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甲儿

　　——一个北漂关于春节的若干记忆

　　题记：

　　我的心中，有一个流浪的孩子。他在苦苦寻找，属于自己的家。

　　有一天，他找到了。他发现，这个家已经支离破碎。

　　01

　　今年春节没回老家，腊月廿八那天给父母寄钱。找了好久都不见银行，真想不寄算了。冥冥中，仿佛被人揪住衣领揍了一拳。我头也没回，一直找到银行，把钱寄出去。

　　猛然想起小时侯，自己缩在被窝等父亲打工回来的情景。那是一年中最兴奋的时刻。一进腊月，我就掐着小指头算。明天就过年了，大门上的铃铛响了好几次，母亲都去看了，是风刮的。

　　墙上挂钟敲了两三下，哥哥打起了小呼噜，我就喝口凉水精神一下。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嘴角还挂着笑。我梦见了父亲，梦见了黄面包，梦见了大虾酥。我还梦见父亲正在逗我的小鸡鸡。我被逗醒了，醒来时父亲就在身边，那情境和梦里的一模一样。

　　02

　　那天晚上，我炒了两道拿手好菜。一道是炒鸡蛋，另一道是炸黄鱼。妻子夸我的厨艺有进步。说我炒的鸡蛋吃着香口感好，说我炸的黄鱼外酥里嫩，焦黄诱人。其实我知道其中的秘诀。炒鸡蛋时，我在鸡蛋里放了少许米饭。炸黄鱼时，我在黄鱼外面涂了一层面粉。

　　我一直以为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厨师——我的这两道拿手菜，都是跟她偷艺偷来的。长大后才明白：小时候家穷，仅有的几个鸡蛋都要拿去卖钱，家里吃鸡蛋只有放米饭的份儿了；那时候过年买不起大鱼，小鱼又容易炸碎，只有裹上面粉炸才好。

　　现在看来，母亲当然不是最好的厨师。但在那样穷的年代，又有几个特级厨师能够像母亲一样，做出那样美味可口的饭菜？

　　03

　　吃完饭，妻子问我：还有什么没买，我迟疑着说不出话来。

　　记忆里，进了腊月门，父母亲就找个清闲晚上计划怎么过年。母亲在炕头儿纳鞋底，父亲在炕稍儿拿小本子算账。有时候，为了确定要买的东西写没写，两个人要从头到尾一项一项数上好几遍；有时候，为了确定要买的东西是一斤还是一斤半，两个人竟然要商量好几分钟。

　　有一年，爸爸从商店拎回六瓶啤酒。大哥三十中午就一下子喝光了四瓶，还说等他毕业后一定要搬上几箱，喝他个够。

　　这时候，老实巴交的父亲说话了：“那不叫过年，那叫过瘾！”

　　04

　　去年回老家过年，父亲到镇上接我。集市就在车站旁，我准备买些蔬菜水果带回去。父亲把我拽住，“家里什么都有”，他边卷烟边吆我上路。

　　回家一看才知道，父亲所说的“什么都有”，无非是秋天储藏的土豆白菜和萝卜，还有半袋蔫了的苹果。父亲怕我生气，忙解释：“这么多猪肉还不够吃吗？再说现在的蔬菜那么贵！”

　　离家时，父亲给我拿这拿那，我和父亲调侃：“家里什么都有。”父亲一撇嘴，边往纸箱里装东西边说：“必须拿着。你们刚结婚，家里什么都没有”。

　　05

　　妻子接着问：咱们在这儿过年有什么忌讳的吗？我说，有。

　　在家过春节，母亲避讳说“梨”。那几天如果谁犯了规，不是被罚酒，就是被罚干活，有的还被老太太罚了50个俯卧撑。

　　后来，大家想吃梨的时候干脆打手势，要么以其它敬称。一年又一年，一系列关于“梨”的圣名就这样诞生了：金蛋、黄果、黄蛋、小脆瓜，诸如此类足有十几个。

　　有一年春节，拎着大包小包土特产上车的一瞬，猛回头，我望见了母亲正用干柴般的老手抹着纵横的老泪。我呆了。原来母亲避讳说“梨”，竟与母亲无关。

　　06

　　过大年那天，家里很热闹。我和妻子把几个在外打工的朋友请到了家里。贴春联，煮骨头，烧高香，一切都按照老家父母亲立的老规矩办。

　　到了零点，就赶紧给双方父母拜年。岳母身体不好，我就让岳父代替问候了。看完春节联欢晚会，我们几个硬着头皮打扑克，一直熬到了凌晨四点。

　　在老家，每到年三十晚上，母亲就端端正正的坐在炕头儿，看着一家人守岁。谁要是有个打盹儿什么的，老太太就像闹钟一样把他吵醒。

　　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瓜籽吃，只有煤油灯的年代，我们守着希望过年。一年又一年，总是神清气爽，真的应了母亲那句话：三十晚上不睡觉，管一年的精气神儿。

