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芳

　　已经是薄暮时分了，光线晕忽忽的，枝桠模糊。

　　晚炊悠然，像没有束缚的风，飘过一阵阵饭香。父亲在灶头前一把上一把下添火，汗水顺着他古铜色的脊梁弯弯曲曲的爬。母亲靠在门槛上，张望着，放出脆生生的喉咙喊着

我。我在哪里呢？我不是个贪玩的孩子，我只是溺于幻想，在无边的田野里，我把我自己当作是阁楼上的小姐，突然游园惊梦来了，姹紫嫣红的色彩，在眼前晃荡着，杏黄的、葱绿的、橙红的，然后有个白面书生，也羞羞怯怯的，作揖，还说了句尚未婚配的话。我身边的丫头咯咯笑着跑开了，我和书生该做些什么呢？把眼前的狗尾巴草、喇叭花、睡莲一股脑儿采撷在手中，来个戏文中说的举案齐眉。

　　母亲的声音愈传愈近，满腔愠怒。我跟着她回家了，拖着鞋子啼塔啼塔。田间的路很细腻，白亮亮的，光滑润泽，曲折有致，路的那头就是我的家。

　　吃饭的桌子搬在场中央，父亲手中一瓶泗洪，一仰头能喝半盅。父亲很少在家，在外面给公家开船，苏州、无锡、上海来回跑。他不给我们带花花绿绿的东西，但跟我们说水。我想在船上过日子定是极其浪漫的，吃喝拉撒都在那块地方，沿途还可观赏无尽的风光，去苏州哦，无锡哦，梦一样的天堂，能掐出蜜汁来的地方哦！杜十娘在画舫中倾情李甲，又怒沉百宝箱，都是发生在船上的故事啊，那时波光潋滟，美人娇色，绫罗绸缎，谁又会想到顷刻间会浊浪滔滔，一切都无迹可寻呢？

　　我曾央求过父亲带我出去坐一回船，但我不明了那是去什么地方，水还算清冽，可到处浮着白菜杆，塑料袋，船舱里弥漫着柴油味道，甲板油腻腻的，走在侧边胆战心惊，尤其是上厕所，最难为情了，船上都是男人，他们随船解决，即使是大便，抬着屁股，咕噜杳然一声，就完事了。我决计是做不到的，可怜我憋红了脸，有关水的至美幻想就被这糟糕的第一次给冲淡了。

　　父亲有一批开船的朋友，回来后就拎些菜到我家喝酒，喝得脸红脖子粗，越嚷越高。母亲说我小时候很馋嘴，特别喜欢吃鱼，他们就把鱼的脊梁骨横过来往我嘴巴送，我哭声震天，自此对鱼有三分嫌恶。

　　乡下吃晚饭是最惬意的时光了，凉风习习，树梢的知了封喉栖息。端着个碗，愿意坐到谁家饭桌前就去哪家，夹筷咸鱼萝卜，大家都高兴。

　　三婆说，夏庄里明晚要搭戏台。消息像长了腿一样冲刺到我的耳朵里，我夜不成寐了，我在黑夜中巴望着太阳早早地升起，又早早的落下，这样我就可以跟着父亲扛着长凳走到二里外的夏庄，当然，太阳落山之前一定要赶到，否则长凳无处可插，那一晚的好戏就要搅黄。黄黄的光晕跟着我们的脚板走了一程又一程，踩在光洁的路上特别爽心，我拥着翩飞的梦，像晚间的蝴蝶展翅而翔，透明的自在的幻想，在脑海里翻腾着，袭着风，在轻拍我逐渐苏醒着少女的心。

　　三婆和五姑可是老了，脸皮粗糙，皱纹沟沟壑壑，她们养了一窝孩子，孩子把她们丰硕的乳房吸得干瘪了，又各自成家了。三婆和五姑于是在戏里怀念年轻时的沉醉，肯定是这样的，无论戏台搭得多远，她们都会忍着小脚之苦，如期而至。全村的戏迷可能就是我们三个了，不过她们比我幸运，可以每场毕至，我要上学读书，母亲不放我这样率性。

