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虽然批评舍本逐末的洋务思潮，但并未因此裹足不前，他同样深刻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等经济活动在强国之路上的重要作用。郭嵩焘在国内任职期间，即很关心生产、流通、交换等经济领域的事务。他在出使英法时期，更是十分注意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在赴英途中，他和一个意大利的富商同舟，通过交谈，得知这个在国内是世爵，并获一等宝星的富商居然在伦敦开设洋行。贵族经商，这在贱商、抑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郭嵩焘由此开始注意到中西经济生活领域的诸多不同。出国以

后，他与英国著名的铁路专家史蒂芬森书信往来，讨论中国修建铁路事宜；他在英人陪同下至斯达佛访问煤铁各厂，参观炼钢轧钢、高炉出铁，并和矿工矿主攀谈；他参观了洋行、电报局、皇家造币厂、英格兰银行、税务局、织绣院、轮船机器厂、瓷窑……广泛接触到欧洲工业文明之后的郭嵩焘继续放眼西洋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并开始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来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原因。他诚恳地向井上馨、马格里等询问研究财政经济应当读什么样的书，得知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詹姆士·密尔的《经济学》等经典著作；后来还反复与英、日学者和官员讨论中国的税收、矿物和铁路造价。他对英国官吏根据薪俸纳税的法则大加赞赏，并大胆地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在专制国家是行不通的。西方各国的统治者都十分关心商业的举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谋求中国富强也要先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为最终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奠定物质基础。他大胆主张开埠通商。在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十八日的奏折中，他说古往今来治理国家，都是要招徕商贾，没有谁会把闭关绝市当作仁义来施行的。他甚至说多开一个口岸就多一个口岸的税收，对国家有利，对老百姓也没有坏处。他呼吁撤销出海禁令，鼓励人民从事近代造船业。他说，如果老百姓能够制造火轮船，那就是和洋人夺利，这和战场上的争胜负没有什么差别。他积极主张打破官府垄断，给商民更多自由经营的空间，从而成为近代民办工业的首倡者。他奏请纂成通商则例以保护商人利益，甚至主张让商人参政。他希望朝廷效法西方各国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求国富民强。这些思想的火花在仍重弹着重农抑商老调的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犹如空谷足音。

　　郭嵩焘数度成为晚清社会的风云人物，但是仕途的坎坷又使他最终处于天朝政治的边缘，所以他的体制改革思想在其生前对清廷的影响是有限的。然而在郭嵩焘作古十多年后，清王朝又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垂死挣扎——清末新政。从清廷这次改革的许多政治经济措施中我们都似曾相识地看到了郭嵩焘的影子。

　　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寂和悲哀的。郭嵩焘倡导的“以通商为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以“政教为本”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主张，均遭到了来自朝野上下的百般非议。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历史境遇，郭嵩焘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商业也好，改良政治也好，都必须从改变人心风俗做起。正如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一疏中论述的，只有使政教深入人心，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才是最根本的出路。他通过对西方国家的考察和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深刻认识到道德、精神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当时的顽固派抱残守缺，拒绝学习任何西方的东西；即便是看起来先进的洋务派也只是单纯强调“师夷长技”，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至于在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他们也仍然固守着传统。郭嵩焘比同时代人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对传统的人心风俗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批判，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一种当时更为先进的人心风俗——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及其体系，并且进一步成为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滥觞。

　　风雨飘摇之中的晚清社会经济凋敝，吏治腐败，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价值迷失……然而走出国门的郭嵩焘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西方人永进无止、乐于趋公、不避艰辛、拱卫国家、风俗淳厚的精神面貌和两党相持、君民相随的民主风气。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已经从整体上全面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中国在世界上实已沦为文化二流之国了。他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的批判，对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粉饰作伪以及好虚不实的传统人心风俗作了具体分析。同时他通过对英法的实地考察，对西方人的开放求实、积极奋进以及重商求利的民族精神颇为赞赏。

　　为了废除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传统人心风俗，他积极投身于实践。起初他寄希望于朝廷能够以身作则，风范天下，从而扭转世风日下的局面。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陛见皇帝时说，只要朝廷认真一段工夫，破除陈规陋习，老老实实办事，那么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天下的百姓自然跟着朝廷走，久而久之便会形成良好的风气。所以只要朝廷做个好榜样，社会风气便会好转。但是不争的事实击碎了郭嵩焘对满清统治者的幻想，他转而寄希望于士大夫能够积极进行风习教育。他认为政教的得失，纪纲法度的修废，士大夫无能为力，但却应该以改善人心风俗为己任。改善的方法无非是大力推行有益于人心风俗之事，而坚决反对有损人心风俗之事。他在晚年深切体会到人心风俗是立国之本，而挽回人心风俗必须从学校开始。只有学校修明，人心风俗才能够得到振兴，懵懂之人才能够被潜移默化。

　　他自己在解职返乡、赋闲家居时，更是以挽救人心风俗为责，孜孜于教育事业。他曾写信给长沙三大书院的山长，痛呈完善学校对于挽救民情的重要作用。他更是尽一己之力兴学、办学。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他参与湖南学政朱肯夫的兴学计划。他帮助拟定章程，建立经、史、文、艺各堂，还参考了严复草写的英、法两国的学馆课程。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主讲城南书院时创设了思贤讲舍，初衷除了要陶冶和培养人才外，还想有益于乡里国家，不单纯追求为学而学。但是在当时，要想建立一所全新的西式学校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若干课程如数学等，亦遭大忌。世风如此，他也只能着力于整顿风俗和转移风气，而不能奢谈其他。办学的艰难使郭嵩焘充分认识到人心风俗改造的难度，陈规陋习决非朝夕之功可以消除。他说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三十年可以告成，学习西方生产制造技术则需要五十年，而建立一所学校需待百年之后才大有收获。一百年清除陋习，一百年培养新人，再一百年稳固新风尚。振兴人心风俗需要不间断的三百年光阴。

　　如果说教育是人心风俗改造的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工作，那么禁烟则是眼前最具体入微的问题。郭嵩焘在英国时，就和英国禁烟会的友人有过私下的接触，对他们的行为表示赞同和感谢。他还亲自参加了英国人的禁烟会。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初八，郭嵩焘和副使刘锡鸿会奏朝廷请禁鸦片，他说朝廷对烟民应该宽限时日，辅以教化，最重要的是让人们从心里感到吸食鸦片的可耻。返乡以后，他与友人一起筹备设立禁烟公社，商议禁烟公约，拟定每年集会四次。几乎每次集会都由郭嵩焘主讲，他反复宣讲鸦片流毒中国，人心风俗日益败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他号召人们要认清鸦片之毒害，下定决心洁身自好，不要沾染恶习，已经吸食成瘾的一定要坚决戒除。然而这样一个温和、公益性的工作，还是招致了时人的不满，禁烟活动步履维艰。即便如此，郭嵩焘依旧没有放弃，他告诉友人，自己之所以知难而不退，是因为禁烟确实有关人心风俗啊。

　　郭嵩焘在思考实现近代化的历程当中，甚至还触及到了人的近代化这一问题。他觉察到了国民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认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兴盛要靠国民的觉悟和奋起，渐渐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提上了历史议程，并且导引了国人认识自己，提高自身素质的探索。

　　郭嵩焘的许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封建主义本身所能调适的范畴，因而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他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只能败下阵来。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悲哀。然而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后，历史似乎依然走上了当年郭嵩焘指出的那条道路，所不同的只是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