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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的探索

http://cul.sina.com.cn 2006/02/15 23:20   炎黄春秋

  作者:汪子嵩

  收到薛德震同志的论文集《人的哲学论说》,读后仿佛回到20多年前,那时我在《人民日报》理论部当编辑,这本论文集中好几篇文章是在我们理论版上发表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论争,薛德震是积极的参与者,这本书中许多文章都是为此而写的。现在许多人不了解这个背景,先作点简单介绍可能有助于理解本书的内容。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将一些被长期歪曲和颠倒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但是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在当时还是不能碰的禁区,因为当时认为人只有阶级性,而人道主义讲的据说是抽象的人性,所以是反动的。社会主义不能讲什么人道主义。虽然经过十年“文革”,任何人都随时可以被侮辱、打骂、迫害以至死亡;每个人的人格和尊严都被湮灭;人人心里都在痛恨这种湮灭人道的局面。记得当时有位搞外交工作的同志对我们诉说,他们参加国际会议时感到最为尴尬的是:当别国代表大谈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既不能表示赞同,又实在无法站出来驳斥。薛德震将当时这种情况形容为“谈人色变”,确是史实。正当这时候,我们收到一位哲学家送来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这篇文章在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赞许,当时主管理论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也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它被编辑部评成了“1980年好文章”奖。从此,理论界以为会开放一些了,陆续发表许多讨论人和人道主义的文章。薛德震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初探》和《“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等都是在这时候较早发表的,他提出了“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有关人的解放的哲学。‘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目的。”等论点。

  可是到1983年,情况发生了人们没有料到的突变。在那年3月7日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周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报告,其中主要是谈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在文革以前,周扬同志是党内文化领域的主要负责人,“文革”前夕,中央发表多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章的时候,周扬也作过批判人道主义的报告,甚至将苏联在揭露斯大林肃反等问题后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思潮,也批判为“修正主义”。但经过“文革”中长期被监禁的痛苦与奇异的生活后,他对自己过去的“左”有了深刻的反思。我记得1978年在一次全国性讨论“真理标准”的会上,有人说“真理标准”讨论这个问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正是周扬同志立即站出来,义正辞严地指出:“真理问题的讨论,是关系我们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许多会议上,他公开向当年被整的同志道歉,承担并检讨他自己的错误。在一次中宣部的会议上,他公开宣布自己过去批判人道主义是错误的。正因为他不断深入探索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所以在这次报告中,他选择了人道主义和异化作为主题。他在报告中说:“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异化,才能克服异化。”当时到会的听众,包括许多老干部,都为周扬同志这种爱国爱党、无私无畏的精神所感动,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事情发展却出人意料,接着便批判了周扬的这个讲话。周扬被迫检讨,他不愿意,认为自己没有错误;经人劝告要他“顾全大局”后,才不得不违心地作了检查,承认“犯了错误”。从此他郁闷在心,病势恶化以至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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