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传永

　　为了让郑某不再生气，袁芹嘴里答应去做了孩子，但临去医院时，又推三阻四一拖再拖，拖足了9个月，孩子就要降生了。

　　郑某只好将袁芹送进了妇产医院。两天后袁芹生下了一个女孩，7天后，母女可以出院了，可在此期间内，郑某一直没有露面。

　　袁芹心想，自己毕竟只是郑某偷偷养着的“小老婆”，郑某不敢在公开的场合里来照顾她完全情有可原，她咬着牙抱着孩子办了出院手续回到了所谓的“家”，谁知门锁换了。抱着孩子再去餐馆，餐馆的门也关了，郑某不知了去向。袁芹生下孩子才7天，恶露还未干净，在远离故乡的城市里，她举目无亲。幸好她的手头上还有一点钱，从旅馆里开个房间住了下来。月子里的袁芹整天以泪洗面。哄睡了孩子，满大街小巷去找郑某。哪里能找得到?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孩子到处去询问一个男人的去向，不知遭到了多少人鄙夷的目光和嘲笑。

　　袁芹只好带着尚未满月的女儿回到了花园村。房子还是那么破，破得不能再住人的屋顶下却又多了一个哇哇啼哭的私生子。村里村外的男男女女们顿时有了谈长论短指指戳戳的话把子。袁芹的母亲只恨自己耳朵不聋眼睛不瞎，最后趁袁芹下地干活的时候，将自己吊死在破屋顶的木梁上。

　　我是在袁芹母亲死后十多天里听到有关消息的，当袁芹的邻居带着一副不屑的口吻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沉浸在痛惜韩桑之死的低落情绪里。丈夫知道我的心理承受力相当脆弱，建议我暂不要去采访袁芹。否则，我又将要陷入一场难以自拔的悲愤之中。然而，对于这样的陷入，我不愿回避也不能回避。一年多来，我像是受了一种力的牵引，城市乡村，车站码头，到处与人交谈，听人倾诉，陪人落泪……好长一段时间内，它构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

　　袁芹对于我的造访并不感到吃惊。她将视线从酣睡的孩子脸上抬起来，只在我的脸上轻轻一扫，便又移开去，对着空空洞洞的门外，空空洞洞地看着。

　　“我的忙谁也帮不了……你们妇联也帮不了”，她在听了“我是文联某某”自我介绍后，把我当成了妇联的人了。“我都问了，那个老畜牲(指郑某)他这样待我还犯不了法———如今没有王法也就算了，可竟也没有天理!”

　　袁芹的声音有点发抖，我知道她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不愿在陌生人面前露出她的悲痛来。没坐多久，袁芹突然问我：“阿姨这里有熟人吗?”见我摇头，她又说：“对不起，阿姨，今晚是我妈回煞的日子……我怕不能留您了。”

　　“守回煞”是六安地区一项很古老的祭祀活动。传说人死了，灵魂站在望乡台上一时不忍离去，回头望乡时，眼光便落在了家中的某处。等去阴曹地府报过到，须得再返回来将眼光讨了去，顺便看家人最后一眼，所以六安人又把回煞叫做讨眼光。这里的人们是非常看重这项活动的。在讨眼光的日子里，死者所有亲属朋友等都得聚在死者的家中，守上一夜，这一夜，家中的狗不能叫，猫不能跑，人不能睡觉也不能说话，点了油灯，静静地恭候着。我看看空落落的破草房和孤苦伶仃的母女俩，试着对袁芹说：“阿姨想留下来陪陪你行不行?”

　　尽管袁芹说：“不要不要，你是生人，我家马上就有人来———没人来我也不会害怕。”但我还是看出了，她内心里是希望我能留下来的，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儿家很少有不害怕单独守回煞的。

　　吃过晚饭，袁芹将装了7只熟鸡蛋一根筷子的小口罐儿放到家门口，然后便点了香油灯，和我一起坐到了内屋。家里一直没有一个人来。我们都不能说话，这是规矩。袁芹哄睡了孩子，便呆呆地坐在油灯下望着忽忽闪闪的灯苗出神。她的脸颊上已失去了一个22岁女孩儿家应有的红晕，眼角上也过早地出现了细细的鱼尾纹，肯定是由于哭得太多的缘故，她的下眼帘竟变得松肿形成泪袋了。头发很好，却被剪得很短，豁豁桠桠的，像是她自个随便绞下的……上半夜，我的思维还比较清晰，可到了下半夜，眼皮儿怎么也撑不住了，不知什么时候竟冲起盹来。快天亮的时候，一下子惊醒了。油灯仍在亮着。袁芹趴在放油灯的桌子上压低着声音在哭，瘦削的双肩不停地抽动着……可怜的孩子，今年才22岁啊!我伸出手为她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她仰起脸来，看看我，突然一下子扑倒在我的脚下，捶地大哭：“阿姨啊，往后我可怎么办?我可怎么办……”

　　袁芹提出要去告那畜牲，我还劝她不如算了。近从一个《打工》杂志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题为：“法官的愤怒：我替打工的侄儿讨不回公道!”文章里写道：“一个年仅23岁的打工仔，因工伤而终身阳萎了，然而，厂方却不肯赔偿一分钱。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这名不幸的打工仔想到了在家乡当法官的小姨。女法官毅然南下，决心为致残的外甥讨回公道。然而，在为期近一个月的索赔过程中，知法，懂法的女法官同样受到种种的刁难和屈辱，最后不得不以含泪妥协而告终……”可以想像得出，打工妹袁芹又如何能讨得回自己的公道?韩桑不是把命给搭上了也没讨回任啥吗?我劝袁芹算了，我是设身处地替袁芹着想。

