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稿出炉“有架子了”

　　起草组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和会上讨论的意见，对二稿从结构上进行了调整，既注意了文件的思想指导性，也注意了可操作性。5月10日提出三稿。题目缩短为《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五个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要求(共五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和队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马克思主

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共产党。

　　胡耀邦看后很高兴，说：完全有希望。有架子了，有80%了。一、二部分特别好些，通俗，论理，逻辑性强，三、四、五部分弱些。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胡启立于5月19日约请参加书记处会议的部分同志座谈对第三稿的意见。赵紫阳、习仲勋、杨尚昆、方毅、余秋里、郝建秀出席会议，胡耀邦去外地考察，邓力群有外事活动缺席。会上，大家发表了许多好意见，认为大架子可以，现在需要从宏观上讲明一些道理，阐明精神文明建设的路数，同“文革”不同，利于统一思想。也有同志从实际工作考虑，觉得稿子太宽泛，应当针对当前的现实问题，作个思想政治工作决议，更有实际指导意义。

　　5月23日、28、29日，起草组先后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中央教育、科学、文化、广播影视、农村政策、《人民日报》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一个是上海、天津、河北、辽宁、广东、湖北和武汉六省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第三稿的意见。

　　芮杏文在会上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说：经济改革的深化，在人们思想、理论、观念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对任何事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这场改革涉及的问题，要表明党的基本态度，如对马克思主义持发展的观点，还是死抠条文，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法前进。稿子总的很好，把精神文明扣在现代化建设上，核心是经济改革，应该挑明，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改革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杜润生说：从指导思想上讲清问题很有必要，免得大家从反面去理解，误认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因为“改革出了问题”。要让人们懂得，不可能不出现资本主义初期的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干净的商品经济，纯粹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的。打破大锅饭，是积极的东西。但也须有防范的东西，如果一切人际关系都变成金钱关系，就不能容纳了；分配太悬殊，人们也不能接受。所以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又要给人一种开放、开明的感觉，决不可重复“清除精神污染”中某些界限不清的错误，也不要指望精神文明建设在一两年内就取得最后胜利。要做长期努力。

　　胡乔木对稿子作了仔细修改，在许多部分都加写了一些重要的段落和字句，还作了一些其他的文字修改。

　　在这两次会上，有些同志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最好不用。陆定一向起草组郑重提出不要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口号。他说：我们要把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拿过来，争取群众的民主、自由、博爱。“文革”中批判他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让龚育之帮他查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口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协助一查，发现在我们党的文献中，刘少奇195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在论辩中最早用过这个提法。刘少奇说：“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刘说：“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随后，1960年7月，陆定一《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祝词》中引用了刘少奇的话，说：“有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给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广泛宣传他们的观点的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开花，就是与资产阶级思想共存。”陆定一也说这个方针是我们党坚定不移阶级政策。

　　为此，龚育之带着我一起去北京医院向陆定一汇报。陆定一听了，不禁哈哈大笑：“我也讲过反对把双百方针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啊！”停顿一下，他又说：“我讲过，那也是错的！”

　　接着，陆定一再次同我们讲了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怎么看的问题。他说：第一，要接过来，不要否定它；第二，加以科学解释。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更民主一点，自由一点，平等一些。他说：批评不要恶语伤人。你骂过来，我骂过去，以牙还牙，我们这个社会不要提倡这个。搞安定嘛，搞团结嘛，不要这样子。他不赞成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说：为什么要分呢？要分的话，还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就是民主，自由就是自由，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一些。这样听得醒目。他还说：资产阶级的好东西要学，经济上要学，政治上要学，理论上要学。他们的话比孔夫子总要进步一些吧。最有知识的还是资产阶级，他的知识，管理知识我们用得上。不觉悟，自己吃亏就是了。陆定一最后说：精神文明写成部《论语》很困难。匈牙利有篇文章讲经济改革一定要同进一步民主化一起进行。这个是对的。精神文明第一总要团结。青年人说：你们老一代有目标，我们没目标。我说中国富强就是你们的目标。就是“中国富强”四个字，或再加上个“民主”。讲文化知识，基本道德，再讲点别的东西，少讲这个斗争那个斗争，法律范围内可以讲斗争坏人。然后再讲点管理，讲点生产知识，讲得普普通通，扎扎实实。迫切的问题就是大目标，要围绕这个问题讲。

　　邓小平：“文件不错了，可以印发大家讨论。”

　　此后，起草组在三稿的基础上，反复磨了几道，准备报送邓小平审阅。

　　7月23日，胡耀邦同起草组谈话，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研究透，急忙上马不行。经济建设受阻，体制改革攻不动。所以缓冲一下，搞精神文明建设观念形态的东西。老人家对这个稿子也不会满意，他历来反对长东西。凭对我的信任，他可以通过。

　　7月25日，提出四稿即送审稿(近两万字)，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分送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中顾委、中纪委负责同志审阅。

　　果然不出胡耀邦所料，邓小平阅后表示：六中全会的议题不变。文件不能搞那么长，五千字就可以了。要好好把法制问题讲一下，我们国家要成为一个很讲法制的国家，上上下下、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都要好好遵守法纪。

　　胡耀邦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召集有田纪云、李鹏、温家宝和起草组参加的会议，提出修改方案，结构上重新进行了调整，定为八条，五天出稿子。田纪云、李鹏都表示赞成这个思路和写法。

