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薇

　　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面临着翻天覆地的激烈变化，正如当时人所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西方列强与近代文明空前的挑战和冲击下，中华帝国迈开了艰难的近代化步伐。

　　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大体上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这属于器物层面的近代化时期。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和生光化电来维护清王朝的纲常纪要，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这属于制度层面的近代化时期。其间，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还是在国会请愿运动中轰轰烈烈的立宪派，他们都认为改造中国首先是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等深层次的东西；第三阶段是五四新文化时期思想意识层面的近代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举起了“民主”、“科学”的大旗，开始了改造国民性和开启民智的反思。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进士点翰林，入值南书房行走，曾担任过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诏受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看到了闭关自守的危机和朝廷士大夫的虚骄自大，承认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但他们认为所要学的和极尽赞赏的仅仅只是以洋枪、洋炮、洋船为表象的西方科学技术。郭嵩焘也曾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

　　他第一次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和比较系统地接触西方事物，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这年年初，他曾奉曾国藩之命，赴江浙为湘军筹款。正月二十五日，他在杭州与浙江著名学者邵位西讨论“西洋测天之略”。他对自己最近在西洋读物上看到的“日心说”颇为怀疑。在和邵位西充分交换了各自看法之后，郭嵩焘似乎豁然开朗，满心新奇无以言表。二月初五他来到上海，初七日他参观了上海洋泾浜法国人办的利名、泰兴两处洋行，看到了价格极其昂贵的风雨表和双眼千里镜。接着他又参观了领事馆的一处洋楼，他在日记中不仅详细记录了房屋的结构和陈设，甚至记录了领事馆洋人女子的生活习惯，以及在回船路上遇到的两个“秀美”的夷人小儿。初九日他在人陪同下前往参观火轮船。他全面介绍了英国富领事轮船的结构、各主要部件的作用以及工作原理。他还不厌其烦地描述洋人款待的酒食，即便是悬在轮船两旁随风摇摆的西洋吊床也没有逃过郭嵩焘的眼睛。最后他还考察了由西洋传教士麦都事创办的墨海书馆，并由此结识了著名科学家李善兰、王韬等人，觅得西人所撰《数学启蒙》和西人刊行的新闻报纸《遐迩贯珍》数部。在那里他还第一次看到了印刷机以及它工作的情况，情不自禁地赞叹说“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短暂的上海之行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虚心求教的态度表明了他对西洋器物的赞赏。此后，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和十一月间，郭嵩焘多次与友人何秋涛讨论俄罗斯史地，并向其索要论著《朔方备乘》仔细赏读；同年九月二十五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还特别提到了魏源《海国图志》近增一百卷，以及详细介绍西洋制器之法两本新书：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邓复光的《镜镜诠痴》。同治初年(1862年)，郭嵩焘在上海、广东等地，继续接触西人、西学。他从与李鸿章侃侃而谈，议论军事方略的英国军官身上看到了西洋也大有人在；他从英法联军会攻嘉定太平军，顷刻拿下的战况感到了洋人兵精器利，是为忧患；他在“得利洋行”第一次看到了碾麦的“火轮磨”和所谓“传书铁线”的电报，禁不住赞叹真是巧夺天工，称雄中国。

　　郭嵩焘一开始也相信以西洋先进的器物、技艺，嫁接中国传统的纲常政教就足以解决天朝所有的困惑。然而洋务实践的处处受阻，事事受挫，以及整个洋务事业的了无起色显然使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渐渐对中国固有政教习俗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他看到西洋也有二千多年的文明，它之所以富强并非偶然，有其自身的本末和体用，而根本在于政教风俗。洋务派极力效法西方的所谓“长技”，其实只不过是其“末节”而已。郭嵩焘这一思想的变化，清晰反映在不同时期他对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活动家做出的不同评价上。