　　其实唱戏的戏班不是什么正宗的剧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出来卖梨膏糖，梨膏糖即是吃小孩肚里蛔虫的。每次咿咿呀呀唱念作打完一番后，他们就卸妆抱拳，拿出一盒盒的梨膏糖，当众叫卖。我很想不明白的是：很少人买他们的宝塔糖，可为什么他们唱戏如此乐此不疲，那般投入与痴情？我是确切看见珍珠塔里的表姐晶莹而无奈的泪珠，对着方庆欲言又止。还有宝玉在黛玉灵前霹雳恸哭，催得满场子的人泪落襟前，金玉良缘将我骗啊，木石前盟转成空啊，戏文一唱三叹，演员随着抑扬顿挫而脸色灰白。我坐在长凳上，心事、思绪、感伤、悲情都化到脚下的尘埃中，我郁郁的坐着，直到三婆拧我的耳朵，说，小细娘，戏散了，该走喽！

　　夜归的路寂静得可怕，但没有办法，既然走出来，就要顺着此路回家，不管当时是多么的不情愿。

　　父亲出船了，很长时间了，没有音信。母亲在每天照顾我们姐妹俩的饮食起居后又多了分惊扰，夜间纱一般的月光泄在她赤裸的大腿上时，她常心烦意乱地坐起，摇着蒲扇。那天，一村的人都在咬着耳朵说着什么，母亲正用稻草编长长的草盖儿，这草盖儿像围脖一样，能给柴火遮风挡雨。我给母亲做下手，简单而机械递给她一撮又一撮的稻草。姐姐冲进来了，嗓音尖利，她嚷道，妈妈，他们都说爸爸掉到黄水缸里淹死了！

　　母亲腾地站起又坐下了，几分钟后，她丢下手中的活赶往公社，公社里的人很客气地接待了她，拿出一份文件，文件上写着父亲的名字和有关父亲的船只，船只在上海的黄浦江里罹难了。

　　我们母女三人哀哀地抱在了一起，奇怪，谁也没有神经错乱般地嚎啕，尤其是母亲，她的痛苦是隐忍而艰巨的，她安排我们复习功课，自个儿开始编草盖儿，垂一会儿泪，编一会儿草，脸上沾满了草屑子和泪渍。我小心翼翼地张望她，很残酷地窥视她遥不可知的明天。可明天是那样的戏剧化，以至于我们在很多年以后都养成了处惊不变的习惯与风范。母亲去买了白布，三婆五姑默默地帮着忙，我和姐姐仍在做功课，这是母亲的意愿，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愿我们姐妹俩丢下手中的书本，在这点上，我非常感恩于母亲，是她让我们姐妹在以后的日子与文字朝夕为伴、如鱼得水。

　　门前的脚步声铿锵有力，气味是多么熟悉，我和姐姐不禁互看了一眼，母亲血脉贲张，她定是感应到了什么！哈！抬脚进门的竟是父亲，他胡子拉碴，但目光炯炯，绝非是从地狱里赶回来的。我们欢天喜地跳着奔过去，三婆五姑张大了嘴巴，而母亲站在一束阳光中，文风不动，像不胜娇羞的水莲欢欣又矜持着。

　　那是个巧合，翻船在黄浦江里的船工与父亲同名同姓。

　　我钻在蚊帐里，仍在缅想中感受切肤的忧郁，我想如果父亲真的就这样走的话，母亲会不会像戏里的小寡妇一样将罗汉钱洒一床根，然后慢慢地摸，慢慢地销蚀尚未褪色的年华，父亲的那几个朋友还会经常拎鱼来热闹？或者，甚而言之，看上母亲——我想得大气都不敢出，我把熟睡中的姐姐摇醒，我说，拧我一把，狠狠地拧！姐姐嗫嚅着，不明所以，而我清晰地听到了父母厢房里传来了床摇晃时剧烈的嘎吱声。

