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侯之

　　在欧洲住了二十年，人改变了许多。没法儿改的，是从故乡带出来的胃口。

　　德国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好吃的，比如它的白水煮猪腿，抹了芥末就酸菜吃。又比如烧肘子，煎肠子，烤肉烤鸡，配咖喱汁蘸番茄酱，也还都能吃，所谓“eatable”也。

　　但我老是馋国内的吃食。不是指国内豪门宴上的鲍参燕翅，那都是些文化糟粕。对我最有诱惑的是北京街头那些平民小吃。金黄的炸油条，白嫩的豆腐脑，都是些很普通的东西，在北京早上起来遍地都是。随便谁都可以往露天的早点摊儿上一坐，喝一碗浓稠的炒肝儿，就上半笼小笼包子，只花个几元钱。可在德国在欧洲，这就都是些在梦里的东西了。

　　我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德国超市里东张西望，主要是找能对付这家乡胃口的东西。比较难。洋人的洋餐，那么多年吃下来，我也能吃爱吃。但不象对中国吃食，有一种想念它的亲情。

　　我刚来德国时，在超市里看见鳟鱼，冰冻盒装，一盒两条。我想这该就是舒伯特“鳟鱼五重奏”里的那条鳟鱼。记得那

　　“明亮的小溪里，有一条小鳟鱼，快乐地游来游去，象箭儿一般。”

　　小溪里的鱼，味道大概不应该错。我想起了糖醋鱼。

　　我把快乐的小鳟鱼弄了一盒回来。用刀把鱼收拾了，抹些盐，放平锅煎得两面微黄，盛在平盘上。然后在锅里煸葱煸姜煸蒜，加糖加醋加黄酒勾芡，烧了个糖醋汁儿浓浓地浇到鱼身上。坐下来，用叉子叉块鱼肉，沾了些汁，兴冲冲尝一口，滋味不坏，口感也还行，只是肉有点儿紧。

　　后来在德国又见到卖鲤鱼，但都大且肥。身上很奇怪，没有鳞，或只有一两片鳞。鲤鱼的肉松而散，咬着就象咬块大肥肉。我用各种烧法都试过，也就只到eatable的程度。毛病是鱼的肉质不嫩肉味不香，不能让人生出拍案叫好的念头。而德国的鳟鱼肉虽紧，若用汁烧得入味，也还动人。我拿鳟鱼来做干烧豆瓣鱼，似乎效果更好，但是是动用了从国内带来的郫县豆瓣酱。

　　于是我还是固执地怀念国内黄花鱼的蒜瓣儿肉。黄鱼怎么做都好吃，岂是洋鱼可比？煎一下，随便用酱油加两瓣大蒜一烧，就能让人心激动。但欧洲鱼市上不见卖黄花鱼，只能将就着烧鳟鱼。

　　有次我请德国同事吃这道糖醋鳟鱼。德国人不夸鱼好吃，却都认真地夸说：这道菜的汁儿烧得真好吃。文化真是不同，洋人的想法看法有时很奇怪。东西本身好吃是主要的，之后才是佐料及烧法。而东西好吃，就得讲究东西正宗。可是许多东西只有家乡的才好，远游在外，这容易叫人发许多思乡之想。

　　这是莼鲈之叹的情结，中国古已有之。那都是因为在外面馋正宗的家乡吃食，口中索然无味，终日懒懒，想想“何事苦淹留”，就大撒手撂挑子，跑回家乡去了。国人都认为这行为潇洒，文人们为此写诗作赋，传了千古美谈。

　　吃鱼的时候，德国人听我讲了这个故事，都诧异起来。

　　一个人迟疑地问，为想吃一种蔬菜和想吃一种鱼，就扔了国家委派的职务和工作，要跑回故乡去麽？

　　我开始努力解释，说：是啊，这是个贤人高士，所以口味很高，就是说很馋。这在中国自古视为雅事，没有人说人家没出息的。中国的贤人口味向来都很刁，把要吃好的算成一种品德，看得相当重，归到修身齐家里边。孔子曰：食不厌精，国人说是圣人说的，人得好上加好地吃才有品位。

　　德国人相互看看，莫名其妙，“人很馋在中国就会受人尊敬麽？”