　　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中，最难的一次告别怕就要算那天我跟袁芹说再见了。尽管我和袁芹原先并不认识，尽管袁芹也知道我这个“妇女主任”不能为她解决任何问题，但那天送我出门时，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紧紧地挽住我的胳膊，几乎要靠着我才能站住的身子微微地颤抖着———她的内心一直在哭泣。

　　前不久，袁芹的邻居告诉我，袁芹走了，抱着孩子走的。究竟去的哪儿她谁也没告诉，村里没有她的亲人。邻居们看见她临走时去了她娘的坟上，化了钱纸，好像没哭。破草房的门没有上锁———她是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失落

　　什么“虎毒不食子”，什么“可怜天下父母心”，什么“只有不孝的儿女，没有不慈的父母”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老古话在柏家芸的面前，显然都成了一堆谎言。

　　今年32岁的柏家芸，漂在上海已15年了，挣来的钱一部分要寄给自己的父母，一部分要寄给孩子的奶奶，而她本人至今却连一个能容她住上三五天的家也没有。没有家的感觉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是很难受的，但对于柏家芸来说，似乎不是那么很重要的了，重要的是她再也找不回15年前失落在村边山芋地里的那份淳朴的乡情及一个农家女孩儿的青春和单纯了。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上有哥哥，下有弟弟，按说在这样的家庭里，即使她不会受到特殊的娇惯，最起码也能和哥哥弟弟一样得到父母的平等对待。然而，在重男轻女恶习相当严重的乡下，柏家芸竟被自己的父母当作了贫穷的祭品。15年前她虚岁17。由于天生营养不良，柏家芸17岁了尚未发育成熟，1.4米的个子，焦黄的头发，体型看上去怎么也还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然而，就在这一年的春季，父母在她本人一点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将她许给了邻村一个比她大上8岁的得有脑炎后遗症的杨姓男人。

　　柏家芸的父母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钱。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柏家芸哥哥秋季里要结婚，未过门的嫂子并未向他们家索要什么彩礼，而是柏家太穷了，穷得连一天三顿饭也吃不周全。为了在新媳妇过门时能办出几桌像样的酒席来，他们就在自己唯一的女儿身上打起了算盘，远近闻名的富户杨家有个独生子由于痴呆一直没找到对象，于是，柏家芸就成了父母拿来兑换几桌酒席的物品。她是被她的哥哥背到了半路后又被两个女人推着搡着有时甚至还要拖着拽着才送到男家的。一路上她大声地哭喊着，好多次趴到地上跪在田埂上回过头来一声又一声地叫爹叫娘，求他们不要把女儿朝火坑里送……柏家芸的邻居在接受采访时告诉笔者：“哎哟，那喊声!惨哪……就像奶羊挨拉了去宰一样，好多天，耳朵边还响着‘妈呀妈呀’的叫……“新婚之夜，她用乡下女人纳鞋底用的细麻线将自己的裤腰带一道又一道地勒得铁紧并都结成了死扣。人高马大的痴呆男人在雄性本能的冲动下撕了柏家芸的裤子并将她打得死去活来。

　　第二天一早，呆男人把夜里的情况告给了自己的母亲。柏家芸起床时，婆婆便开始大骂，骂她的父母不是个东西，要了她杨家那么多的礼银，嫁过来的女儿却不尽一个女人的本分。三天回门时，柏家芸哭倒在爷爷的膝下。一家老小，只有年迈的爷爷给过她一些疼热。但爷爷已经双目失明，靠吃一口闲饭苦度余生的老人又能有什么法子来帮助或解救可怜的孙女儿呢?爷爷只好拿一些宽心的话来安慰她。所谓的宽心话无非也还是那些“嫁出去的丫头泼出去的水”“丫头都是菜籽命”“嫁狗随狗，嫁鸡随鸡”的陈词戒条。

　　柏家芸只得又回到杨家，一夜夜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下半夜，她趁呆男人熟睡的时候，偷偷跑回了娘家。父母却不愿为半夜叫门的女儿开门，是双目失明的爷爷摸着黑走过院子打开院门，将孙女儿放了进来。柏家芸跪在爷爷的面前，求爷爷无论如何要救救她，不然她只有死路一条了。爷爷摸摸索索地从一个墙旮旯里拿出一只小木匣，打开了小木匣的锁，里边装的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一沓毛票。数数加加，一共是78元钱。爷爷告诉柏家芸，这是他近几年偷偷攒下的，也是他这一辈子的所有积蓄了。爷爷抖抖索索地将这78元钱装进他的烟荷包里，慢慢地用纱绳捆了，然后一句话没说，递给了孙女儿。柏家芸当时并未收下爷爷的钱，她想等天亮了见见父母再说。父母见到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女儿，像是什么也没看见一样，他们顾自吃完早饭，拿了锯镰就要下田割稻。柏家芸也找了把锯镰，跟在母亲的后边走出了院门。谁知父亲一回头看见了，大声地喝道：“滚回去!人家看见，像甚样子?丢人现眼!”柏家芸的心凉了，呆呆地站在院门口看着父母渐渐远去，然后一转身跑回家，悄悄地拿上爷爷放在床头柜上的钱，又轻手轻脚地趴到地上，向爷爷磕了仨头。尽管是轻轻的，但爷爷还是听到了，他喊住了正要出门的孙女儿：“芸子，你这一走，我们就再也见不上了……那点钱够你出远门的盘缠了吗?芸子，世道险恶……你是个女孩儿家呀!你让爷爷死不闭眼啊……”后来柏家芸告诉笔者：“爷爷的话把我的心给撕碎了……可我又感到奇怪，双目失明的他又怎么晓得我有了要离家远走的念头呢?”