　　在那个潮湿而多雨的乡村，我成长着，像饱蘸了雨水的洋葱旺盛的长着。姐姐考上了师范，我上初中，成绩根本无须自扰。我在云淡风轻的芦苇荡里看少年维特的烦恼，看琼瑶的月满西楼，也读《桃花扇》《西厢记》，但凡是才子佳人而非忠孝节义之类的，就拣来一读为快。

　　父亲在那件事后就不开船了，也许是母亲的意见。父亲是散漫惯了的人，虽身强力壮，田里的活却压不起，后来公社改名乡镇，很多人进了乡镇企业，父亲却呆不住四平八稳的十几个小时，他说他是活脚畜生，绑住了就难受，还不如，要他的命。他东游游，西荡荡，成了浪荡鬼，做事又是使着性子，不计前因后果的。

　　记得有一次，为了要一只红梅牌立体收音机，竟借钱连夜赶到二十公里外的无锡。

　　父亲越来越讨人嫌，我在厌恶他的同时发现我和他是惊人的相似，我们同样耽于幻想，渴望浪漫与激情，爱炫耀虚空的东西，不务实际，喜欢自恋，又爱自虐，在假想的残酷中凌迟身边的人。

　　母亲回娘家了，姐姐住在师范学校里，家里只剩我和父亲，我们就像两只警觉的猫，竖起耳朵，拱着腰，互相提防着什么，尤其是夜晚。我们陆续关掉了房间的灯，在黑夜的港湾里我的心始终是吊在嗓子口。果然未几，父亲房间的灯又亮了，他蹑手蹑脚地下楼，轻轻掩上门。他去哪里？如此夜深人静，他出去干什么？

　　我惊惧着尾随其后。他从柴垛子上取了张木梯，绕到二叔家窗前，轻轻地爬上去，张望着，不，是偷窥着，偷窥着二叔和二婶的房事！我怒不可竭，我奔过去摇他的木梯，刹那间他恐慌得脸都变形了，但发现是我后，他将手指摁在嘴边嘘了一声。

　　我们像溃不成军的两支败将，我们都直捅了双方心灵最深处的要害点。我在以后的日子不跟他说话，那天的事实在憋不住了，就在给姐姐的信上提了一笔。姐姐是宽容的，依然和颜悦色地服侍他，我做不到。

　　我下定了决心，离开乡村，离得远远的，不见龌鹾的事，我在无尽的田野奔跑，宣泄，疯狂的喊叫，像出了血的兔子到处找洞。不久我如愿以偿，考到省府，一年回去二次。

　　另外的事是母亲在月暗灯昏时告诉我的，大概也是几年之后从母亲的记忆里影印出来的。母亲说，那一伙人冤枉你父亲偷看人家女人洗澡，找到家里来势汹汹地闹，你父亲受不了那冤枉气，脱了上衣往河里跑，大冬天的，多少人劝，他就呆着不起来，证明自己清白，一时半会儿还行，久了可要出人命的，那群人后来也熬不住，说，算了算了，反正也没缺胳膊少腿。

　　我想那刺骨的冰水在蹂躏着父亲，那凌冽的寒风在快意着父亲。在水中，赤裸着上身，无言地凝视，到底想倾诉什么？告慰什么？我的神经在刹那间疼痛起来，

　　不可名状，爱恨交加。

　　多少年以后，我在一个又一个城市漂泊，我不喜欢定居，正如父亲不喜欢被绑在一个地方，在漂泊状态中我无可救药的寻找着家乡的气息，那晚炊，那田间的路，那卖梨膏糖的戏班，它们像缀着灵性的蝴蝶与红蜻蜓，夜夜扑飞进我的梦中。

　　在舔噬了感情的无数伤口后，我悚然发现，原来许多就像萨特指出的——存在即是合理，无论是欢笑还是忧伤的。解读父亲如同解读我的灵魂与血液，亲切而棘手，但不依不饶，无法忽视。

　　又是薄暮时分，故旧的昏暗的天宇，逐渐侵蚀带有轮廓的事物，无尽的弥散着虚无，沉溺着实体，像古战场撕杀后忽然传留下静默的废墟。在黑夜完全笼罩四野之前，我不停地行走，心无旁骛，只想早一点，早一点，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