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令维

　　笔名:格阑

　　曾读过老舍先生的《我的母亲》,我哭了。后来我读摩罗先生的《父亲》,读至最后,我忍不住抽噎起来,泪水涌出了眼眶。与老舍的母亲和摩罗的父亲一样,我的父亲和母亲也是

生活于社会最底层里的农民。他们勤劳而淳朴,在穷山恶水的家乡,他们用一生,用他们的青春、眼泪、鲜血和汗水,播种于贫瘠的黑土地上,这片土地赐予他们的是艰辛、劳碌、困顿和苦涩的爱。他们像默默耕耘的牛,像一次次将巨石推向山顶的西西弗斯,永远无法摆脱作为农民的命运。为了给子女创造更好的生存和学习条件,他们甘愿吃苦受累、忍辱负重和自我牺牲,默默地承担世间的一切不幸和苦难。他们是如此平凡、卑微而又高贵。当我坐在狗窝一样脏乱而温暖的寝室里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正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小镇里当苦工。冬天刺骨的寒风在户外肆虐地卷起地上的枯叶和尘土,我感觉到整个冬季的寒冷。

　　三年前,我考上了现在就读的这所大学。父亲固然为儿子的争气而感到高兴,但更多的是忧虑；这意味着,作为一家之长的他从此后肩负着供儿子上大学的重任。对于一个毫无经济基础的农民家庭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在农村,供一个大学生读书,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缺乏经济收入渠道的情况下,通常需要以全体家庭成员的付出为代价来维持。为了筹集经费,父亲东挪西借,几乎借遍了所有的亲戚和熟人,好不容易才筹齐了第一个学期的学杂费。这个从不在别人面前低头的汉子,为了儿子,像个乞丐一样低眉顺眼。虽然缓解了燃眉之急,但问题并未解决,以后三年怎么办呢?父亲依然愁眉不展。最后,母亲说,我去打工供儿子读书吧。1998年的冬天刚过去,1999年的春天乍暖还寒,那年母亲已经四十三岁,在我离家上学前,踏上了开往南国的客车。母亲临走时,我竟然没有去送她一程。父亲也没有去,父亲说他不敢去,他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一别就是三年,三年里,我只能在电话里听到母亲熟悉的声音,我只有在梦中才与母亲重逢。母亲说,今年要回家过年,不知我的母亲是否平添了几分沧桑几丝白发?

　　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刚刚过完,父亲也离开了家,和母亲一起去了。也许父亲母亲不曾料想到,在不惑之年里,他们竟背井离乡远远地到另一个地方给别人当菜农,领最低廉的工资干着卑贱最脏累的苦活!父亲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此前,母亲从没越过县境一步。在农业社会里，在他们安身立命的乡土观念里，出走是一种痛苦和屈辱,更何况在一个不适时宜的生命阶段。对于传统的农民而言,家乡成为他们情感所倚和向往自由的所在。尽管如此,父亲母亲带着浓浓的舔犊之情和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带走儿子对他们的感激和思念,去承担生命中的重负和苦难。

　　二

　　父亲中学未毕业便辍学回家务农了。那些年月,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总是感到饥饿。爷爷是个文盲,一辈子吃尽不识字的亏,发愿要让自己的孩子念书。尽管文盲爷爷有此雄心,但在艰难的岁月里,不至于在饥荒中饿死已属大幸,上学读书简直是一种奢求。于是,大伯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叔叔小学五年级辍学,父亲初中读了一个学期,便被遣回原校复课闹革命,学业从此荒废。在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所革其命者,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自古知识分子命运多厄,他们的境遇往往是凄惨的,地位是尴尬的。在封建时代(元朝),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曾比妓女还要卑贱；在这场国难里,他们简直猪狗不如了。我的文盲爷爷问他的儿子在学校里都学些什么来着,父亲说他们每天什么都没学,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将老师们批斗游行。善良的爷爷痛心地说,连老师都给批斗了,那不是忘恩负义吗,那留在学校还有啥用,干脆回家种田罢了。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一场“文化大革命”葬送了父亲的文化前程。后来,父亲参加修筑湘黔铁路(父亲常无不遗憾地喟叹他修过铁路却从未坐过一次火车,这自然是后话了)。二十岁时父亲成为村里最年轻有为的村党支部书记。这一当便是廿年,直到他出去打工,才辞掉这个羁绊了他半生的职务。

　　父亲他们那一代是不幸的,他们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年代里,他们的青春和理想都被无情地消耗和抹杀了。而从爷爷的角度而言,总算实现了让下一代识字的“宏愿”。我读书时,家境稍微有了转机,不至于辍学了。父亲把未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决心要让儿子成为一个读书人。于佑任的父亲于宝文曾对他说：“愿汝作世上一读书人。”父亲不曾用这样隽雅的语言勉督儿子,但以一种默默付出的方式,用行动表达了他深藏内敛的爱。