　　柏家芸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了家门，她的烧一直未退，走到村边自家红芋地的时候，头突然一阵发晕，腿一软，瘫坐了下来。这些满地扯藤的红芋，是她和母亲一节一节栽插上去的，就在那天插芋节的时候，母亲告诉她，她得出嫁了。但母亲没有对她说，她要嫁的人是谁。柏家芸是个孝顺的女儿，她根本就没有想到，父母会把自己嫁给一个整天淌着口水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的呆子。当11岁的小弟跳着单脚唱“呆子呆，猪囊膪，下雨往家拽，吃饭啃锅盖”的时候，柏家芸才从小弟的嘴里打听出了自个要嫁的人家。但这时的柏家芸再也无法推掉父母替她安排的这桩婚事了，她已穿上了新嫁娘的衣裳。当初柏家芸在栽插芋节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吃不上这茬山芋。她在芋垅边蹲下，拨开芋藤，用手使劲地扒着板结的泥土。指甲裂开了，指头开始流血……她忘了肉体上的疼痛，她真正的疼痛是在心里。

　　鲜血染红了芋藤下的泥土，她仍然用发烫但已变得麻木的双手一个劲地扒着、扒着……终于，她扒出了一只尚未长成山芋的芋耗子，指头儿粗细，红红的，竟也有了山芋的颜色。柏家芸和着泥土就着眼泪当然还掺有她的鲜血吞吃了这节芋耗子……她用她自己的方式来和这块她从未离开过的故土告别。吃过了芋耗子，她昏昏沉沉地在山芋地里睡了一觉。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好些了，爬起来，脚步打着飘飘去了公路，在从寿春到蚌埠的公路上拦了一辆拖拉机，跟它一道去了蚌埠火车站。又花了5元钱买了一张短程车票，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路上，个头矮小的她钻在别人的座位下边，躲过了乘警的检查。

　　上海车站到了，下了车，她跟在一位卖干果的老太太身后出了检票口。她被眼前的高楼大厦惊呆了，她简直不敢仰头，一仰头，头就晕，平地里怎么能竖起这么高的房子!后来柏家芸在向笔者叙述她刚一看见大上海大楼房的那份惊奇时，竟格格格地笑了。她的口袋只剩下27元钱了，舍不得花，只好饿着肚子在街上转了一天，晚上又回到火车站，在靠背椅上窝了一夜。

　　第二天，她又来到了大街上，酒店、饭馆、小卖部等挨个问去：“要不要雇人?要不要打工的?”人家不是把她当作了小偷就是当成了叫花子，见她朝门口一站，就赶忙挥手：“去去去!”喝狗似的。她在大上海的大街上转悠了三天，后来一家安徽快餐店答应收她，要她负责店里所有的卫生工作，月薪80块。她感激不尽地留了下来。这家快餐店的老板原以为她只是一个长相老气的小孩子，后来见她非常能干，正准备要加她薪的时候，她却闯了个自以为不得了的祸。她抱了一大摞盘子去洗，在过道里踩上了顾客随手丢下的一块果皮，滑了一跤，失手将十几个盘子摔得稀碎，她吓坏了，从地上爬起来，一声没吭拔腿就跑出了快餐店，连换洗衣裳以及一直没舍得花的27元钱也丢在了店子里。

　　她又去了火车站。身无分文的柏家芸蹲在火车站的一个角落里，绝望地哭了。两名中年妇女向她走来。一听口音，竟是同乡，柏家芸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她们叙说了自己的不幸。两人装作很同情的样子听完柏家芸的诉说，表示一定要帮助柏家芸。一个女人当即从口袋掏出从上海去武汉的火车票，要她去某号窗口以若干价钱卖给在那里排队买车票的人，卖掉了，她马上就可以得到10块钱。柏家芸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爷爷累了一辈子，到老来也才积攒78元钱，此时她什么力气也不要出，就凭一两句话，立马就能得到10块钱，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正身处绝境中的柏家芸却也顾不上打听好歹究竟了，拿起车票就走了过去，一时购不上车票的人见她是个朴朴实实的乡下小姑娘，什么也没追问，就都争着拿钱买她手上的票，她竟然还多得了4块钱。就这样，上海新客站里又多了一名非法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老票贩子们利用她的年幼和无知，从她的身上进行二次榨取，并让她去干一些容易暴露身份的事情。

　　那天，几个票贩子正在瓜分刚设法淘来的火车票，两名便衣向他们走来。老票贩子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是警察，便让蒙在鼓里的柏家芸去向他们卖票，他们好乘机赶快溜走。柏家芸真的迎了过去，刚一开口，就让警察抓个正着。尽管柏家芸将自己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但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她只知道这一点点。她被关进了一个号子里。巧在这一天，柏家芸有生以来第一次来了月经。她感到很紧张，还没来得及收拾自己呢，老号子们上来发难了，这里捏捏，那里掐掐。柏家芸吓得直往旮旯里躲，一直躲到了便桶旁边，她们还在逼她。她哭了，一个老号子便抬起一只脚，将她踢倒在便桶上。便桶打翻了，她身上被糊满了粪便。柏家芸再也无法忍受，爬起来，扑到那个用脚踢她的老号子身上，一口咬住她的胳膊，死也不松。那老号子疼得拳打脚踢，喊爹叫娘，可柏家芸就是不松口。召来了看守人员，看守人员将柏家芸拖出了号子，罚跪到院子里，用冰凉的水一桶一桶朝她身上泼，说是要冲去她身上的臭气。这时的柏家芸正来着月经，有生以来第一次来月经。这时的季节正值深秋，在老家，村头的山芋地里肯定都下了枯霜。

