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关于专制主义对资本主义成长的危害，莫过于顾准所指出的拜占廷王朝(东罗马帝国)的例子。拜占廷这个横跨亚欧非、存在了千年之久的庞大帝国，居丝绸之路要冲，曾因占尽商业优势而非常富裕繁荣，而商人是它所以强大的重要支撑力量。顾准说它“一半承袭罗马，一半承袭希腊，两者都有城邦民主的传统。然而一旦成为专制主义以后，仅仅依靠内部力量(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等等)就无法打破这种专制主义。”于是，与专制制度往往相联系的上层争权，被征服国家的反叛，宗教战争以及人民起义，加上“蛮族”特别是被中国

打跑的突厥人的入侵，等等一系列事件，终于造成这个由繁荣转入停滞的王朝的衰亡。顾准说那是因为“有工业和商业，有城市，但是没有资产阶级”；“没有那种在等级会议或议会中反映出来的阶级斗争，‘帝国’把一切阶级都压倒了。”(262页)

　　所以顾准说：“拜占廷帝国和西欧比，就是中国和西欧比。”中国曾富甲世界，但也正是由于同样情况，所以不能把优势化为社会转变的条件。顾准所指出的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有了某种发展条件却与国家体制背离，精英们出现求变理念却与习惯势力背离，直到变成社会上层既得利益与广大人民利益背离，是一个何等纷繁复杂又令人不得不慨然兴叹的历史现象!

　　是的，权威的作用证明，在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前期，专制的权威人物施用“铁腕手段”推动改革，也往往可以取得成效乃至显效，但顾准以历历不爽的史实说明：“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因为它窒息创造，所以它产生不出来近代文明。”(146页)西欧资本主义与人文主义革命——民主政治革命同时出现，是历史的要求。“铁碗”改革必须继之以民主政治，才能巩固成效，才能建立一个好的资本主义，否则必定是“坏资本主义”，即吴敬琏先生所指斥的“权贵资本主义”。缺乏监督的权力所衍生的腐败，必定会把政权推向危亡临界点。

　　中国昔日强大之术，恰恰是今日复兴的负面教训。东方专制主义的利益原则决定了当时国富民穷——以君王为中心的权力集团富，而人民穷。在一定程度上说，往日中国的繁荣乃是一种畸形繁荣甚至是虚假繁荣。一当世界上出现先进制度后，相比之下，这种繁荣的畸形性质就暴露无遗。

　　为中国、为人类的未来呕心沥血苦苦求索的思想者

　　顾准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在长期疾病缠身，特别是备受冤案折磨，环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以对党、对国家、对人类的一片赤忱，刻苦坚毅的为学态度，一以贯之的独立思考精神，探索当前中国和人类所面临的发展道路及前景，获得出色的学术理论成果，从而被誉为 “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把”的思想者。以至不少国内有识之士因为有他而骄傲：“我们中国有顾准。”而他的为学之法，就是毛主席所归纳的“古今中外法”。据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到必须继承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时候，曾妙喻说：“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据何其芳《毛泽东之歌》等回忆文章)顾准正是这样做的典范。

　　《顾准笔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段落只有一句话。但人以文传，文以人传。当顾准的第一部集子——他受难岁月写给他弟弟陈敏章的信，在顾准死后一些年才得以整理为《顾准文集》出版面市后，因购求者众，很快洛阳纸贵，于是《顾准笔记》也应求出版了。现在堪可告慰于寂寞辞世的思想家的是，四大本《顾准文存》也与读者见面了。人们此时已越来越承认，顾准其人其作，其风其骨，足以作为中国一个时代的理论学术代表传之于世。他是为中国、为人类的未来呕心沥血苦苦求索的思想者，是中国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