　　父亲是个性情刚烈的人。一般而言,性情刚烈的人都较坚强,而我发觉父亲也有脆弱的一面。也许父亲真的老了。父亲常常暗自流泪,父亲自责对于弟弟没能尽到身为人父的责任。弟弟初中未毕业便辍学了,读初二那年,他卷起铺盖回家,对父亲说不念书了。对于弟弟的自动退学,父亲暴跳如雷,从此不再管弟弟。为这,父亲感到内疚,为之伤神流泪。弟弟的辍学,其实不能全怪父亲,弟弟是个耽于玩乐的人,从不愿在学习上花心思,这令抱以大希望的父亲感到伤心和绝望。如今弟弟在外面的世界里流浪,一事无成。父亲总是愧疚地对我唠叨,也许将来有一天,弟弟会积怨于他的。我默然了。父亲母亲一生都在生活的最底层苦苦挣扎,勤劳和节俭并未能改变他们卑微的地位,爱与责任成为一种生命状态和信仰,他们毕其一生的精力奉献给整个家庭和儿女。作为儿女,除了感激和回报我不再有资格向这个贫寒的家索求什么。有人曾劝说父母亲,何必这么辛辛苦苦供儿女读书呢,读到中学就算了,说不定他们将来过上好日子后,将做娘老子的蹬到一边,白白辛苦劳累一场。父母亲总是笑着说,做父母的就应该尽到父母的责任,至于儿女们怎么做,那是他们自己良心的事。父亲母亲的话,我谨记于心。我不知道将来我是否也做到像父亲母亲虔诚地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的下一代,但我知道一定要做好我父亲母亲的儿子。

　　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温厚、善良、勤劳而坚忍。母亲排行老幺,在她上面,已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在众多姊妹中,数母亲最受外婆疼爱,在这种母爱的延伸下,我们自然没少得到外婆的恩泽。母亲说,小时侯,外婆每天都要从家里过来为我们洗澡洗尿布和照料我们(外婆家隔我家不远,分别坐落在两个山头上,中间隔着一条小溪,每天太阳落进西边的树梢里的时候,外婆就从家里走出来,走下半条土坡和半段石阶,走过一座石桥,再爬一段逶迤的石阶,就到我家了。大约十五分钟的路程。)。母亲似乎上过几年学,然而她所认识的汉字却少得可怜。在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是根深蒂固,女儿终究是泼出去的水。母性的爱也无法动摇几千年来的陈俗陋习的偏见。家境的贫困,姊妹的众多,使这个家庭需要的不是无用的知识而是劳动力。照例,除了舅舅外(舅舅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匠),母亲和她的几个姐姐几乎没念过什么书。母亲刚开始读书的时候,老师问她叫什么名字,母亲回答不出来--因为大人们还没想过给母亲取一个学名呢。那老师就笑着对母亲说,那就叫你龙家娜吧。从此,母亲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家娜”按我们苗家方言音译过来即“蒸红苕”之意，所以母亲的名字在家乡成了一个笑话。每当母亲提起这些陈年旧事时,脸上总泛起少女特有的红晕,她沉醉在温馨的回忆里,仿佛又回到了童真时代。后来,母亲成了她小学老师的堂弟--我父亲--的妻子。父亲的脾气很不好，我们是在父亲的责骂声和母亲的哭泣声中长大的。每次家里发生内战,我们都站在母亲的一边,我们企图用嬴弱的身体保护和慰藉伤心欲绝的母亲,我们都讨厌性情暴戾的父亲。而母亲却总是教我们不要因此怨怼父亲；母亲默默地承受父亲暴风骤雨般的愤怒和辱骂。她知道这个家不能没有父亲。

　　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都是父亲的笔迹。我从未见过母亲写信也从未收到过母亲的亲笔信,那次收到的唯一一封母亲的来信,都是别人代笔的。母亲的爱从来只是蕴藏于心底和默然无语的举动中,含蓄而优雅,朴实无华。我想父亲在昏黄的灯下给我写信时,那该是怎样一幅动人的情景啊。也许母亲也坐在一旁不停地补充和嘱咐,既心焦又帮不上忙,于是父亲便揶揄母亲,于是母亲微嗔着跟父亲吵嘴。古诗人说家书抵万金,家书里承载的是沉甸甸的爱和思念啊。上次与母亲通电话,母亲说父亲回家了,让我给她写封信。在远方,在陌生的异乡里,母亲孤独一人,思念着家乡和孩子们,一封信抑或一个电话,将是冷漠的世界里温馨的慰藉。

　　记得小时侯,姐姐、我和弟弟都嬴弱多病,常常弄得家无宁日。有时半夜发高烧或其他突发性疾病,父母亲担心得不得了,一人床边守着,一人急忙去请医生。我们生病时,父母亲从没有一句怨言,在我的记忆里,平时凶巴巴的父亲也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有耐心和好脾气。父亲是有心人,他学会了打针、配药,并自备了一些常用的药品,俨然成了“家庭医生”。后来我们生小病,大多是父亲自己料理。长大后,很少在父母身边,每次父亲在信里总要问及是否生病,或者嘱咐生病一定要吃药和附列一些防止的民间偏方。今年四月,我患阑尾炎,父母得知后,一夜无眠,翌日打电话过来得知无恙后方才放心。然而每次母亲生病,却总舍不得花钱买药,说她身体抵抗能力强,挨一阵子自然就好了；而母亲的病十之八九是在这种“挨一阵子”的逻辑里“挨好”的。