　　就在柏家芸被警察抓进号子的第二天，她的爷爷咽气了。咽气前，老人瞎了好多年的眼睛突然睁开了，直直的看着站在他旁边的大孙子也就是柏家芸的哥哥说：“去找找你妹妹吧，她在外头受罪呀……”

　　柏家芸从家里失踪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婆家几次打上门来要人要钱。她的父母深感女儿给他们丢尽了脸面，看见邻居连头也不敢抬一下，也从未想过该去什么地方找找女儿，他们恨不能活埋了她。倒是她的哥哥在听了爷爷的临终嘱咐后，想到妹妹在家时的许多好处，托了在外打工的邻居，要他们在外地走动时替他留点意。

　　柏家芸从拘留所里出来，再不敢去火车站了。利用买盒饭的机会和一个听口音像是安徽的打工妹搭上了话，一问，果然是。她向这位打工妹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并求她帮帮忙。谁知这位打工妹也是因为逃婚从宿县来到大上海的，她非常同情眼前这位老乡，便把柏家芸荐给自己的老板。老板见柏家芸三证(即身份证、劳务证、暂住证)全无，高低不愿收留她，任那位好心的打工妹说好说歹，老板就是不答应。柏家芸在热闹而又冰冷的大街上走着，夜深了，她实在无处可去，竟又回到了拘留所，央求警察再把她关进号子里。值班的警察一阵好笑，把她当作精神病人撵了出来。在这期间，柏家芸有好多次想到要回家，可每当这一念头产生时，她的眼前总又浮现出娘家父母愤怒的面孔和婆家痴呆男人流着口水的嘴脸。

　　那天，她在一条里弄里漫无目标地走着，突然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一看，竟是几个老家人。他们也是来上海一建筑工地上做苦力的打工者，柏家芸的哥哥曾托过他们，若见到了妹妹让他们劝她回来。老乡们都知道柏家芸的遭遇，没怎么劝她就让她跟他们一道去了工地。柏家芸后来告诉笔者，有不少来自乡下的打工妹，一时生活没有着落，就去建筑工地上卖淫，一夜要接受好几个甚至是十几个男人的粗暴蹂躏，一个男人最多也只给个3块两块的。她曾亲眼看见几个男人为先上后上闹翻了脸，竟将一个不知籍贯不知姓名的卖淫女活活砍死。

　　柏家芸在建筑工地上没干多久便离开了，又去了火车站，重操旧业。如果说柏家芸第一次犯罪是出于无知出于受骗，那么这次她是有意识地将错就错了。尽管她说这是为了生存。她结识了一个名叫唐运柱的现役军人。唐运柱利用自己现役军人的便利条件，大量地购买平价火车票，然后交给柏家芸，由她转手倒卖，他从中拿提成。不出一个月，柏家芸的腰包里就装进了几百张的百元大钞。唐运柱因为屡犯纪律被部队除了名，他干脆和柏家芸以夫妻名义租了房子住到了一起，没过多久，柏家芸怀孕了。柏家芸的哥哥知道了妹妹的下落，于是找到了上海，他在新客站看见了妹妹，开始差一点没认出来，小黄毛丫头长高了，好看了，洋气了。柏家芸以为哥哥是来找她回家的，可哥哥告诉她，现在她还不能回去，她的婆家一直没放过他们，三天两头打上门来要人要钱，父母也没原谅她。当哥哥听说妹妹又跟人同居并怀孩子时，他生气了，将妹妹臭骂了一顿。柏家芸等哥哥骂够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交给他哥哥，要哥哥回去打点打点。哥哥的心软了，告诉柏家芸说爷爷去世了，临终前直喊她的名字。柏家芸不顾哥哥的劝阻，硬是跟她一道回来了。

　　下了车，她直接去了爷爷的坟前，将78张10元钞票排开来围到爷爷的坟头上，推开哥哥拦挡，点火烧着了……她跪在爷爷的坟前喊道：“爷爷———您用一生的积蓄78元钱救了我……可也是害了我呀……”爷爷的话似乎又在耳畔响了起来：

　　“芸儿，世道险恶……你是个女孩儿家呀!你让爷爷死不闭眼啊……”柏家芸哭昏在爷爷坟堆前。醒来时，哥哥走了。哥哥的意思非常清楚，他不敢将妹妹一起带回家去。

　　天已经黑了。柏家芸长一声短一声地哭喊着爷爷，恨不能和爷爷一起躺到坟堆里。这时她的嫂子打着手电筒找来了。心地善良的嫂子非常同情小姑子的遭遇，她要接她一道回家。回到家里，父亲抡了扁担就要砸断女儿的腿，母亲一蹦三尺高地骂，要不是嫂子抱着个刚满月的孩子拼命地护着，柏家芸很有可能就躲不掉那一关。嫂子让她在自己的床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天没亮，哥哥不得不将妹妹又送到了汽车站。

