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荻秋承上启下，柯庆施另起炉灶

　　起初，荻秋同志要市人委办公厅替市委起草一个贯彻执行的文件，他交代我一方面要把中央通知中主要精神写上去，同时要考虑到市人委1957年1月公布的《规定》，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发挥政权工作应有的作用。当时，我体会荻秋同志矛盾的心情，他既不得不执行中央通知精神；同时又顾虑，怕把他前一阶段工作成果“化为乌有”。于是，我请示曾

涛秘书长，这个文件内容如何写为妥。他考虑再三对我说，文件名称也仿照中央的办法，题为《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外事各小组的通知》，在简要引述中央通知中“一元化，党政不分”大政方针后，就提出五个小组的负责人名单，即财经组组长曹荻秋，政法组组长许建国(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科学教育组组长刘季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文化艺术组组长石西民(市委书记处书记)，外事组组长许建国(兼)。他说，这五个小组长中有四个是副市长，他们具有党政双重身份，他们做的决定或签发的文件，符合国家法律程序。曾涛还特别交代，还要写上“凡须召开市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一律由各小组组长提请市委决定后召开。”我对曾涛秘书长这种政治智慧非常佩服。文件草稿出来后，经荻秋同志同意，并征求几位党员副市长意见，大家都表示认同，我们于1958年7月14日打印报送市委。

　　这个草稿送到市委以后，近一个月毫无信息，有一天荻秋同志以很不愉快的心情，告诉曾涛和我，“柯老对我们起草的文件，非常不满意，他要找人由他口授另写。”果然，1958年9月19日我们接到市委133号文件，题为《市委关于市人民委员今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文件开头只用了“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贯彻党政不分的原则”两句话，就开门见山作出四项重大规定：(1)今后各局工作应直接向市委或市委有关各部委请示；各区县人委应直接向区委县委请示；(2)市人委各办、委，市属各局(处)院、行，凡必须以市人委名义发文者，一律送市委有关各委、各部正职签发后，交市人委办公厅以市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出；(3)今后市人委不再召开区、县长会议和行政会议，一般也不再召开市长办公会议；但市人民委员会会议，应定期召开，除讨论市委已经决定问题外，可以组织有关局工作汇报，或典型经验报告；(4)市人委办公厅编制人数应减去三分之二，原有各副市长秘书组撤消。最后，要求各单位各部门立即贯彻执行。

　　很明显，市委这个通知与中央通知内容有很大不同。既不说在上海设立五个小组，也不讲“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从它的标题和具体内容看，矛头似乎是针对1957年1月市人委发布的《关于加强市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几项规定》的。对此，荻秋同志以无可奈何的心情，颇有感慨地对我说：“如果不经常定期召开人代会和人民委员会，如何体现人民民主，人民如何行使权力管理国家？我们自己制订的制度和法规，我们不执行，怎么向群众交代？”当时，我们也向邻省进行了解，他们均依照中央通知成立五个小组，组长都是党员副省长，省人民委员会的重要会议仍照常召开。保留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之权。由此可见，上海当时贯彻中央通知的做法，是“与众不同”。难怪当时有人说，这是柯庆施的一个“独特创造”。

　　按照市委133号通知，市人民委员会基本被“驾空”了，它还能做些什么事呢？柯庆施指示，要贯彻毛主席“虚君共和”的指示，今后市人委应“搞好四个关系，办好法律手续”。即搞好与外国人的关系，用市人委名义接待外宾；搞好与外地的关系，接待外省市来沪接洽业务的人员；搞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接待人民来访，处理人民来信；搞好与民主人士的关系，让他们参加必要的会议，听取一些工作汇报，但不能讨论决定问题。办好法律手续，即市委各部、委正职负责人签发的文件，要立即以市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出。这样一来，《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市人委的职权，就被柯庆施签发的市委通知“一笔勾销”。柯的上述指示，我们向机关干部传达，并不折不扣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