　　只有体验过人世间的苦难和不幸的人,才能真正地体会到底层民众的悲哀和不幸,从而才能怀着一颗虔诚和悲悯的心去关注和帮助那些同样处于苦难困境之中的弱者。尽管家里很穷,父母亲常常接济和援助那些比自己更困难的亲友。一些外地来讨饭的人到家里,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临走时母亲总是安慰那些落难的人们,决不为难他们。母亲说,那些人兴许遭遇了什么天灾人祸,我们应该尽量帮助他们。父亲母亲一生勤劳而正直,他们只相信辛勤劳作和汗水浇灌的劳动果实才是心安理得的,他们从不愿通过歪门邪道的捷径不劳而获。父亲常说,做人要站得稳走得直,要无愧于心,做一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人。如果说我天性里还保持着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悯,还有一颗正直的心,还没有在人生的挫折失意中心灰意冷和沉沦,那无不得益于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母亲都是相信宿命的。他们相信在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主宰支配着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命运,他们甚至将一生中所遭受的苦难都归结于这个无量神的安排,既无力也无心去改变现实。他们对神秘力量充满了虔诚和恐惧,深怕未知的灾难随时会降临。母亲常说“迷信迷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母亲的这种观点是模棱两可的、稀里糊涂的、投机取巧的、不坚定的、毫无主见的,是“中庸”的,传统的,不是追求真理该持有的态度。每当我驳斥他们时,他们感到痛心疾首,他们把我的举动看成大逆不道的行为。仿佛这不是真理之争,而是孝与不孝的抉择,所以每当讨论这一问题时我都知难而退,三缄其口。

　　如果说母亲的迷信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那么父亲则从理论上膺服。父亲大量购买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之类的书籍,日夜研读,并向一些功夫深厚的“地理先生”讨教,每有领悟,喜形于色。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是一个人狂飙猛进和挑战命运的动力,但太多的苦难和失意,却会挫伤人的自尊和自信,销磨人的意志和毅力,在苦难的重负下变成一个谨小慎微安分守己的人。父亲曾说,三十年前他一样天不怕地不怕,不信怪力乱神；可是中年后的他却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神秘主义的捍卫者。前后三十年,他走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上,不知这是不惑之年的父亲的大彻大悟,抑或人生之大“惑”？也许父亲母亲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们也曾努力过、奋斗过、试图改变过，可是蓦然回首,白云苍狗,一切都是徒劳,一切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自己而已。于是经历了几乎毫无建树的前半生后,他们已决定将后半生交给宿命来安排。念及此,我的心底不禁涌起无限的感伤和悲凉。

　　父亲和母亲都垂垂老矣。每次我面对父亲母亲时,我无法抹掉内心沉重的负罪感。有时我想,人生不过是造物者对人类开的一场玩笑罢了,他要看这鲜活的生命,从呱呱落地,经历朝气蓬勃的青年,精力旺盛的中年,以及暮气沉沉的晚年,直至在他心满意足的微笑中挣扎着走向暗淡的死亡。不仅如此,为了满足造物者更大的赏玩的欲望,他还要将这个悲剧永无止境地演绎下去,悲剧不会因某个人及身而止--除非他没有了后代,它将伴随着人类的繁衍一代代地演绎下去。后代的出现加剧了玩笑的悲剧性,后一代成了上一代的送葬人和掘墓人。人类的悲剧角色将扮演直至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人类与造物者一起消亡,什么都没了。作为子女,我深感自己在扮演着助纣为虐的角色。人生原本一场无期限的苦役,而我则在父母亲的苦役中增加了砝码；人生不应该只有苦难,而他们的一生中却充满了苦难。我不是个快乐的人,我常听人说别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我却常常将自己的痛苦建立在父母的痛苦上。这不仅加剧了父母的痛苦,同样也令自己痛苦异常。

　　苦难培育出来的爱常常是含着眼泪的,它像一曲意味深长的民谣,它不是直白式的,轻易不能察觉,它的表现形式显得晦涩、粗糙、琐碎、婆婆妈妈,甚至以一种痛苦痉挛的方式呈现。有时我感觉到,这爱沉重得让我透不过气来,我想背身离去,可是身为人子的责任感又使我回归现实。我想,人并非因罪恶才需要救赎。也许按世俗的标准,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人之常情的,我们不必为之耿耿于怀。可是在午夜梦回扪心自问时,在灵魂虚空无所归依时,同样也理所当然、人之常情的是,站在儿子的角度上,我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呢?这是一道人生的难题,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