　　柏家芸又回到了上海的住处。打开抽屉一看，见自己的首饰和现金全没了，唐运柱也不见了，等了好几天也见不到他的影子。原先她也知道唐运柱不是一个本分人，但没想到他会坏到这种地步，于是去了医院，她要将肚子里的孽种流了。谁知一进妇产科的候诊室，竟发现唐运柱正搀着一个女孩子从手术室里出来。柏家芸一下子就扑了上去，在两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柏家芸已将那个女孩子的鼻子打出了血。柏家芸打完了架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了回来，她决心要将孩子生下来。没过多久，柏家芸做梦也没想到，她的母亲和弟弟竟一道来上海看她。柏家芸留他们住了几天，陪他们游浦东，上电视塔，逛南京路……临走时，她把自己所能拿出的钱全部交给了母亲。母亲接了钱后却冷着脸告诉女儿，她不能回家。

　　尽管母亲和弟弟主要是冲着钱来上海的，但对于柏家芸来说，这已经够她高兴的了，她要弟弟回去好好念书，往后她会经常朝家里寄钱的。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唐运柱在江苏乡下的母亲竟然跑到上海来认下了这个孙子。孩子还没过百天，便将他带走了，当然也带走了柏家芸的所有存款和将来每年一万元直到孩子18岁为止的允诺。唐运柱大概是没钱花了，厚着脸皮又跑了回来。这时的柏家芸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一切已变得毫不在乎甚至是麻木不仁了，她热衷于拼命挣钱。挣钱，成了她的唯一的嗜好。除了挣钱，她再没别的追求，生活中也再没有其他的内容。在她看来，乡下穷极的父母愿意花她挣来的钱，这是对她的一种肯定，她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为了钱，她不择手段，不怕犯法，也不顾后果，她的心态完全被扭曲了。

　　事隔不久，父母一起来到了上海。父亲能亲自到上海看她，别提她有多高兴了，没要父母发话，她便给了父母一万元。谁知母亲竟狮子大张嘴，说一万元不够，他们要给两个儿子各盖间新房，得要2万元。柏家芸只好将存给孩子的钱也拿给了他们。回去后，哥哥知道了这件事，当即和父母吵了一架，硬从父母的手里要来了他名义上的一万元，要嫂子事后还给妹妹。唐运柱越来越不像话，成天在外吃喝嫖赌。无论柏家芸将钱藏到什么地方，他都能有办法找到它。找去了，不花光了不回来。有一次，柏家芸给孩子买了几件衣服，并把一万元的存卡交给他让他带回江苏去。他走了一个多月没回，他的母亲却带着孩子来了，她说她根本就没见到儿子的影子。巧在这时他回来了，母子撞上，他便谎称自己是在火车上失了窃。母亲知道儿子自小就不成器，这一次她没有原谅他，扑上去就和儿子拼命，母子厮打起来，倒是柏家芸劝开了他们。嫂子来了上海，她将一万元钱还给小姑子后，住了下来，她以一个女人对女人的同情之心，想亲眼看看小姑子的大把钞票是怎么挣来的。

　　当她看到小姑子干的竟是这种连贼也不如的行当，她的身上甚至还留有才被警察拷打的伤痕时，嫂子伤心地哭了。她求柏家芸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她要带她一起回家，回家后好好找个婆家，本本分分地种地做人……柏家芸虽然理解嫂子的好意，但在听了嫂子的话后，她还是摇了摇头，说迟了，这几年下来，她不再是过去的她了……她害怕乡下的贫穷，不想再去做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不愿再当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妇了……她已学会了如何挣钱，也养成了大把花钱的习惯……她不想再回去了。柏家芸虽然不愿和嫂子一道回来，却听从了嫂子的“唐运柱明显不是个好人，跟这样的人搅在一块迟早是个祸”的忠告，她向唐运柱宣布了“从此一刀两断”的决定。

　　唐运柱又岂肯轻易放了这个既能给他钱花又能供他泄欲的女人；尽管柏家芸已严肃地向他宣布了“决定”，但他仍然对她纠缠不休，甚至还向柏家芸动起了拳头。

　　柏家芸实在忍无可忍，便找了几个小阿飞，将唐运柱拦在房子里结结实实捶了一顿。唐运柱带着青伤去派出所报了案，并将柏家芸在火车站当票贩子的事以及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躲过治理整顿的老底揭锅儿端了出去。于是柏家芸又一次遭到了拘留，并受到了最为严厉的审讯和拷问。最后，她不得不交出了所有的钱财，还被铐上了手铐遣送回了老家。父母见女儿赤伶伶地被遣送回来，觉得自己的脸皮又被剥了一层，父亲不但不让柏家芸进家门，还恶狠狠地鼓励她去自杀。

　　嫂子有点发急了，就私下里和婆婆商量，要给柏家芸找个婆家。然而，本本分分的庄户人家，谁个愿娶这样的媳妇过门?那些实在找不到女人的穷光棍，柏家芸又高低不答应：“这样的货色也配娶我，除非大上海的男人都死尽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个的影子!”嫂子还注意到，柏家芸的表现越来越反常了，一个人在的时候，老是自个跟自个讲话，有时还讲得哈哈大笑，有时又讲得痛哭流涕……

