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再辉

　　父亲已经去世四年了，但我还常常想起他。

　　我想他想得最多的是六岁那年我们一起去屠宰站买肉，读大学时他早上四五点钟起来送我到车站赶车，还有就是临终前五天他在电话里给我说的关于土地的事。

　　父亲属羊，生于一九三一年，殁于二00二年，比母亲多活十七年。

　　父亲是孤儿加遗腹子，在他出生前的六个月我爷爷就死了，还没长到四岁我奶奶又病故。父亲和只比他大八岁的叔叔生活、长大。

　　父亲要过饭，打过工，中年丧妻，抚儿育女……父亲的一生历经磨难，但父亲活得实在，也活得顽强。

　　我是十九岁那年离开故乡的。我上大学甚至后来工作了，每次回家，临走时父亲都要送我到车站。

　　我家在县城南郊那个叫“云落屯”的地方，车站在城北，从家里到车站有九里多路。那时还只有早上和中午两班长途客车。我都是赶最早的一班。

　　那些时候，父亲常常五点钟不到就起来了：先给我烧好洗脸水，热好饭菜，然后才叫醒我。

　　天还没亮，外面公路上静悄悄的。只有我们家和邻居家的公鸡比赛似的一个接一个铆足劲打鸣。

　　我洗脸，刷牙，吃父亲为我烧好的早餐。

　　“看看还忘记什么吗！？”父亲在灯影里对我说。我说没有。于是父亲便替我背着行李，我们摸黑上路了。

　　公路如灰色的巨蟒沿泛着银色波光的河水起伏蜿蜒。一路上父亲不停地和我说话：说家常，说收成，说生活里的人和事。有时也说他小时在那个叫“下坝”的地方给人放牛放鸭子……我们就这样一直说到县城，说到车站，说到我们分别。

　　父亲最后一次给我送行是五年前。五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回去看他，走的时候父亲又送我。

　　交通方便了，

　　那次送行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面，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是农民，父亲到生命终结的那天都一直保持对土地的痴迷和执着。

　　父亲去世前的一年里我们常常通电话，拉家常。村里没电话，父亲接我的电话要到两里路外的隔壁村一家小店，我们约好每月一号晚上七点钟我准时打过去。但每次父亲都是提前半小时就守在电话机旁了。

　　我们说话，说他的身体，说我的孩子，也仍然说年成。但我们说得最多的还是那些关于土地的事。

　　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是在二00二年的八月一号。那次我们说了足足有三十分钟。

　　父亲告诉我今后回家方便了，老家要通火车了，火车站就在离我们村十几里路的那个叫“孟溪”的地方；还有县城要扩大，环城路都修到我们村边了……

　　就是土地都被占用了——

　　“‘上大田’、‘下大田’全都挖得不成样子了！”

　　“‘八挑谷子’也填平了！”

　　父亲讲的‘上大田’‘下大田’和‘八挑谷子’都是村前几丘水田的名字。丘陵地带，田地大都在山腰山脊，出产都不好。而这几丘水田因为在山脚河滨，水源好，土质肥，无论是夏秋的水稻，还是冬春的小麦，产量都要远远超过其他地方。父亲以前是生产队的保管兼理水员，对这些田有一种别人无法体会的感情。生产队解散，这几丘田也都归属到各家各户了，可父亲没事时还是喜欢荷着锄头，去这些地方走走看看。

　　“家家都领到了钱，家家都成了有钱人。”

　　父亲说。

　　“就是没有了田地，不知今后的日子咋样过……”

　　父亲的声音里透着一种无法言述的黯然与伤感。

　　父亲还告诉我，县一中也要搬迁，我们家的“沙坝窠”和“沙坝崠”两座小山头也全要推平……

　　末了，父亲问我今年能不能带孩子一起回家过年，他说他想看一眼小孙子。

　　得到我的回答后，他说：“那么就是这样嘛，下个月还是一号这天打来嘛！”他担心我的话费贵。

　　电话就这样挂断了。我没想到这已经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说话了，我以为到下个月的一号我们还可以这样说话，我以为我和父亲一起的时间会是无穷无尽的！

　　那天是八月一号，四天后父亲就去世了。父亲突然发病，从生病到去世，前后不到十五小时。

　　父亲走时没有等到我。听人说那时父亲躺在床上，人事不省，双眼闭合，气若游丝，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钟才咽气……

　　我一直想我的父亲和母亲，想他们勤劳辛酸的一生，想他们在人世间的种种艰难和屈辱。而在对他们的回忆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那一地永远挥不去的猪毛——