　　我气馁，怎么搞不懂？我就因为想吃好的，也在找机会想回趟家呢。

　　秋高时节，天气凉下来。去过北京的德国女秘书，说起北京，说起好吃的东西，忽然说：“山咋高”！那洋腔的中文词儿弄我一愣，还以为是听错了。德国人伸了手掌，伸了舌头，做手掌上托了山楂糕的舔吃状。我笑起来，说她懂了点儿北京。

　　这叫我想念起北京的山楂糕糖葫芦。这又是非常普通非常便宜的故乡食品，可又要叫人起莼鲈之想了。

　　是啊，你看那北京，逢了晴天傍晚，街摊上电灯都贼亮。糖葫芦串儿上的红果子挂了冰凌似的晶晶莹莹，切成块儿的山楂糕湿湿的红红润润，叫人口里涌一股酸甜。那是我对儿时的东安市场最快乐的记忆。

　　我对那女秘书叹气，欧洲哪儿有北京好呢？有北京的山里红吃吗？德国人赶紧点头，表示甚有道理。

　　我忽然脑子一转，想起谁说过柏林有个大植物园，那园子里会不会收集了中国的山楂树呢？去见识一下总不坏，运气的话兴许还能摘到两个山楂果儿呢。

　　我留了心。隔几天，临近傍晚时候，就和太太专门跑去找植物园。

　　那植物园位于柏林西南郊，占地X亩。一大片自然野地，一大片大好风光。平日里空空荡荡，除了鸟儿叫，没见有什么游人。园内搜罗了世界各地的花草树木。那些树象是被随意种下。认真看时，却又觉得暗合着章法。每株植物前都竖着一个小木牌，上面标明了名称习性产地。

　　经园子看门人指点，说是在一对大银杏树旁边植有棵“中国山楂” 。我们东寻西找，最后在园子西北僻静的一角，看到了那对银杏。两株银杏树一雄一雌，相对而立，树下地毯般铺满了青黄的落叶。据说它们也来自中国。这一对离乡的老夫妻，在欧洲相依多年，而今仍然粗壮高大。

　　我们刚转过银杏树，立刻就看到了“中国山楂”。

　　那树不高，枝干灰褐，丫杈着，有些形状。枝头上挂了颗浑圆的落日，飘散着红晕。四下里没有声响。

　　树下有一大片红色斑斓，仔细看过去，是山里红果，竟然铺了满满的一地！

　　太太惊喜地叫起来，这实在太出乎意外了。我也吃了一惊，停住脚步，抬头向那树望去。

　　树静静地立着。轻风中，感觉到树上的叶子在微颤。那些叶子其实已大部脱尽，只两个细枝上剩几个残果。满树的红果已经全部抖落到了地上。

　　傍晚的霞光映了满天，衬得那些果子宝石般的妍红，夹杂在落叶的枯黄中，灿烂得象一席盛宴。

　　我愕然地站在那里，感到有些搞不明白。这难道会是偶然的吗？心里的感觉有些荒唐。这树必是料到了我们要来，它分明是已经等了我们很久。

　　这孤独于异乡黄昏里的“中国山楂”树！

　　它用了这样厚重的秋实，是在款待一对陌生的家乡游子吗？这意象一下子叫我目瞪口呆。难道这无声的大自然里真的暗喻了情意麽？

　　我小心地环顾四周，不见一个人影。野地里静悄悄，草木都在注视我们。

　　我有种忽然的感动。去国两万里，树也思乡吗？

　　我们跑回到车里，找来塑料口袋。两个人从地上捡了尽可能多的山里红果子，让心里充满了感激。

　　回家后，太太找来大锅，将果子洗净去籽，加糖放水熬做浓酱。又小心加进琼脂，候它冷却。我们找来朋友们，在大家的惊喜中，端出了我们的土制山楂糕。

　　整整一个冬季，每次聚会我们都有山楂食品。那是段难忘的时光，温馨的酸甜把我们带回了北京。

　　冬去春来的时候，我回到了北京。

　　我去街上买报纸，成天跑到北京南郊去看房子。我和太太商量了，好歹得在北京买间房子。南边的房子便宜，北京人顽固地相信老年间留下来的老话儿：南城南郊下水下风，非易居之地。

　　但欧洲在心中已离我渐远。不行，人老了我得待在北京。

　　2004.04. 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