　　嫂子求丈夫卖了家中尚未出厩的猪，用这钱去了趟江苏。她要把柏家芸的孩子接到柏家芸的身边，想让孩子来唤醒柏家芸沉睡在心灵深处的母爱和良知，恢复一个女人的正常情感。谁知唐运柱的家人根本就不让她接走柏家芸的孩子，孩子也认生得很，舅妈还没伸手抱他，他便吓得哇哇大哭。嫂子一路叹息一路伤心地回来了。到家一看，柏家芸不见了。丈夫告诉她，自她走后，柏家芸一直在抱怨，说嫂子真是多事，抱个累赘回来干什么?谁抱回来谁养他，她是高低不要他的……母亲听了，骂她连畜牲也不如，她就和母亲对骂起来，说这一切都是跟父母学的，上不疼，下不孝，属于遗传……颠三倒四哭骂了一通后，人就不见了。小弟要去找她，父母没让，说走了是好事，省得在乡里乡邻面前丢人现眼，死了也不可惜。

　　谁知过了两个月，家里却收到了一笔汇款，是柏家芸从上海寄来的。就是说，柏家芸又回到了上海，干起了她的老本行。笔者是在走亲戚时听到有关柏家芸的故事的。然后又顺藤摸瓜找到了柏家芸的嫂子。在她嫂子的帮助下，最近我终于见到了柏家芸本人，可惜我们是相见在本市的一家神经病院里。柏家芸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病，她的记忆非常清晰，言谈举止也基本上正常。医生却说，柏家芸确实是病了，这种病开始时表面症状不太明显，但越到后来就越严重，渐进为完全疯狂或彻底痴呆。柏家芸接受采访时，虚龄32岁。

　　回头不见来时路

　　翻过一座山坡，眼前是一片坟场。坟场边有一个挖野菜的女人，女人大约三十八九岁的样子，正在挖一种叫做荠头蒿的野菜。乡下人有个三月三吃荠头蒿粑粑的习俗，说三月三是五阎王收鬼的日子，这一天阳间的人要是不吃荠头蒿粑粑把魂巴住，贪多不嫌少的五阎王就有可能连带着收些生人下去壮他的地府。我想这种习俗之所以沿袭了下来，一是因为乡下人一直迷信，二是因为这种蒿子粑粑在这个季节里实在是好吃。那种带着野味的清香谁吃了都不会忘。只是这种粑粑做起来比较费事，又要烫蒿，又要蒸面，还要加放许多佐料。烧起来火候又非常重要。因此现在繁忙的乡下人不是家有病人一般不再去做这种蒿子粑粑吃了。我走上去和这女人打招呼：“还没到三月三哩，怎么就开始采蒿了?”女人抬起头笑着答应：“今年雨水多，节气早，趁这两天有空，早吃早算事。”我问她这里是不是辛郢村。她说是，答过了又问，“你来辛郢找谁?”我看了看她的双手十指是全的。就拿出相机征求她的意见。“我能不能给你照张相?”对方赶紧摆手说：“不照不照，我没钱。”她把我当成照相的了。于是告诉她：“我不是照相的，我是……”我不知道如何向她介绍我的身份以及解释我所要做的事情。想了想这么问她：“请问你念过书吗?”她点了点头，说念过，三年级没念完歇掉的。她说的三年级一定是小学三年级。我知道我该如何和她交谈了。我说我原先也是个乡下人，后来念了书，在城里有了工作，但对乡下的事还是很在意，特别是对乡下的女人打工的事。我今天来辛郢就是想听听乡下打工妹的故事，看看因打工受伤致残的乡下女人，眼下是怎么过日子的。

　　我打心眼里可怜这些乡下姐妹，没有别的，只是想跟她们说说话。女人很认真地听着。看得出来，她听明白了。听完后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重重地叹了声气说：“噢———是这样。像这样这的事我能跟你讲三天，倒三箩，你看，你看……”我的注意力随着她的手指被眼前的这片坟场吸引了过去。十多座坟茔，几乎都是新坟，这是怎么回事?女人告诉我，她叫佟华，原先也一直在外打工，只因丈夫袁厚地老毛病犯了，今年只得留在家里。她还告诉我，眼前的这片坟茔，人们管它叫“打工坟”，地下埋着的十有八九都是因为打工死了的冤屈鬼。喏，你看那一堆，是在打工时得的血病，回家来不到三月就死了。那病我晓得，是挨胶气冲的……“还有这边，一溜条5个是吧，两对夫妇加上一个开车司机，去南方找他们的一个妹子，这个妹子在打工时不见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再望望前头的两个，一个是儿子，一个是老娘，儿子在打工时让钢丝绞断了腰，瞎眼老娘听到了噩讯，上吊死了……”佟华不紧不慢地叙述着，像在讲一个遥远的传说。我在她那不紧不慢的语气里，看到了庄稼人因无助而无奈而麻木的心态。佟华还说，他们这里确实有不少人在外打工时断了腿，缺了指，成了残废。但这些人不愿别人提及他们的受伤致残的事，他们认为这是丑事，是因为自己笨手笨脚才招惹了祸端。他们的老板在逼他们辞工时就是这么说他们的：“别人怎么都好好的，单你出了岔?你太笨了，像头猪!”说到这里，佟华又关照我：“你想见见这些人可以，可千万别问他们受伤的事，更不要说给他们照相了，那样他们会翻脸，连我都要骂的。”