　　我已经记不得那年是母亲生弟弟还是生妹妹了,母亲想吃肉。我和父亲去屠宰站给她买。那时买肉还要凭肉票。城里人、有关系的人家每个月才可以领到肉票。我们家既不在城里，也没有关系，我们家没有肉票。但为了母亲能够吃到肉，父亲还是带着我去了。

　　是那种天上有着一轮隐隐的锡箔似的太阳，地上庄稼收割干净，大地一片素洁和光秃的阴冷的冬日。父亲背着背篓，我们一大早就出门了。屠宰站在城东北那个叫“坪块”的地方。我们没有走城里，我们走小路，我们走“河坝”、“田洲坝”，再过“水堂河”。

　　到了屠宰站，人家都还没有上班。我们在门口等了一顿饭的工夫，才见几个穿着油腻腻工作服的人懒洋洋地赶来。

　　然后我们就站在旁边，看人家把一头一头的猪赶来，宰杀，褪毛，开膛破肚，宰成红的白的肉块。

　　屠宰站的人低着头理着热气腾腾的猪下水，说着闲话。其中的一个瓮声瓮气地问父亲干什么，父亲说，孩子妈坐月子想吃点肉。屠宰站的人问有肉票吗？父亲说没有。没有不能卖，一定要肉票。父亲说我们多付钱，你卖点猪下脚料给我们吧。屠宰站的人说下脚料也不行，得要肉票，“上级”规定的。说完人家就不再理我们了。我们不再说什么，我们也不走。我们守在旁边。

　　和我们守在旁边的还有两只哪里钻出来的狗。狗仰着头，贪婪地盯着案板上白花花的肉，趁屠夫不注意的时候钻到肉案下去，伸长粉红色的舌头“吧唧”“吧唧”舔舐地上的水渍，水渍里浸着褪下来的猪毛，猪毛上有几点洒下的猪血。屠夫发现了，一脚踹过去，痛得狗“呜汪”“呜汪”乱叫，挨了踢的狗惨叫着逃开了。过一会又畏畏缩缩地蹩了过去……

　　我和父亲不是狗，我们没有钻到肉案下去。我们只是眼巴巴地望着案板上粉嘟嘟白腻腻的猪肉。

　　“给你说了，没有肉票买不到，别在这里等了！”屠夫抬头看我们还守在旁边，说。

　　“他要等，你由他等去。”另外一个说。

　　一个一个有票子的人来了，称了肉，走了。大都是衣服上有四个兜的城里人，也有和我们一样不住城里但通过城里亲戚弄到了肉票的乡下人……

　　那天我们一直守到下午，守到屠宰站所有屠宰任务完成，屠夫关门下班，地上只剩下满地的猪毛了，我们才走。

　　我和父亲在屠宰站整整守了一天。我们没有买到肉，我们空着手回家。我们还是走“水堂河”、“田洲坝”和“河坝”。一路上父亲默默地，看吃草的水牛，看河水，看河那边更远处的光秃秃的田野。父亲一直没有和我说话。

　　那天回到家，母亲数落父亲了，母亲说嫁到你家想口水喝都不得，等你一天了两爷崽连根猪毛也没看见带回来！

　　父亲没有和母亲吵，父亲只是埋着头默默拿出家里的犁耙农具来修理。我也没有说话，我蹲在父亲旁边，双手放在膝盖上，我悄悄地看着父亲一声不响地修理农具。

　　那天母亲躺床上没有起来吃晚饭，母亲面朝墙一直把背对着我们，母亲的身边躺着比一只小猫小狗大不了多少的我的弟弟还是妹妹……

　　……

　　这些事情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但我一直没有拿出来给人说，包括我生活中最亲最近的人。

　　我只是前年冬天在上海儿科

　　朋友也是个日子里积贮着许多愤懑、失落和泪水的人。朋友和我一样知道生生不息的人间哲理，知道人类的生命链条，传递着我们父母的勤劳、善良和顽强，同时也传递着人世间的全部辛酸。只是这些哲理和辛酸，只有在我们同样经历了人间坎坷而又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全部执着与纯真的时候，才能够读懂。

　　上海阴冷寂寞的冬夜里，我和我的朋友都读懂了所有的这一切。

　　于是那个晚上，我们喝酒。我们喝了大半个晚上，我们边喝酒边说话。我们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那样，平静地叙说我们自己的父亲母亲，说我们对父亲母亲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与愧疚。

　　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