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淮海战役

　　决战前夕，史超随“总前委”行动，走了不少地方，“总前委”首长所在的指挥部最终安在一个叫小李庄的村子里。

　　据史超回忆，小李庄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当时，敌人的飞机每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在

周围上空盘旋侦察，寻找“总前委”首长的指挥部。为隐蔽起见，马匹都关进屋子，更不能有汽车进出，电话线也不能高架，一律埋在地下。一切以绝对保密为原则。“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常委刘伯承、陈毅等首长只通过电话部署一切、指挥作战。警卫人员给刘、陈、邓在村边挖了一个防空洞，约有六七米大小，不到一人高，中间特意留下一个土台，是准备铺地图用的。但他们极少到这里来，参谋人员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不停地劝说，可是他们三人谁也不听，虽都拖着四川腔，但说法各异。刘伯承沉稳缓慢：“它(指飞机)打旋旋几百几千个圈圈了吧？原地踏步，不见缩小，可见它没有嗅到我们这几个猎物。”陈毅爽快：“我们命大，没得关系！”邓小平干脆用手一指：“你们要去自己去，不要管我们！”

　　史超所在的“二野”政治部，住在一个较大的村子里，距刘陈邓指挥部所在的小李庄不及一里路，这里倒没少遭敌机轰炸。当时“前指”各机构，都缩小到不能再小的规模。堂堂一个野战军的政治部，一共只有八个人，其中宣传部三人(部长陈斐琴、宣传科长史超、一名干事)，保卫部三人，行政处二人。史超说，“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实际就管这八个人。

　　因为和“总前委”首长离得近，当年的很多情景还清晰地印在史超的记忆里。三位首长住在一栋茅草房里，大概是西屋，里外两间，里间有盘炕。刘伯承年长患眼疾，住在里屋，邓小平和陈毅住外屋。那时仗打得十分惨烈，战机千变万化，夜间三人中必须有一个值班，随时掌握情况，下达命令。刘伯承年纪最大，邓小平最年轻，为了保证刘伯承和陈毅的健康，44岁的邓小平自称年轻力壮，夜班主要由他来值。初冬的夜晚漫长而寒冷，屋子里没有火，感觉就是一座冰窖，整夜一动不动地守在电话机旁，难熬之苦可想而知。打仗是不分昼夜的，从纵队来的请示电话，一宿少则七八个，多则数十个。邓小平为了不干扰刘伯承、陈毅的睡眠，叫电话班把耳机的线接得很长，有电话来，他就拿起耳机到院子里去接。

　　在接电话的间隙，靠什么打发时间呢？对于有阅读习惯的邓小平来说，书是最管用的东西。他有一次问起：“带来了什么书没有？”巧的是，在一切从简的原则下，史超竟然随身带了一本苏联小说《对马》。他马上拿给邓小平，没想到只用了一个晚上，邓小平就把这本几十万字的小说看完了。不久徐州解放，这也是史超的家乡。他知道邓小平是

　　整天钻在作战室了解战场上的变化、设下计谋、抓住战机、调整部队、指挥作战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位“前指”首长，有时候也换换脑筋，在村前的一片桃林里散步聊天。史超还提到这样一件事：一天，地下党从上海送来采访的三位记者，在桃林遇见三位首长，机会难得，他们用国统区记者的语言和方式冲刘、陈、邓一连串地发问：“请问将军，消灭黄维兵团的时间还需要多久？比原先预计的容易还是困难？”“将军，请发表你们对目前战争形势的看法？”刘伯承听罢，不声不语缓步走开了。邓小平动了气：“我们有什么可问的？到下面去，到部队去！战士在打仗，在流血！有许多模范人物，他们的事迹惊天动地，宣传他们，表扬他们，叫全军都知道，都学习！我们？我们有什么？”不容分说地一挥手，叫他们离开。陈毅则笑着跟上去反问：“你们是上海的学生子吧？”接着又问起上海人民的情绪、新闻界的动态、物价情况等等……三位记者说得绘声绘色，从紧张的心理中完全摆脱出来。这时陈毅说：“你们住在哪个村里？会不会耽误吃晚饭？……邓政委的话，你们是不是真正懂了？记住了？你们仅从文字上知道战争两个字，战争到底是什么，你们并不理解，快些下到部队，走一走，看一看，闻一闻，谈一谈，熟悉它……”邓小平在远处听见了，大声地嘱咐：“你们可以尽量深入采访，但不准到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