　　“受伤的人都得到赔偿了吗?”我问。“得到了，”佟华想也没想就答了上来，“工厂老板先带你上医院治，治好了一个人1000块让你回家。”“就1000块?”“就1000块。在医院里治病的钱也都是工厂老板的。”“那腿断了可是重伤残啊!”“腿断了给5000块。”“你们不觉得这赔得太少了吗?”“怎么讲呢……工厂老板也不想伤人，伤了一个人至少也得花上万儿八千的……”听到这里，我的心不禁一阵颤栗，多么善良然而又是多么愚昧的庄稼人啊!“都做的是些什么样的活，这么容易伤人?”“打胶。”“打什么胶?干什么用的?”“说是橡胶，做皮鞋用的。”“怎么个做法?”“就是把一些破破烂烂的塑料胶皮什么的，放到一块熬。再把那熬好的胶皮剪成一条条的，装进一个模子里，模子下边是煤球炉，等模子上的胶烤黏和了，上面有个机器锤往下一轧……”“这么原始———我是说他们怎么用这么笨的办法生产产品———都是些什么样厂?”“都是私人开的小厂，一家家的，黄岩那地方像这样的工厂多着哩。”我想佟华说的工厂不过是一个个小作坊罢了。由此我想到了街头巷尾以及商店里摆卖的哪些廉价皮鞋，样子看上去不错，拿到手一闻，气味冲人，穿到脚上，最多只管三天。原来这种鞋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刚才听你说，你也一直在外打工，干的就是这个活吗?”“是的。”“跟我讲讲你自个的事。”“外头的钱不好挣，留在家里又没钱挣。受苦呀遭罪呀，还想朝外跑，只要老菩萨保佑不伤了不死了，挣一个是一个，总比在家干炕着强。一开头我在一家餐馆里干，讲好了一个月300块，管吃管喝。这不错哇，在家里哪能找到这好事!可他们要我杀生。杀鸡杀鸭我都不怕，还让我天天杀那蛇呀，蛤蟆呀，还有狗。每一次动刀子，我的手就发抖，心也跟着抖。干了一个月，我吓病了，只好辞了这份差事，临走时一分钱也没拿到，他们说我违背了合约……什么狗屁合约?我又认不得几个字，让我写名字时，我一听一个月300块，想也没想看也没看就把名字写上了。后来我后悔啊!不是后悔没拿到钱，是后悔我白白地杀了那些生，作孽呀!

　　“后来又到工地上干，跟男劳力一样抬大土扛水泥。你看我这身子骨!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只好去了鞋厂。我怎么一直转来转去不想去鞋厂干呢?因为我的鼻子不煞闻(土话，敏感的意思)，一闻那生胶味就头疼，就吐。我刚指给你看的那个得血病死的坟，她是在鞋厂干得最长的人。医生说是什么……再生……什么血的病(我插问是不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她连连点头说对对对就是这么个病)。我约莫这病肯定是那胶味冲下的。好多女人在那儿干长了，月经都不正常了。你不晓得那味有多么难闻!钻脑子钻心。”

　　我问：“厂里什么保护措施也没有吗?比如说让你们戴口罩什么的?”

　　“没有……唉!老百姓的命不值钱……”“一天要干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想得倒美，最少得12个小时。两班倒。不干完12个小时，没有人接你的茬儿。刚我给你指的那娘儿俩的坟，儿子名叫张根，是个能累肯吃苦的好心人，他见一个跟他住在一块的人病了，自个下了班又去带人家的班。24个小时一天一夜!活又重，味又难闻，铁打的人也撑不下来!也只剩下最后一个多小时了，张根实在是瞌睡淹心，站着站着就睡着了。身子往机器上一靠，完了!当时他的腰上系了个皮围裙，皮围裙的带子是用钢丝做的。皮围裙一下子就缠到了机器上，机器还在轰轰地转，那钢丝眨眼之间就将他的身子勒成了两段……惨啊!齐刷刷的两段，骨头和肉全部都断了……

　　“身子和腿离开时，他还喊了一声：‘我的瞎眼老娘啊……’然后才死的……那么好的一个人，怎死得那么惨!”佟华说到这里停下了，低了头将手里的小铲子使劲地往土里戳。我被这个惨烈的故事震撼得好半天回不过神来，“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如响雷般在我耳边萦绕不散。要不是亲耳听了佟华的讲述，亲眼见了张根的新坟，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在乡下，我们的这些衣食父母们竟在经历着这么让人不堪面对的悲惨故事。想那繁华都市里一掷千金的腐败分子们，那些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闲老阔少们，“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还不足以让你惊魂使你省悟吗?

　　眼见一天又快要过去了，我只好求助于佟华：“天快晚了，这附近恐怕也没有能让我住上一宿的旅馆什么的……要是方便的话，我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一晚?”“成啊!只要你不嫌乡下床铺脏，住几晚都成。”佟华笑着说，“正好今晚我做蒿子粑粑，你有口福，算是赶上了。”“晚饭后你能不能带我去见几个因打工致残的邻居?”“好，我带你去见他们就是了，喊他们来我家也行———只是千万千万……”我接了过来：“别问他们受伤致残的事，更不能照相。”我和佟华都笑了，撵三赶四又挖了些蒿子，回家去了。佟华的家是三间砖瓦结构的房子，这在乡下算得上是中上等的居住了。我问佟华：“这都是你打工挣来的?”佟华答道：“不打工哪能盖得起房子!光种地只能糊住一家几口人的嘴，像上缴啦，孩子上学啦，人情往复啦，买种子化肥啦……这些开销就没出处了，要是遇上个天灾人祸———打嘴打嘴，唉，乡下人最怕的就是这个……”

