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平

　　路灯亮了，瑟瑟的夜风中昏昏欲睡。飞转的车轮旋起一片片落英，另有一片片黄叶自树梢蝶般飘落。空气中似乎掺了一些白毛霜，清凉刺骨。

　　一场雪即将降临京城。

　　姐姐从宁波打来电话，没说几句话，情绪已低至极点。“咱妈过生日时，竟没有一个人记得，她连顿饭都没吃好，只吃了一碗白菜帮子。我真的好伤心好生气……”

　　母亲的生日是农历四月初一，我本是记得的，只是当时我只身漂泊北京，忙于工作，没有在当天给她去个祝寿的电话，更没有给她汇去一元半角。我在一家报社谋个记者的饭碗，今天不知明天的归宿，每月就那么一点低得可怜的工资和稿费，还不够大款们的一顿饭钱。加上我在豫南小城信阳新买了一套房子，急需十几万元房款，正愁着如何去筹钱呢，以为以后有的是向母亲表示的机会。再说，姐姐弟弟们会记得母亲的生日的，不至于让母亲孤单寂寥，却不想，他们都给忘了。

　　父亲早在七年前就去世了，撇下母亲独自生活。姐姐虽与母亲同村，却随姐夫远去宁波打工了；大弟有点手艺，去了珠海给人搞建筑装饰；小弟在广州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如今仍是光杆一人，几乎连自己的嘴巴都裹不住。惟一在乡下老家陪伴母亲的，是二弟媳妇，因为操心两个孩子的生活和琐事，那天她竟把母亲的生日忘到九霄云外了。

　　挂了姐姐的电话，思绪难平，走出逼仄的租房，一阵寒风吹得我打了个哆嗦。独自漫步北京街头，脑海里一直浮现我的母亲，思念的潮水汹涌而至，海一样漫过我的心空……

　　今天是周末。下午，我在报社里给远在豫南乡下的母亲打去电话，铃振了半天，却无人接听。想必是母亲出门了。在这深秋的季节，已是撒麦种油菜的时令，她不该是去了田间吧？不该是又爬上残存的墙头，去摘那一嘟噜一嘟噜的刀豆吧？不该是抱着三个月大的小孙子，去屋外晒太阳了吧？

　　我的思绪回到了仲秋的一天。那是一个阴雨天，我尝试着去拨几天前还坏得接不通的老家的电话，不料竟拨通了。接电话的正是母亲，第一句话就是：“你是谁呀？”当得知是我时，她在电话线那边大声说：“你二弟回家了，正在给你小弟的房子刷仿瓷涂料！我的身体还好！你有事吗？”当时豫南正是瓢泼大雨，电话里满是嘈杂的风雨声，任凭我几乎喊起来，母亲终是听不清楚。她的声音像是被雨水浸泡得潮湿的感觉，我不忍再说，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我的身体还好！”这是一句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时母亲必说的话，即便她当时正在病中。

　　母亲身体较胖，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人，尽管她从没吃过上档次的东西。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的剩饭剩菜，她都舍不得丢弃，全然强吃了下去。这练就了母亲的大嗓门，也造成母亲对自己的子女从无亲昵的动作。

　　每次看到影视剧里母亲抚摸着儿子的头、儿子抚摩着母亲的手时亲情融融的场景，我就特别羡慕，心里充满了愧疚。记忆中，打上中学起，我就从来没有那么真切地摸过母亲的手，顶多是无意中触及；母亲也从来没有慈爱地抚过我的头，除非是无意中碰到。

　　只有那么一次，母亲拉过我的手，那么使劲地抓着——

　　八年前的那个冬天，一场飞飞扬扬的大雪为二弟的婚礼增添了巨大的欢乐。我当时在豫南小城信阳做工程设计，父亲在村小教书。当晚，客人散尽，我们全家人陪着远方来的小舅坐在点着煤油灯的堂屋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拉家常。不知怎的，我似乎说了一些拂逆了母亲的话，小舅和父亲就合伙数落我。我觉得异常委屈，就跟他们争了起来。我终是争不过他们，忿忿地说：“我还是回去吧，现在就走，以免你们看我不顺眼！”