　　早先，郭嵩焘在和友人谈论洋务时，对李鸿章、丁日昌和沈葆桢等洋务名臣大加赞赏，认为李能知其大，丁能致其精，沈能求其实，而自叹不如。可是若干年后，光绪四年(1878年)十月，当在巴黎担任驻法公使的郭嵩焘，看到李鸿章通篇谈论枪炮军械的折件，并得知其跃跃欲试计划购买德国制造的轮船时，毫不客气地说：李相伯考察西洋军火虽然是很精通的，但是很可惜这些都只是洋人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而最根本，最精要之处李鸿章却没有注意到。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二十九日，郭嵩焘和友人张力臣谈论西洋政教风俗的本源。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张氏重新评价李、丁、沈三人的赞赏。在他看来，李鸿章、丁日昌和沈葆桢都一味地考求西洋富强的技术，对于西洋政教风俗毫不涉及。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即便是他们能够使中国的技术和西洋相匹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些细节问题。更何况中国与西方在技术方面的差距也根本是无法丈量的。

　　因此光绪元年(1875年)，郭嵩焘于《条议海防事宜》中，就最早在中国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观点。他认为“本”是指政教和政治方面的创制，“末”是指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承认中国之“用”即科学技术不如人，而不承认中国之“体”，即当时的封建制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无疑割裂了体与用的统一关系。恰恰正是因为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才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所以在郭嵩焘看来，要使中国富强，不能光学西方的坚船利炮，也不能只学西方的工业制造，关键还是要首先从政治上进行改革，才算抓住了根本和基础，否则只能是舍本逐末。

　　郭嵩焘在出国之前对政治改革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和笼统，仅仅集中在对朝廷法度和纪律的剖析上。然而出使英法以后，他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明确。在担任英法公使期间，他对西方国家的新事物、新学理细加研究，勤加考求。初至英国后，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言语颇为强硬；他看到了西洋国家新闻报纸议论时政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衙门和议院行政、立法的分权；他注意到了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英国两党政治，较之专制政体的随声附和确实要高明多了。实地考察和潜心研究使郭嵩焘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看法。在和友人李丹崖讨论英国政治风气时，李氏不解为何平日里相处很好的两党议员，对于国政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辩论的结果总是以人多为胜，败者一方也不会因此要挟为难。郭嵩焘发表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指出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不是政治人物个人品质的问题。他说西洋国家议会和两党相维系的施政保证比君主贤德更靠得住一些。何以能如此呢？郭氏进而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千余字的日记，概述了英国由君权到民权的历史，不啻为一章英国政治简史，他说西洋国家长期稳定、国运昌盛的原因就在于有巴力门议政院维持国是，由民自选的买阿尔衙门处理政务，上达民情。两者相辅相成，所以才能立国千百年而不败。他接着说限制君权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争取民权却容易得到人民拥护。他看到了中西政体国体的差异：中国崇君，西洋重民；中国强调德治，西洋则强调法治，国家的安危更加合理地系于法制的建立和健全基础之上，所以能够形成普遍的规范和约束；中国皇帝总揽大权，政策的推行依赖有限的官僚体制。西洋国家则凡事以民为本，将政权交给大臣和庶民，各国士民都可以参与国政得失的讨论，所以能够保持长久的稳定和繁荣。他大声疾呼：西洋的这种风气是最应该提倡的。由此，郭嵩焘肯定了英国的“巴力门”和“买阿尔”，从而否定了将天下的治乱和苍生的祸福完全系于最高统治者一人之身的“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他说英国的强盛在于议院制的设立，日本也是因为仿效了西方的议院制才使国家走向繁荣的。对封建政治的不满和对议院制的赞赏，明确反映了他认识到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在近代思想史上，郭嵩焘倡导在中国开议院的政治主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他还非常留心西方司法制度等其它社会政治制度，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改善监狱条件，废除过于严酷的刑罚等，这样才能受到西方列强的平等对待。光绪四年(1878年)驻英期间，郭嵩焘在一次与英人的讨论中，热情地描绘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即在保留皇帝的前提下，其他一切，包括各项政治制度都要全面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资产阶级所渴望的“民主”和“民权”似乎都在这里隐约可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