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

　　在一马平川的苏中平原上，“年”节是家家户户重视的。一进腊月门，空气里都能嗅出喜气：包“驴打滚”的糯米面晒在院子里的大扁(农具)中，白花花的晃人眼；攒了一年的咸货挂在檐下的铁钉上，有奶奶喂的鸡，有爷爷放的鹅，还有半个猪头，那是姑妈家杀年猪送来的人情。

　　一到过年，牲畜们懂事似的安稳多了，鸡鸭不再乱扎乱飞,猪也不急吼吼地拱圈栏，只有大黄狗伏在爷爷奶奶脚边，一起看着被太阳晒得往下滴油的年货。狗是杀不得的，看门狗，算一口。吃它？牙没长齐呢！

　　腊月二十四煮灶饭，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腊月二十五掸尘，母亲把我们家三间套斗屋旮旮旯旯收拾干净，墙上还贴了《白蛇传》、《西游记》的剧情画，文学的启蒙就从这些年画开始。腊月二十七洗澡。一个大浴盆搁在厢房里，上面撑着一顶水红的浴帐，母亲在厨房烧水，尺六锅里的水一滚，母亲就从灶膛里搛出烧得通红的火砖，搁在铜盆里，舀一瓢沸水烧在火砖上，兹拉一声，白气升腾，母亲端着铜盆健步如飞，金灿灿的铜盆飞过我们每个人的头顶，直抵帐内。母亲说这能驱邪。父亲紧跟着提一桶热水来了，哗地倒进浴盆，瘪瘪的帐子像充气的球，鼓起来，涨满热气。我们钻进去，雾气里看不清母亲的脸，一惊一乍里我们兴奋着，快乐着。到了二十八九，母亲就得为自己忙忙了，“绞脸”是每年必做的，母亲和两三位大嫂坐在走廊里，平日不用的鹅蛋粉拿出来了，厚厚的一坨，椭圆似鹅蛋，看上去粉白，摸摸滑腻腻的。两根纳鞋底的线，在大嫂们手上轻灵而有力，一下下在擦了粉的脸上“绞”着，直至汗毛褪尽，母亲们的面庞也比平日多了几分红润。

　　三十晚上，爷爷和父亲就忙着“打稻印”。蒲草的包里盛着石灰粉，从家里至院落，甚至通往水码头的小路，都印满了“稻印”，爷爷看着一地“稻印”，总会拈着胡须，朗声祈祷：“粮仓到处都是啊！”

　　年初一，大人孩子换上新衣，母亲还特意给我别上了几日前从货郎担上买下的一对绒花，艳艳的，有钢丝撑着，人一动，花乱颤。十周岁过年照的全家福上，我就这幅模样。

　　初一至初十，拜年、疯玩，看大人们“炸鸡”赌输赢，被请去亲戚家吃饭。好日子总是太快，正月还末了，父母就收拾农具准备春耕春种了。他们辛苦劳作一年，只为这几天。

　　想想那时候的日子真不富。父母除了几亩地，便没有其他收入。腊月，父亲还得去南荡给渔民们做些清塘之类的杂活，好在过年时让我们有新衣服穿，有花炮放。我见过父亲清塘，跳进水齐小腿肚的鱼塘里，把淤泥一叉叉挖到岸堤上。我在岸上穿着棉袄，吸着鼻涕，父亲单衣薄衫，头上直冒热气。每次父亲收工，母亲都要心疼地说：“快吃口热饭，苦人回来了。”苦人，就是苦钱的人，就是受苦的人。人苦，日子苦，却是有滋有味，要咸有咸，要甜有甜。

　　而今，年画已换成精美的挂历，只是找不到合适地方挂。洗一次澡，澡资十元，平淡无奇。绒花几毛线一对，母亲的祝福便日日相随，现在的我已不戴任何花了。那时候玩也透明，欢笑声玻璃样干净。当微笑成为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发现那种露八颗牙齿的笑，对我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童年里，一朵绒花，一次洗澡，母亲一次“绞脸“，父亲和爷爷打的”稻印“，倾注的都是对生活的爱，一种被清苦劳累压弯了腰，却不停歇的顽强之爱。

　　我的年已经淡得没有影子了。一到过年，就把孩子送到老家，让她过一个真正的年。工作劳神，家务琐碎，心里逐渐失去了激情。以周围人作参照，我处处找到不如意。不是美女得不到怜香惜玉的机会。个性刚强，也就失去装嗲卖乖的资本。没有背景，不会平步青云。我的工资总是那么少，我在哪里都会有人嫉妒，我的上司竟然是我前任嫂子的二婚丈夫……

　　有一天，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同事，非常真诚地对我说：“真羡慕你呀，一直那么自信，那么豁达，专注自己的追求，并且做得那么出色，那么成功！”

　　她的话在我心里激起了阵阵涟漪。没想到，风景还是那个风景，移个步子看，竟迥然不同。日子就像肢体，也许没有感觉就是最好的状态。学会平静，我们就成熟了。不再对某个日子满怀热情，从掌心滑过的每个日子都深情目送。

　　我在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小城——泰兴迎接2006年。听着不懂的方言，看着陌生的面孔，心里有逝者如水的感叹。过了年，我就三十三岁了。刚迷网络那阵，喜欢用“三三”名聊天。网上朋友问：“你三十三岁？”抛过去一个笑脸，不置可否。那时候，我也就三十一、二岁，觉得自己小呢，三十三岁多远啊！

　　一转眼我就三十三岁了。在泰兴，看一看千年银杏，尝一尝黄桥烧饼，走一走济川古道，活着真好！回宾馆给一个远方MM打电话，她说天天铲雪，她的手已经敲不动键盘了。不忍心让她举着话筒陪我唠嗑，挂了。铺开稿纸写下了这篇文字，目送渐行渐远的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