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说，我在省委政研室工作了近一年时间。1965年初，我被调出政研室，回到安庆安排到地区农研所任所长。当时的政治气氛已趋紧张，我这种人这时只能搞科研，不能搞政研了。而“文革”一起，想搞科研也不可能了。

　　1966年夏秋间，我正与一班科技人员在徐河公社的稻田里日夜奋战，地委行署派人把我从徐河押回安庆。这时地直机关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妻子饱含热泪给我收拾行李，当年

我们一起辞别校门投身革命，她一直不辞劳苦的支持我做好本职工作，而今我却因言惹祸，而且祸及她和孩子，真让我五内俱焚，总觉有千言万语要对她倾吐。但时间和环境不允许，我只能背着押解人员偷偷地和她说上几句话：“除了‘上书’，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决不会自杀，你也要带孩子坚强地活下去。”她会意地点头说：“我相信你”。离别了妻子，我随着押解人员到了隔离地受审。在受审地，我被严密监禁，除大会批小会斗以外，平时连吃饭、喝水、大小便、起床、睡觉、扫地、运送垃圾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得要向提着大红棍子的专政队请示汇报，一切人身权利都被剥夺贻尽。批斗与劳动改造交替进行。江堤冬修时，我们一群所谓“牛鬼蛇神”都由专政队押送到堤上干活。分给我的任务是拉大板车运土，每次运土都要堆得满满的，一车土大约有六七百斤重量，还要翻过十多米高的坝埂。从早上东方放白拉起，一直要拉到晚上摸黑。精疲力竭地回到住地后，还要“请罪”，并接受专政队的批斗，随时被拳打脚踢。

　　随着“文革”的发展，批斗高潮迭起，对我的迫害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捆绑吊打，用石块砸身等。面对专政队的种种非人折磨，我曾想投江自尽。心想：活着受辱，倒不如到另一个冥冥世界中去寻求解脱。但忽而又想：回首平生无憾事，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我决不能也无权利随便毁灭自己。坚信是非曲直忠邪，自有千秋公断。于是我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活下去！

　　安徽省、安庆地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后，为了肃清“三自一包”的流毒，搞大批判为其开路，把我当作活靶子。地区革委会成立了一个“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钱让能战斗队”，用了十多天时间，精心编排批判“保荐书”的材料，并进行了预演。开始我并不了解这些人在干什么事，有天夜里，突然听到战斗队传来狂热地喊叫，其中有号啕大哭的，有狂笑的，有怒吼的，有捶胸顿足的，有慷慨陈词的，也有抑扬顿挫像是在朗诵，就像一台戏。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批《保荐书》而进行的预演。

　　正式彩排那天，我被拉到会场，战斗队员鱼贯而入，一个一个地照本宣科地批判我。其中有好多东西都是“莫须有”的，我无申辩的权利，只能“老老实实”听他们讲。批斗一节，就追问我一节。我则从容不迫地一节一节予以驳斥，有根有据，常常驳得他们哑口无言。头头们只好与战斗队一起大呼口号。

　　1969年元月，安徽省第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为了给会议增添光彩，体现活学活用，学用结合，革委会又把我“请”到合肥。为了显示批判的“高水平”，会上又专门针对我组成了一个战斗队。除在大会场批斗之外，每天还要到合肥市中心将我作为最典型的活靶子进行批斗，一直批到月底。之后又将我送回安庆，游斗于大别山区和沿江两岸城乡。

　　钱老说，整个“文革”前期，我作为靶子，在全省到处“游斗”。真是几度寒暑，几度春秋，都在批斗中度过。后来，也许是老调重弹没有人爱听，年年如此的一本旧戏，大家都感到了厌烦；也许是某些领导和头头们认为流毒已经肃清，大功告成。在省、地革委会的批准下，1969年6月，对我的巡回游斗终于偃旗息鼓。1969年冬，我同绝大多数“走资派”一样获得了“解放”。此后，连续三年将我安排在农村驻点，后被分配搞科技管理工作。直到1982年12月，中共安徽省委正式下文，为我平反。

　　在我们谈话的最后，钱老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已经过去，宝贵的青春年华也在历史误会中耗尽。但是，我无怨无悔。历史发展证实：任何一次巨大的历史性灾难，必将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补偿。经常想到这，心底也就自然宽容和坦荡了。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