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正彦

　　回顾中国过去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方面，至少有三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有发展的。

　　第一，关于市场经济

　　邓小平同志少年时赴法国勤工俭学，虽然时间不长，毕竟对法国的社会有所了解。当他任党中央总书记后，以及他从“文革”后复出以来，又访问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访问过马来西亚、泰国、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所到之处他都“不耻下问”，获得不少第一手材料。平时他又十分注意读海外各类报刊，所以他早在1985年即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论点。到1987年便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到1992年，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后，思想上出现了一个飞跃，明确提出：“计划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在这里，小平同志更大胆地提出，像

　　党中央遵从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一步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先后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并行”，最后提出：“施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有用的东西，还予以保留。

　　新中国正是走这样一条有创造性的新路，近二三十年才取得经济及社会的飞速发展，令世人瞩目。小平同志对市场经济的以上论断，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发展。

　　第二，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本著作中都曾讲道：在社会发展的三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英国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带来了西方社会的一场工业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无论马、恩、列，都没有论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这是受历史条件所限制。

　　邓小平同志活到20世纪90年代，他亲眼目睹了以爱因斯坦发明的“相对论”为基础原理，发展出的原子弹、氢弹无比巨大的破坏力，更看到由于核技术的和平作用以及计算机、互连网等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在国际关系上带来的变革，所以他于1988年大胆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方针、政策说什么是第一，这还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哪项工作排在第一，是可以因时而变的，但在理论上称什么是第一，那可是要有充分的论据，而且要经得住实践和时间考验的，是绝对不能随便改动的。

　　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国家以及地方工作就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组。首先就是在用人上，邓小平曾颇有感触地讲道：“只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高科技搞起来。”于是我们党和政府一步步深入贯彻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从“老九不能走”，直到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中央和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表彰和奖励自然科学家的优秀代表，以载人的长征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为首的四名最杰出的代表，不但获得最高荣誉，还获得重奖。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教育事业，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靠科学和教育兴国。1985年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会议上讲道：“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万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这话讲得多么好啊！

　　第三，关于一国两制

　　一个国家施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但邓小平同志却把它设计出来，并付之实现。香港、澳门回归后，这两个特别行政区都搞得不错，小平同志虽然没能在1997年后，到香港去看看，但“一国两制”这一发明，已经为世人承认是成功之举，将来台湾也将照此办理。

　　据查，香港是英国于1840年鸦片战争中强行夺走的，九龙和新界则是1856年和1860年英国通过武力，强迫清政府租借给英国的，租期为99年。1982年9月，小平同志与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外号称铁女人)谈判香港问题。一上来小平同志就开宗明义地讲道：关于主权问题，应该明确地确定，1999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

　　在那次谈判中，撒切尔夫人企图以主权换治权，小平同志讲道：“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得到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上述意见发表时，不仅使国内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士感到吃惊，连西方一些有识之士都感到大出他们的所料。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共产党怎么可以允许资本主义制度在自己执政的国家合理合法地长期存在和发展呢？然而小平同志就是这么讲的，也是这么做的。

　　1982年谈判后不久，中英即就香港前途问题达成协议，并且中国与香港开明人士共同组成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起草香港基本法。1984年，小平同志向香港工商界人士又一次发表重要谈话(后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为题，收入《邓选》三卷)。其中谈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

　　不久前，中央决定重新发表邓小平同志1984年这篇讲话，除了坚定港人对高度自治下搞好香港的信心外，对什么样的人才是爱国爱港人士明确了其定义。这十分重要。已经连任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的董建华先生，生在香港、到英国留过学，又在美国工作过，其弟弟仍在台湾经营一家很大的航运公司，是各方都愿意接受的人物。他就任后得到中国领导人的不断鼓励和支持，也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大多数官员和广大香港同胞的拥护。因此我说，“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和中国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发展，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