把台湾拉过来的地步。

　　可喜的是，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对台湾的政策格局极为开阔，不仅仅是国外看得是眼花缭乱，中国人也好像是集体坐了一回过山车。时殷弘教授评价说“在对台方面，我认为做得非常好，积极有为，富于创造性。”

　　以低姿态走向超级大国？

　　中国会不会最终以谋取和美国相类似的地位作为长远目标呢？记者就这个问题请教了王军博士。“这很难把握，因为中国的国际身份老是变化，战略定位不明朗，而这种战略地位又受到国际国内因素相互影响。”王军博士指出。

　　从国际形势来讲，世界格局由原来的大三角关系演变成为现在的“一超多强”;而中国政治生态也经历了一个从“革命主义”到“理想主义”再到“务实主义”的转变。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战略机遇期，能够抓住并利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关系到中华民族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实现，中国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是形成了空前一致的认识的。“如果中国一直能够这样走下去，我相信中国是大有希望的。”王军对未来的中国充满了乐观。

　　但中国的强大已经被美国的“鹰派”，如五角大楼的人自然地理解成了中国在挑战美国的亚洲地位。近期美国在欧洲大量撤军而把精锐力量集中到西太平洋就提供了注脚。美国一直在观察中国，看中国到底是矛还是盾，是建设性的力量还是破坏性的力量，王军博士分析道，中美现在存在一个博弈、一个妥协的过程。美国的国务院、五角大楼和国会对中国的看法都不太一样，接触或是遏制也一直是美国可以选择的两手政策。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应该是以一个积极而又谦逊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对于减少美国的战略压力非常重要。

　　那么中国这个低姿态会保持多久？时殷弘教授给出了一个谨慎的回答:“一个时期的基本态势是变化的，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太可能预测到以后。”

　　(本文摘自《看世界》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