　　话音未落，我已大步跨出门槛。我要连夜回信阳，哪怕是步行。

　　父亲没有支声，小舅也一动没动。只有母亲，惊诧之际，从屋里追出来，喊着我的名字说：“你回来，别走！”

　　母亲没有我的步子大，加上身体比较胖，踏着深浅不一的积雪，一路奔跑着才不至于被我拉下。不几分钟，我已行至村子南头的塘埂上，她也终于追上了我。她双手紧紧地抓着我的右手和袖子，使劲将我往回拉。我当时正在气头上，铁了心要走，她不但没能拉回我，反被我吊着前行。这时，她被脚下的雪堆绊了一下，趔趄着倒了下去，幸亏她是抓着我的手，身子吊在我的胳膊上，才没有摔到地上。我仍像一头发疯的牛一样，奋力前行，她也被我拖着前行，一步，两步，三步……

　　母亲没有放弃，就这样坚持着，到底把我拖回了家。

　　多年来，这件事母亲从没提起过，仿佛从没发生过，或者是她早已忘记了。然而，它在我的记忆里却依旧清晰。它让我羞愧，让我无地自容。是啊，我不能为母亲做任何事，不能为家里的亲人做任何事，只会毫无顾忌地使性子，把自己的坏脾气发挥到极致，若是在外面，早就被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可是，只有我的母亲能包容我，包容她的大学毕业工作多年了却仍不懂事的儿子。

　　五年前，就像当初我把农村老家甩在身后到信阳工作一样，我又把信阳甩在了身后，迎着冰冷的北风，只身漂泊北京。而母亲，几十年如一日，在老家一天天地复制着清贫的生活，却仍时时惦记着我，惦记着千里之外的她的引以为豪的儿子。倘若隔一段时间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她就会惴惴不安，甚至失魂落魄，下次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你怎么那么长时间不打电话呢？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为此，我常常泪眼模糊，就像此刻……

　　母亲在十七岁那年，嫁给了我的父亲。在十三年的岁月里，她在起早贪黑的劳作之余，孕育了六个儿女。然而，命运多舛，一双儿女还未成年便夭折了。

　　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姐，在九岁那年攀爬塘边的树去摘棠梨子，不幸掉进池塘，从此阴阳两界；她的第四个孩子——我的大弟，在十二岁那年突遭疯狗袭咬，不久也离开了尘世……我的母亲，哭天戗地之余，常常独自躲在墙角垂泪，于天塌地陷般的巨痛中，用单薄的羽翼默默地遮护着她的其余四个孩子。

　　由于父亲常年教书在外，家里家外的农活便都落在了母亲的肩上。至今，烙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的生活，仍鲜活如初——

　　春天，插秧后的母亲挑起精心兑过水的大米，踏着月色和萤火，和村民一起跋涉四十多里田间小径，去赶邻县县城的早集，为了多赚一两毛钱。有一次，她被工商人员截获了，沮丧着空手而归；

　　盛夏，家里喂养的仅有的几只小鸡丢了一只，母亲剁着菜刀在塘边骂上半天。不几天，她的儿女们便躲在家里狼吞虎咽着香喷喷的鸡肉，轮到别人在屋外剁着菜刀骂人；

　　秋天，母亲挑起一百多斤重的稻谷，和生产队的男人们一道去公社粮站送公粮，下午回家时，总会给她的儿女们买回两个白馍或四个柿子；

　　冬夜，母亲坐在摇曳的油灯下，一边嗡嗡地摇着纺车，一边给我们讲述她自己编的温馨而扣人心弦的故事，直到我们进入梦乡……

　　母亲啊，母亲，我的一箩筐话都说不完道不尽的母亲……

　　在母亲的期盼和叨叨絮语中，时光荏苒。我们羽翼渐丰，小鸟般飞离了粗茶淡饭、缝补浆洗的巢，陪伴她走过艰难的父亲也于六年前撒手人寰。她的年岁越来越大，眼睛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翳子，已经看不清细微的东西了，依然默默地重复着清贫的生活——

