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初步暴露

　　市委133号通知下发后各级党政机关雷厉风行，全面贯彻，谁敢说个“不”字。但执行一年以后，问题逐步暴露，引起了党内外人士的强烈不满，议论纷纷。

　　首先，市人民委员会的活动基本停止，原来法律、制度规定应该召开的市长办公会议

、行政会议、区县长会议，均全部停止召开。市人民委员会会议，虽然仍保持每月一次，但不能讨论决定任何具体政策、法令，只能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空发议论。因此沈尹默(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新青年》杂志编辑，著名书法家)委员说：“我是挂名委员，尸位素餐。”有的委员也反映：“我这个委员只是‘装装样子’，不起作用的”，实际上是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有些市人民委员会党员委员，对会议也不重视，经常缺席。甚至有些局长也不愿到市人委会议上作工作汇报。他们说：“实行一元化领导，党政不分后，政府工作中重要问题，已由各局直接请示市委或市委各部委决定，再拿到市人委来讨论，岂非形式主义。”这些均从不同方面表示了异议。

　　其次，市人委原几位副市长，分工负责某个方面的业务工作，基本落空。他们过去经常召开会议，传达市人委政策法令，主持讨论决定问题，也不时批发文件，他们觉得还是有职有权的。但市委133号通知下达后，他们一下子空闲起来，有职无权了，但又不便明说，只好要求到基层走走，开阔眼界。1960年2月，曾涛秘书长调走，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来兼任市人委秘书长，他向荻秋同志建议，同意非党副市长们到基层参观工农业情况，也可请他们主持召开一些专业座谈会，讨论解决知识分子、社会人士关心的具体问题，免得他们在机关“坐冷板凳”。荻秋同志同意宋的建议，并交代非党副市长的参观座谈，就由市人委办公厅具体组织。至今我还记得曾经协助过金仲华副市长(分工管理文教工作)，座谈研究过知识分子提出的笔墨纸砚供应困难的状况，为此，我们曾和本市及外省一些单位反复协商，解决了上海“文房四宝”供应困难的老大难问题。

　　再次，一年多来，市人民委员会公文大为减少。以1960年和1957年比较，总数下降了23%，其中各局、各区县来文减少了58%，主要是他们向市人委请示、报告的公文一件也没有了，其他来文均为一般性抄件。而同一时期市委(不包括各部委)发出的正式文件，1960年比1957年增加了10倍，主要是原向市人委请示报告的文件，均全部转报市委，请求批复。因此，有些干部反映，一方面是市人委机关“门可罗雀”，另一方面，市委机关(主要是部委)“门庭若市”，不管是政务、业务，大小事均要向市委请示汇报。我记得连各报社发记者证这样的具体事情，新闻出版部门都不能作主，市人委办公厅更无权过问，最后也提请市委有关部委办理。

　　上述问题逐步出现，党内外议论纷纷，传到荻秋同志耳中，他感到非常不安。他在市委领导人面前，严肃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据原地下党市委书记、副市长张承宗事后著文披露：当时荻秋同志在市委书记处和常委会上，讨论党政关系问题时说：“这几年，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有很多问题；大小事都拿到市委来，市委日常业务太多，不可能搞好工作。”他在会上还郑重指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党政不分的做法，既削弱了行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应有的作用，也削弱了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引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53期21页)尽管荻秋同志这些正确意见，得到一位书记和几位党员副市长的赞同，他们也希望早日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但在当时全国“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加之盛行“第一书记挂帅”，“一把手说了算”的情况下，上海这种“以党代政”的现象，一时还很难扭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