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宇广

　　一条河，孕育风景和生命。一条河，抚养许许多多的村庄。

　　家乡的六廓河，滋润出村庄甜美的梦。就像水稻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一样，村子也是从泥土里生长起来的。就在那片水草肥美的土地上，村庄一天天长大，她有一个十分好

听的名字，叫做良善村。

　　其实良善村原先不叫良善村，清朝时叫良状村。至于从什么时候叫良善村的，我不知道，我的父亲也说不知道。良善村是在六廓河的哺育下长大的，六廓河就是她的母亲。六廓河不是太大，水并不是很深。虽然划不上小船，但并不影响游泳和捉虾抓鱼。

　　小时候我常问母亲我是从哪里来的，母亲总是说是她和父亲从六廓河里把我捞上来的。因为这个答案，每年发洪水的时候，我经常把母亲拉到河堤上，要她帮我捞回一个妹妹。和我同龄的人都有一个妹妹，只有我没有。母亲总是笑着答应，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都让我拉着到河堤上看洪水，村里的老人都说“四月八，大涝发”。许多年过去了，大涝年年都像约定了似的如期而至。但母亲并没有给我从河里捞回一个妹妹，倒是给我捞回了两个弟弟。

　　沿着六廓河上溯一公里左右，在河水拐弯处有一座雷祖山，山上有一个雷祖庙，学校就在山腰上，是由雷祖庙改建的。庙里早就没了和尚。山上树木粗大，鸟儿成群。由河边通往学校的路叫庙岭，岭上的龙眼树又高又大，枝叶繁茂，其中有一棵“衫脑扣”，树干大得要七八个大人手拉手才能围过来。

　　我一点点地长大，九岁那年才读一年级。我喜欢上学，每天都早早就到学校里去。夏天的时候，我喜欢淌水而行。太阳初升，河面上弥漫着浓雾，河水里的鱼虾多得数不清。河岸两边茂盛的竹林中，总有小鸟在鸣唱。我穿着“开裆裤”，哼着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歌的歌，一边赶鱼逗虾，一边向学校走去。当上课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正是我连蹦带跳踏入教室的时候。早读前，我们先扯开嗓门唱歌：“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每当唱歌的时候，我都是用尽浑身气力唱的。因为母亲告诉我，做什么事都要尽心尽力。我大声唱歌，大声读书，希望母亲能够听到。母亲也常常说听到我唱歌和读书了，在早上给猪喂潲的时候，在午间到山上砍柴的时候，在傍晚生火煮饭的时候。母亲说我读书也像唱歌一样好听。知道母亲真的能够听到自己唱的歌声和读的书声，我就唱得更加用力，读得更加用力了。

　　夏天的夜晚，父亲总会带着我们三兄弟到河里泡凉。六廓河的水冬暖夏凉。六廓河的夜晚有很多萤火游弋，到处都一闪一闪的，就像我许许多多飘移的梦。父亲读的书虽然少，听他说只读过高小。但他的肚子里装的都是些我们从课本里学不到的东西，父亲告诉我们，他肚子里的东西叫做学问，是看书多了、用心记了才会有的。正因为这样，家里虽然穷得响叮当当，但在别人看来，父亲学是个很体面的人。村里的老人曾经告诉过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经常被绑了手脚吊起来打，扁担都打断了好几根，但父亲的胁骨还是没有被打断。我读初中的时候，父亲偶然提起当年被打一事，他说：“就算打断了胁骨，也打不断我的心。因为我的心里想着你们几个兄弟，想着你们的妈妈，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打垮。”是的，父亲的意志和精神，是永远也打不断的。

　　母亲总是闲不着的。农忙时她忙，农闲时她也忙。她种了许多庄稼地，种红薯、木薯、大头薯，种芋头，种甘蔗，种花生，种芝麻，种辣椒，种萝卜，种

　　我们一家人住在一座低矮的“四扇屋”里，日子过得很贫穷，也过得很温暖。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就带着两个弟弟在村中乱逛。我们熟悉村里的一切，熟悉每一条屋巷，熟悉每一个人。我知道谁家的屋厅什么时候来了燕子结了巢下了蛋孵出了小燕子，知道谁的家里养了几头大白猪几只小黄狗，知道谁的地里种有番桃谁的田里种了莲花，知道谁家哪天夜里谁和谁因为什么事儿吵了架，知道谁家的小孩子不听大人的话挨打屁股开了花。

　　那时候，我二弟喜欢生病，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他走得不快，我就经常背着他，从村头逛到村尾，从西屋窜到东家。我们和村里的小伙伴玩捉迷藏，玩

　　傍晚的六廓河是热闹的。有挑水的，有洗菜的，有洗衣服的，有洗澡的，有杀鸡的，有赶牛回棚的赶鸭子回笼的，还有什么事情也不做，坐在河滩上唱山歌的。山歌就像河里的水一样流淌，它是良善村的一种温暖。夏天它像一杯清清的凉茶，沁人心脾；冬天它像一张厚厚的棉被，轻盈地，把我们的身心全部覆盖。父亲的山歌唱得好，他声音宏亮，歌声能传到对面的村庄去。母亲的山歌也唱得好，她声音清甜，逶迤开去，让人浮想连翩。“唱山歌哩——这边唱来那边和……”在这种千遍不变的开场句之后，良善村的夜空开始回荡抑扬顿挫的旋律。就在悠扬的山歌中，村里的人开始酝酿一个又一个朴素而美丽的梦。