　　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母亲今年六十岁了，四月初一那天正是母亲的六十岁生日！我心里暗暗惊诧了：母亲的六十大寿，身边竟没有一个儿女，没有

　　母亲一生都没收到过鲜花，有的只是我们小时候为她摘的野花；更没吃过生日蛋糕，有的只是一毛钱一个的馒头。

　　母亲手里应该有点钱，只是她太节俭了，舍不得花。因为每年春节及她的生日，我们姐弟几人都会多少给她一点零花钱。我时常在给她的电话里，嘱她多去赶集，多买些菜。她嘴上应承着，却依旧是粗茶淡饭，一分钱掰作两半花。

　　由于工作紧张，也由于压力太大，我回豫南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便逢年过节回去了，也是今日到家明天就走。老家，已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驿站，一个可以停歇、可以疗伤却无关生计的驿站，倒不如我租住北京的逼仄的小屋。

　　我曾写过讴歌母亲的诗，可与生活中的母亲对照，每一首诗都显得过于轻巧和贫血；我也曾写过赞美母亲的文，可与现实中的母亲相比，每一篇文都无法探及最朴素的灵魂。

　　所有的语言，都不及回到我最初哭笑的地方，哪怕只默默地望着母亲。

　　直到今年国庆节期间。

　　而那次回家，却是出乎母亲意料的。因为前一天，我在信阳还给母亲打电话说，通往家乡的十几公里的公路年久失修，连三轮车都不能跑了，这意味着，我若回去，必须步行三个小时才能到家。

　　而第二天黄昏，母亲还在平房顶上打花生时，我却顺着楼梯，不声不响地登上房顶，站在她面前。她内心的高兴可想而知，而她只是停下手里的活计，淡淡地笑着说：“你怎么回来了？”

　　邻居们问我：“你什么时候接你妈去北京享享清福呀？”

　　因为在广东打工的一些邻里乡亲，都曾接自己的父母去那里住上一段日子，更别说我这个在首都坐办公室的大学生了。

　　不待我答话，母亲便笑着说：“我不想去，北京有什么好玩的？再说，他那么忙，没有时间陪我，我连路都摸不到。”

　　而我深知，一辈子连火车都没坐过的母亲，何尝不想看看北京，她是不想给我添麻烦啊，她深切地体谅着她的儿子的难处。

　　我在心里暗暗地对母亲说：“妈，过一段时间吧，我一定接你去北京！”

　　第二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看着院子边上残存的旧屋的墙上藤蔓葳蕤，其间闪烁着刀豆的碧绿的光，一挂挂，一撮撮，煞是诱人，我建议母亲：“摘了吧，正好可以做菜。”

　　我和母亲从屋檐下抬出梯子，斜靠在残墙上。那梯子也许半年也难得用一次，上面落满了灰尘。我爬上梯子还没摘几下，身上已蹭得乌一块灰一片的。

　　母亲在下面紧张地扶着梯子，坚决让我下来，说：“你的衣服脏了，下午怎么回信阳？还是我来摘吧。”

　　只有我知道，她说我弄脏了衣服不假，担心我从丈把高的梯子上摔下来更是真。

　　就这样，母亲替下了我。高高地爬上梯子，匍匐在残墙顶上，一颗颗地摘着她春天种下的绿色希望。

　　至今，阳光下的母亲爬上残墙摘刀豆的情景，仍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至今，秋风中的母亲伫立村头目送她的儿子远去的情景，仍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

　　它们已定格成了一幅幅岁月的胶片。

　　夜渐深，寒风更甚，我不得不裹紧风衣，踽踽回到蜗居的租房。我终是心绪难平，下意识地去拨那一串熟悉的电话号码，心里在说：“母亲，我的母亲，你在豫南还好吗？此刻，你在做什么呢？在这愈来愈寒的夜里，你的儿子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