　　07

　　大年初一，睡了一小觉起来。一个朋友要走，我和妻子把他送到小区门口。

　　回来时，手机有四个未接电话，是大舅哥打的。原来，岳母在过年那天突然发病去世了。岳父在廿九那天封锁了消息，是想让子女们在外过个消停年。

　　安慰着妻子，我们直接“杀”到了北京西站。很快，我们就踏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K177次列车。

　　岳母的棂堂就设在

　　08

　　大舅哥捧着岳母的骨灰出来时，我们泪流满面。几个月前，我还和妻子逗老人开心。没想到几个月后，陪伴我们的竟是一把松软的骨灰。

　　要装进的盒子很小，我们就把骨灰使劲摁了摁。摁的时候，天亮了，我醒了。

　　活着的时候，就要多和爱你的人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爱最多的人，恰恰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人。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人，恰恰是陪我们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人。

　　09

　　岳母的房子很小，

　　兄妹几人小心翼翼的，擦拭着母亲房间的墙壁，谁也没说话。我心里明白，若干年以后，我们也要搬进这栋房子居住。当然，年龄越大的，可能就越早。

　　10

　　从呼和浩特回来，北京地下铁的早晨，一个小娃娃在我面前摔倒。这时候，好想给父母打个电话，顺便问问我当年抓阄儿抓的开裆裤子还在不在。

　　十五年前，那个吃返销粮的早晨历历在目。“分——救济品——啦”，老队长扯着嗓子从村头喊到村尾。我到的时候，队长家炕上已成了杂货摊。从打补丁的大衣，到露趾头的单鞋，应有尽有。我紧张的从队长手中摸出一个纸阄儿。

　　那一刻，父母亲都在看我。他们都以为我是这个世界最幸运的孩子。我小心的掰开纸阄儿，直到把二十四号——一条小孩的开裆裤子拿在手，垂头丧气的离开。

　　11

　　好久都没买杂志了。从地铁里出来时，买了一本。顺便一翻，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那是我去年的获奖散文《美丽的大脚》。根本不用看， 闭着眼睛我都能倒背如流：

　　父亲财迷，为刨五分钱一斤的柴胡差点把腿搭上；父亲很傻，收秋时人家扛五十斤他扛一百斤；父亲老土，看我时一路拿着鞋子到校门口才肯穿上。

　　挽起被汗渍蜡染过的裤管，脱下挂满拼图的袜子，我找到了小腿上这处有名高地。沿着铺满砂纸的平原和青筋纵横的缓坡，我看到了被鸡眼沙尘暴侵蚀六十多年的五指山。

　　那年夏天，抚摸着这双写满故事的美丽大脚：我还没等洗，泪水早已滑过腮边。

　　12

　　回到家，正好是大年初七。同村的小刚返城了，母亲托他捎来五个猪蹄子。母亲眼睛不好，蹄缝间还站着几根倔强的猪毛。一个星期我都没舍得吃，就把它们放在

　　元宵节那天朋友来了，没什么可招待的，就把剩下的三个拿出来。不拿不知道，一拿吓一跳。猪蹄还是三个，一个没少，却都穿上了绿军装，病得最轻的也套上了灰马褂。

　　朋友走了，我把三个遍体鳞伤的猪蹄从垃圾桶拿出来，默哀了足足有五分钟。至今都不知道，一头猪四个蹄子，那第五只是老娘从哪个大户人家借来的。

　　13

　　我写的这些文字如果感人，是因为它们来自我的心，一颗游子相思的心。

　　父亲母亲常打电话提醒我注意身体，可他们一年还是要种五六十亩地，直到把垄沟拉得越来越直，把脊背累得越来越弯；父亲母亲常嘱咐我别舍不得花钱，可他们一年四季都吃土豆白菜，就算是农忙时节连点肉腥也不买；父亲母亲常告诉我有病就赶紧去看，可他们谁生了病都逞着，实在挺不住了才去医院勉强开点药片。

　　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两个出尔反尔的家伙。想起他们我就心疼。

　　14

　　记得小时候，母亲在切辣椒，我就偷偷躲在厨房一角抹口水。我分明嗅到了那种看起来熟透了的草莓的清香。

　　我扯着母亲的衣角，恨不得马上能吃到一堆才好。母亲好像没有在意我的企图，三下五除二就把红辣椒切完了。我为此哭得一沓糊涂，后来竟抽搐过去。从此，双目无光，常常六神无主的样子。

　　从医院回来后，母亲按照医生的诊断，用大红的毛线，给我织了一个红辣椒，挂在了炕头。每天，只有看着这个红辣椒，我才能进入梦乡。

　　长大以后知道了，我那次得的是——相思病。包括今年春节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