　　我一天天长大，发现村里的人纷纷外出打工了。他们像候鸟一样飞翔，准时往返。他们的目的地是珠江三角洲的富裕城市。他们大多当搬运工、瓦工、油漆工、电工、木工。他们站在城市的路边揽活，把价格写在一张张纸牌上。没有活干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抽烟，隔着透明的落地玻璃，无所事事地看着大商场里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商品。有汽车开过来，人群散开。阳光洒在他们略显蜡黄的脸上，有些困顿，有些无奈。也有年轻一些的，既勤劳也勤学，可能运气也好些，能够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工厂里面上班。能够像城里人一样有规律地工作、生活，能够定期领到工资。他们把发工资叫做“出粮”。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一些的，无论是运气好些的还是运气差些的，他们都记挂着良善村，记挂着自己的亲人。待到六廓河边的梧桐花开了，春耕农忙到了，他们就会结伴而回。忙完了农活，他们又结伴而去。就像天空中的一群知返的鸟，就像六廓河里的一群知道回溯的鱼。

　　年轻人外出打工了，留在村子里的老人就越来越多。那天，六伯或是六婆从邮局领回了儿子从广东寄回的好几千元钱，夫妻俩半天也合不拢嘴，笑着笑着不知道为什么就流起了眼泪；那夜，醉酒的七叔吐了一地，家里的老黄狗一声不响，帮他把嘴巴舔了个干干净净；那年，传回一对夫妻双双惨死异乡的噩耗，整座村庄立即陷入一种大石压胸般的沉痛；那月，看到离了三次婚的那个男人又娶回一个老婆，引发一片唏嘘。村前不远的公路一年比一年忙碌，来来往往的汽车一辆一辆地走过来走过去。独轮的，两个轮的，三个轮的，四个轮的，六个轮的，十个轮的，十几个轮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车子，扬起高高低低浓浓淡淡的沙尘，在许多个时候，使年少的我看不清道路，看不清方向。

　　春节，外出的人们陆续回到村里。村子又热闹起来。小伙子在城里入过洗浴中心和歌舞厅，姑娘们在城里入过美容院甚至练过瑜珈，他们不安分起来，开始不适应良善村宁静的生活。他们开始打

　　我一年年长大，假期里就经常往外面跑。我要趁着美好的时光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我去了火烧街，去了南渡街，去了杨贵妃的故乡容县的杨村。路是我自己用双脚走的，我遇见过小偷、人贩子和流浪者，还遇见过好几个盲人、乞儿、算命佬。他们以他们的方式生活。我还不会生活，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走的地方多了，知道大地上有许许多多的昆虫，有许许多多的花草树木，知道大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山川河流，有许许多多的人和许许多多的庄稼。

　　新学期开始，我认认真真地回到村里，认认真真地坐到教室的又长又硬的双人板凳上。歌儿唱多了，书儿读多了，我渐渐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我知道自己是妈妈生出来的，并不是她从六廓河里捞起来的；我认识到公鸡叮着母鸡的鸡冠骑在母鸡身上，并不是在打而是在交配；我甚至看见过两条蛇纠缠在一起，三天三夜也不分开；我经常看见麻雀在电线上飞快地做爱，青蛙在南瓜叶上产卵，蜻蜓在水面上交尾……这些都是我见惯了的东西，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有一回，我到菜地摘回青菜、辣椒和黄瓜，顺便把一条大泥鳅和一只又肥又大的螃蟹带了回来。我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喂养出一条二十米长的大泥鳅。

　　大概十三岁时，我大病过一场。我被送进卫生院，白色的墙白色的灯，白色的大夫白色的眼睛。我不知道那一年闹的是什么疫，我只看到卫生院里人满为患，拥挤而寂静的人群，深藏着一双双不安的眼睛。过道里的人像小猪一样扎成了堆，他们躺在临时的病床上，到处都是来苏水的味道。疼痛的呻吟包裹着干燥的空气，散发出阵阵腥腥臭臭的气息。在卫生院空无一人的长长的走廊，夜出奇地黑，而且深沉得可怕。我也是一个病人，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我关心的只是别人，他们疼痛的喊叫，婴儿的啼哭，在夜的宁静中格外的明亮。我想到六廓河的流水，它们没有忧愁，没有悲伤。我想到父亲唱出的山歌，它们是那么高亢，是那么嘹亮。我想，自己其实也应该像河水和山歌一样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低沉下去。我于是学会了一点点儿的幽默，我忍着断肠般的绞痛，微笑着对母亲说：“别怕别怕，我长得这么帅，阎罗王见了，也舍不得让我留下的。”其实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帅”为何物，也并不知道命运就像自己脸上的皱纹，你挣扎得越深，你就越摆脱不了它的安排。我只知道，自己要以和病痛的抗争，证明自己的命运是可以由自己安排的。反正那场和死神抗争的大病，最终宣告是我胜利了。我的胜利，消除了母亲内心的恐惧。看着母亲脸上的愁云一片片散开，我的心里就铺满了一块块灿烂的阳光。

　　一别故乡二十年。心情总是无法真正安静，那种不安就像城里到处都有的牛皮癣一样，好像永远无法删除。但我又是沉静的，我清楚，自己的内心也许潜伏着忧伤，但并没有潜伏着恐惧。

　　写不完的情感，唱不完的山歌，说不尽的家乡。有六廓河在心中流淌，有良善村在心中驻防，我就永远无法把异乡当作故乡。

　　故乡啊故乡，你是我永远的思念，你是我永远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