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强调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之分，明确肯定中国应大胆地走市场经济之路，无非也是要在中国当前特殊历史环境下，采用普适的经验来实现现代化。这件事之重要怎么说都不过分。这是重新回到了毛主席当初根据对中国正确的社会历史定位制订的正确发展路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前奏曲”很特殊很复杂并且很悠长，这个“前奏曲”应该开始于两千年以前。但是直到清朝中叶仍争议是否应“师夷之长技”，说明只有少数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知道，不仅是学习人家技术的问题，而是要改制。建国前后党内外不少有识之士明白“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太少”。但只是到了邓小平，“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我们才终于认识到必须学习和实行市场经济，并命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却早在18世纪就说过，现代工业是依靠其产品市场的广泛化而发展的。为满足广大市场的需要，工厂制度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使现代工业的规模和组织日益庞大和复杂。这里所谓现代工业，就是当时正在英国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亚当·斯密把市场的作用提到赖以维系资本主义生存、发展的高度。这一表述，是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一致化的。

　　而顾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在他身体与环境都很差的时候，在《笔记》中斩钉截铁地说出了如下一段话：“不必惋惜中国‘从来不是资本主义民族’。历史上没有任何条件使中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布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可不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拿这种态度来学习，是什么也学不到手的。”(236页)

　　这就引出了下面的话题——

　　“坏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什么叫“坏资本主义”？顾准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商人阶级、商业城邦(如伦敦)和一个民族国家紧密结合，使整个民族国家服从商业利益，使整个乡村服从城市，使全国经济发展的轨道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的结果。”(《笔记》30页)显然，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是指国家机器，权力架构，涵盖整个上层建筑。顾准所强调的“使整个民族国家服从商业利益”，“使全国经济发展的轨道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无非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上层建筑必须与商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基础相结合、适应。

　　顾准又说：“阻碍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真正的封建主义是萎弱无力到不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的生长的(欧洲、日本)，它不过起一些绊脚石作用……真正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生长的是专制主义。”(27页)也就是说，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若出现这种不相适应，其结果要么是“阻止资本主义生长”，要么是产生“坏资本主义”。

　　顾准紧跟着提出了不少例证：“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土耳其式的专制主义，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拿破仑的专制主义，彼得第一的沙俄专制主义，叶卡切林娜的专制主义。”(27页)

　　历史证明，在上述这些专制主义威权下成长的资本主义，都是有先天或后天缺陷的资本主义，或称坏资本主义。为了探讨历史的经验，下面我们仅就顾准所提出的几个例证，稍作回顾和评析：

　　中国，长期号称农业文明大国和一度的海上贸易大国，到清末民初也出现一点新式工业，但在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下始终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状态。在孙中山领导和思想影响下，国民党也曾是一个志在革旧布新，谋求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振兴的党。这也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但在孙中山死后，特别是在国民党成为独裁政权后，则是民不聊生。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畸形发展，严重殖民化。当时那种在十分落后的农业经济中生长的城市资本主义，正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是悠久的东方专制主义之魂继续附体在国民党身上的结果。

　　凯末尔，至今被称为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土耳其“国父”。土耳其式的“资本主义”曾一度被捧为弱国振兴的样板，但其军人执政的传统始终存在。虽然地处交通要害，终归只属于第三世界的稍强者。

　　路易十四，就是那位公然说出“朕即国家”这句独裁者大实话的人。他支持工商业，使法国得到了发展，同时却又大事搜刮，穷奢极欲，兴建凡尔赛宫，浪费了大量国家财富。拿破仑，是所谓 “开明专制”的君王。他大搞改革，振兴经济，制定了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拿破仑法典》，承认“一切公民一律平等”，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国家，并在被征服的国家推行改革，宣布凡是因拒绝或抛弃自由和平等而希望维护、恢复或宽待君主和特权阶级的人，都将作为敌人对待，以至“革命”到专横程度，终于迎来滑铁卢，反而使欧洲一度重新出现以君主制为特征的“正统主义”回潮。

　　彼得一世，俄国第一位改革家。他利用权力，大胆开放，学习西欧。他废除贵族特权，主持大量翻译出版西欧人文革命书籍，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俄国第一家报纸，并给予商人和企业主不少优惠权利，使俄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尤其了不起的是他以帝王之尊，见到士兵的船在芬兰湾搁浅遇险，竟亲自跳下水去营救，以致受凉一病不起，颇有爱兵爱民形象。但他又是个率性行事的独裁者，因而社会并不和谐，引起两次人民起义，大伤了国家元气。

　　而继承彼得一世帝位的两位女大帝——叶卡切林娜一世和叶卡切林娜二世，也非常独裁。尤其是叶卡切林娜二世，曾以著名的《叶卡切林娜诏令》颁布标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条文的宪法，且大力普及教育，改善交通，建立工业城市，决心通过一系列铁腕政策，继续推行彼得未竟的事业。她曾有心颁行解放农奴令，但很快她就发现，离开农奴主的支持对她不利，立即向传统妥协，并以皇室土地赏赐上层官员，来巩固她的权力基础。最终，她还是被历史归类于违背社会期望和时代要求而崇尚暴力的沙皇之列。

　　有趣而又发人深思的是，顾准这里指出的人物，不是中外历史上数不胜数暴虐无能的君王，而是一些多少都沾有二重性格、具有一点悲剧性质的改革人物。以彼得第一和叶卡切林娜二世来说，他们都很想接受西欧资本主义制度，适当引入西欧人文思潮。日后的俄罗斯之所以拥有比较先进的科技和相当强大的国力，与这几位大帝的奠基绝对有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建立起好的资本主义，却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笔专制的政治遗产。这个历史基因，竟然特别表现在20世纪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人物身上，造成社会主义民主的大破坏并导致政权崩溃。十月革命恰恰发生在这样的国度里，这样压根儿缺乏民主的传统与专政理论的结合，加上俄罗斯的下层土壤以及一些领导人(如斯大林)的个人素质，就形成了所谓的“斯大林主义”这一致命弊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