　　8月2日，改出送审二稿(近9千字)。题目同前，8个问题是：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三、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四、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五、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和纪律，六、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七、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八、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这八个问题，除了第五题改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外，其它各条都没有变化。可以看出，总的框架，还是最初设想的“四有”。其它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

　　当天上午，胡耀邦将稿子送邓小平、赵紫阳。

　　晚饭后，胡耀邦到邓小平处，一进门，小平正在散步，看到胡耀邦，远远就说：文件不错了，可以印发大家讨论了。

　　起草组根据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的意见，作了个别文字修改，于8月3日印书记处会议文件。

　　8月8日下午，书记处会议讨论送审二稿，，认为可在修改后提请政治局审议。

　　8月10日上午，胡耀邦召集起草组开会。他仔细研究了书记处会议上的意见，逐条提出了修改设想。八个问题不变，有些问题要重新组合，有些段落变动大些。胡耀邦在会上谈了两个重要观点。他说：“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精神文明，这个问题不争清楚，“左”的东西就会从这里来。全国人民怎么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四项基本原则是实际工作中要贯彻的，不能天天念经的样子去讲，那就解放不了思想。他还讲，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武器，为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指明了方向，除此没有现成药方。马克思和毛主席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观察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恩、列不清楚的地方，许多人拿来攻，老实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没有规范，他猜想了一点社会主义的规律，猜想多了就不是马克思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否则，思想解放不了。马克思说，他没有结论过啊，你们怎么强加于我啊？社会主义在实践，靠我们去创造。明年十三大讲话题为:《继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8月12日晚，胡耀邦召集在北戴河的中央书记胡启立、余秋里、田纪云、李鹏、陈丕显开会，讨论根据书记处会议上的意见改出的稿子，一致认为改得好，有的说有神气了。同时提了个别修改意见。一致同意提请政治局审议。

　　8月13日，经再作个别修改后，印出政治局审议稿。

　　邓小平对决议稿批示：“同意。没有意见。”李先念亦表示没有意见。

　　8月16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

　　广泛征求意见，两点修改不予考虑

　　8月18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将《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在参加六中全会的中委、中顾委、中纪委成员以及不是三委成员的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党组一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

　　这次征求意见，党内有2000多人参加了讨论，党外有200多人参加了讨论，改出140份修改稿，其中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起草组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经过反复推敲，吸收了不少好意见，也有一些意见没有采纳。主要是两个意见：一个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不科学，要求放弃这个提法;一个是坚持要写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否则就是离开了十二大。

　　对要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的态度非常明确，一开始起草文件就主张要写，历次草稿中都写了。后来，查阅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历次论述，重新加以提炼和概括，在9月17日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草案中将这段话最后改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个新的概括，给“自由化”以严格的界说。在讨论中，有19个省、部委以及陆定一等领导同志要求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胡耀邦从政治上考虑，仍坚定地认为保留这个提法对保持安定团结有利，因此对这个意见依然没有采纳。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语，出自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十二大报告。几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胡耀邦越来越感到，“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来指导全民范围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广泛地动员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因此《决议》在起草中没有再沿用这个提法。在讨论中，有些单位认为应当加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的同志主持修改的稿子多处引用十二大报告中的论述，突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说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我们的社会就是畸形的社会。还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我国有一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并且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说：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还有人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要给资本主义平反。所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乱、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十二大党代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本来很鲜明的，如果这次模糊起来，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重要原则和论断，如果这次不再提了，造成的后果，会是严重的。

　　对于如此坚持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写进文件，胡耀邦的态度同样非常明确。他要给中央常委写一封信，申明不再沿用十二大报告的这个提法的理由。起草组起草了一个稿子，他不满意；中办几位同志又写了一个稿子，他还是不满意。他认为太平，套话太多。于是，他亲自动手写出一稿送赵紫阳同志阅，赵紫阳同志表示完全赞成，还提了一点意见，并提出一同署名报常委。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关于决议稿中未沿用十二大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的一点说明

　　一、十二大报告中用此提法，当时我和许多同志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为指导，没有很好地推敲就采用了。后来才发现，这种提法不很准确，加上有些同志对此提法所作的不那么妥当的解释，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误解，似乎这个提法同按劳分配、商品经济和物质利益原则有矛盾；还有一种误解，以为我们要用共产主义来要求所有的人们。在我们党提出“一国两制”和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一种商品经济之后，更感到在一个对全民范围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的决定的文件中，不用这种提法为好。

　　二、当然，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而且必须用这种思想来武装全体共产党员，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决议稿就是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写的。我们感到，不用“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提法，完全可以把这种精神表达出来，而又可以避免那些误解。

　　三、过去文件说过的话，即使是党代表大会文件说过的话，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往往需要有所增新和发展。比如十二大时就没有写商品经济，也没有提出“六五”期间就开始全面改革，后来的文件都发展了，没有再沿用原来的提法，这样做不存在衔接不衔接的问题。

　　这封信于9月14日晚送邓小平，第二天上午9点邓小平办公室即告：小平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第三天即16日上午，小平办公室又告：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耀邦、紫阳给常委的信，说：“还是照他们两位的意见办。”由他的秘书王瑞林写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