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之否定”

　　“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一条规律，当市委每天忙于处理大量繁琐的行政业务时，不仅书记们、部长们首当其冲，不胜其烦，作为第一书记的柯庆施也感到无法忍受。触发点是黄浦区送来一个报告，要求市委批准在南京路新建一个厕所，公文传到柯的手里，他看后非常恼火地说：这样小事也拿到市委来解决，怎么得了！以后，在几次会议上他批评“党不

管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碰乱撞，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至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他只字不提。此时，荻秋同志乘机建言，是否要市人委办公厅组织一些干部，到几个区县调查一下基层在党政关系上存在哪些问题，得到柯庆施的同意。于是决定由我带领两个小组，在1961年上半年分赴黄浦、闸北两区，上海、南汇两县进行重点调查。

　　为了使区县领导能配合我们调查工作，我煞费苦心，精选了十多条毛泽东、刘少奇、

　　其实，区县存在的问题根子是在上面。例如，区的各种行政会议，完全停开，甚至连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也不能按期举行，以致有的县长，虽然到任，由于未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因此出布告时仍用老县长的名字，新县长自称是“黑头县长”；有的副区长因无事可做，发牢骚说：“我被安排为区人委当副区长，是‘福将’，地位高，工资大，而工作很少，享享清福”；有的群众风趣地说：“在基层不是党委决定，各方去办，而是各方决定，党委去办”；下面申请几尺布、几斤粮，动用几元的经费，都要由党委部门直接处理；有的区在调整商品价格时，“财贸部长忙通宵，商业局长睡大觉”。总之，我们所到之处，区县委领导，强烈要求市里迅速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并主动提出许多改进意见。

　　这份简报直接报送市委各位书记、常委，柯庆施看到以后，没有表态，也没有对简报内容提出批评，荻秋同志与宋季文副市长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立即要我组织几位同志，为市委起草一个《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府部门工作的几项规定》。我们反复斟酌，十易其稿。这时中央七千人大会已经召开，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呼声高涨。大家认为，改变上海党政不分的不正常状况的条件已经成熟，该稿经荻秋同志、宋季文副市长等审核同意后，于1962年5月中旬，提请市委讨论。由于柯庆施外出没有参加这次市委会议，荻秋同志主持讨论这个文件时，几乎一致通过，只有个别人提出加上“试行草案”字样，荻秋同志电话向柯庆施汇报，他表示同意，并要荻秋同志代表市委签发，于7月28日以市委名义发出这份文件，这个《几项规定》既是恢复与发展了1957年1月市人委发布的那个规定的基本精神，又针对1958年市委133号通知的几项要点，作了逐条否定，特别明确党政部门的各自职权，不得以党代政。所以参加起草的同志说“这是否定之否定”。1962年7月，党中央批复华东局一份报告，明确指出：“在省、地、县以及公社党委，取消分管书记的名义(如工业书记、农业书记、财贸书记、文教书记)改变分兵把口的现象，把应由政府各部门办的业务，交由政府部门办理。”这对上海说来是个好消息。在这样政治空气有利的情况下，上海党政关系有了明显的转变，党不管党，以党代政的现象得到了“暂时解决”。但大家知道，要真正解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谈何容易啊！

　　事情到此，似乎了结。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来，“四人帮”张春桥一伙，又把荻秋同志调整、理顺党政关系的正确主张，诬蔑为“搞第二中心”，“与市委分庭抗礼”，“向柯老夺权”。荻秋同志因此遭到严重迫害，含冤逝世。连我这个参与起草的工作人员，也被打成“陈(丕显)曹(荻秋)死党”，是“反党篡政”的帮凶，“黑笔杆子”。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荻秋同志才得到平反昭雪，其他遭到“四人帮”迫害的人也得到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