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次冤狱苦脱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大学生毕业必须接受“军训”一年，尽服务兵的义务。吕士朋在接受预备军官训练(预官一期)时，队中的指导员，几次劝他加入国民党，都被他婉言拒绝，想不到由此种下祸根。1953年7月吕士朋受训期满，回到母校历史系做助教。不久一个晚上，吕士朋居住的二哥单位宿舍突然被两个台北市调查局人员敲开，没有传票，没有出示证件

，也没有说明任何理由，便将吕士朋带到调查局办公厅，连夜受到“于科长”的审讯。

　　刚出学校的吕士朋到底犯了什么法呢？原来是受到大学同学的陈良谋“牵连”。陈良谋的“罪行”也是很好笑的。1953年10月，陈良谋任教的中学办壁报为蒋介石祝寿，陈良谋在办公桌上随便把祝寿二字写成“祝兽”，并未粘贴，几天后就被捕了。经疲劳审问和上老虎凳，陈良谋被移送到军法处以“叛乱”罪名起诉，罪状是“侮辱元首”、“为匪宣传”等等。在调查局的逼供下，吕士朋“招供”“罪状”：一曾参加1949年3月下旬的一场示威游行，高呼过“反对警察打人”、“打倒官僚作风”；二在宿舍内曾和同学批评过蒋介石总统，骂过孔、宋；三在宿舍内和同学讨论过毛泽东的《沁园春》词；四在图书馆借过《资本论》。仅此而已，吕士朋仍被“留”在了看守所监狱，从单人囚房换到三四人囚房，被允许看书。看守所监狱有个小图书馆，吕士朋在那里认真研读了王阳明的《传习录》和一些欧美名著，为他以后治学、从事教学领导工作奠定了“修”与“悟”的基础。由此获得了监狱“小博士”的雅号。

　　吕士朋边读书边坐牢，艰难地度过了360天，最后请了两回户保，才于1954年11月回到了家门。台大历史系不敢继续保持他的工作。吕士朋失业了，只好到中学和大同补习班教课，有幸被凌纯声、郭廷以两位教授力荐提携，1955年4月来到新建的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工作。

　　好事成双，厄运“配对”。吕士朋在近代史所上班4个月，调查局来了两个人找他约谈。其中一人就是上次被抓审问过他的那位于科长。于科长一开口，三言不对，吕士朋又被带到调查局大龙洞看守所“羁留”。这一次吕士朋也是受到大学同学的牵连。这位同学是台大法律系的王东山，和吕士朋一届，大一时两人住同一寝室，关系较融洽。王东山是个在职生，一直在基隆港务局工作，对停靠在港口的美国军舰看不惯，常在办公室手指窗外，大骂帝国主义。调查局逮捕王东山前进行监控，发现王东山到吕士朋家度了一次周日，说说笑笑地还吃了午饭，扑风捉影把吕士朋划为了同党。

　　一个月后竟将吕士朋移送到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监狱。

　　半年过去了，军事检查官才第一次审问吕士朋，很快发现是一起冤狱。5个月后(1956年4月)军法处才发给吕士朋一张“不付军法审判处分书”，将他开释，没有一句道歉。王东山左查右查，也没有查出所谓“匪谍”罪行，后来被判“感训”。

　　手执这份“不付军法审判处分书”，吕士朋百感交集，看到处分书上的可疑罪状，更是哭笑不得。调查局把从吕士朋日记本中找出的阅读吴晗文章写的“锦衣卫和东西厂”字条，作为吕士朋讽刺

　　多少年后谈到这两次冤狱，吕士朋仍感慨万千地说：“白色恐怖时期，为肃清间谍，政府赋予特务机关太大的权力，造成太多的冤狱和悲剧，而主其事者为邀功及获奖，常不择手段地与人于罪。我是一个较幸运的人，虽蒙受两次冤狱，丧失自由近600天，但总算平安地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