　　佟华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看得出来，她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瘦，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佟华没说，我也没好问。佟华忙着洗蒿烫蒿、蒸面。她的丈夫在一边帮忙，我也插不上手，便一个人转到正房这里看看那里瞅瞅。典型的农家住房布局，中间堂屋，两头两间卧室。东头的卧室里放着一张老式的架子床，看样子是佟华夫妇睡的。西头的一间里紧挨着放了两张床，一张大，一张小，床单和被子都打了补丁，但洗叠得非常整洁。小床的上方挂了一只鼓鼓囊囊的旧书包。书包的旁边全是港台影星们的画片，画片的旁边一溜条贴了六张奖状，四张写的是袁玲玲的名字，两张写的是袁二方的名字。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佟华孩子的情况，看了奖状，我想她有两个孩子无疑。这时，孩子们放学了，先来家是一个长相一般但样子挺可爱的小女孩，两只羊角辫上扎了两对傻乎乎的蝴蝶结。一会儿，另一个孩子也回来了，这可是一个长相非常秀美的小姑娘，见了我，腼腆一笑，两只酒窝儿浅浅一闪便进屋去了。先来家的小女孩还站在我的面前，好奇地看着我。我笑着对她说：“想知道我是谁吗?那么先让我猜猜你是不是叫袁二方?”小女孩咯咯地笑了，说：“错了，刚进去的才叫袁二方哩!瞎猜。”“那你呢?”“我叫佟三儿。”“那袁玲玲呢?”“袁玲玲是我大姐。”“大姐还没放学?”“大姐打工去了。”

　　又是打工!我的眼神一下子落到了那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心里好一阵发酸。问三儿：“那是玲玲的书包吗?”“是的。”“怎么还挂在这儿?”“大姐临走时交代的，不要我们动她的书包……大姐的寒假作业还没做完呐，就让爸妈叫出去打工了。”我让袁二方和佟三儿站到玲玲的书包下，给她们合了个影。又跑到厨房里向佟华夫妇寻问袁玲玲打工的事。先问玲玲多大了，他们说虚岁16。我又问玲玲什么时候走的，他们说是正月初五。我说我在孩子们的卧室里看到玲玲有那么多的奖状，说明她是个很用功而且成绩很好的孩子。他们说是的，玲玲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老师们经常表扬她，听说她出去打工，正月十五大过节的，一天家访了两趟，想让玲玲回到学校里。

　　“玲玲她自己愿意吗———我是说书不念了去打工?”夫妇俩都重重地叹了声气，好半天没搭话。“你们是不是认为女孩子迟早都是人家的人，念那么多书没有用?”

　　佟华将脸扭到了一边。袁厚地吧嗒了一下嘴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家穷……你帮我的家算算账，5口人的上缴，5口人的吃喝开销，三个孩子的上学花费……眼下我又做不了田里的重活，佟华让农活拖住腿出不了门。玲玲不出去打工又怎搞?”佟华转过脸来，一脸的眼水，说：“玲玲听她爸跟她说不要再念了，打工去吧，马上就哭了，哭着求我……哭了一天没吃没喝。第二天一早，她拿出寒假作业来做，做着、哭着，做了一半，想想收起来了，把自个念的书都装进了书包里，整整好，挂到墙上，又对两个妹妹讲了一阵子话，跟我们招呼也没打就出门去了……生我们的气呀!”佟华哽咽着，“自年初五走后，到今天也没来家。过后捎过一次信来，说她就在六安麻纺厂里干活，让我们不要焦心她。”

　　“玲玲在外打工挣的钱够不够两个妹妹读书用的了?”我问。“哪够?”佟华指了指坐在灶下的丈夫说：“他的病去年冬天犯了，住不起院，总得买点药治，一个月都得好几十块。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不得……眼看着，二方也得歇了，跟姐姐一道打工去……实在没办法。我们做父母的无能，对不起孩子们……”

　　佟华说到这，一直往粑粑锅里洒水的手停下了。灶下的柴火正旺，一时三刻，溢着清香的荠头蒿粑粑挨柴火炕煳了。佟华赶忙车了半碗水朝大锅的周围一浇，剌啦一声，一股含着煳味挟着蒿香的雾气腾锅而起，将整个厨房以及佟华夫妇都罩在了浓浓的雾气之中。佟华说：“粑粑煳了。”袁厚地说：“煳了脆些。”我说：“脆的才好吃。”

　　吃过晚饭，不知是因为粑粑煳了的缘故，还是提到孩子她心里不好受的缘故，或者是干脆给忙忘了的缘故，佟华早早地给我打了洗脸水，硬把我劝上了床，提也不提让我再见见其他的打工人的事。毕竟是一面之交陌生人家，我也只好客随主便，上床坐着听她唠叨丈夫袁厚地如何重男轻女，她自个因没为袁家生出个儿子而如何心屈理亏的枝枝叶叶。后来又说到了孩子们。提到玲玲她又流了泪。临睡时我答应她：待我一回到六安，就去麻纺厂看她的玲玲。

　　早上起来，天阴得很重，想我几天来听到的看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辛郢也找到了，可以回家了。于是要走。佟华听了却当门拦住说：“你看你看，这雨滴拎着头哩(多生动的语言)，说要下就要下了，现在可不能走。”袁厚地也过来劝阻。我告诉他们：“出来时跟家人只说当晚就回去，没想到走岔了路，耽误了两三天，幸好辛郢找到了，几天来跑得不冤……”

　　袁厚地突然打断我的话问：“你是说……你还得去辛郢?”我让他的话问怔了：“辛郢我不是来过了吗?这，不是辛郢?”“这是袁圩村民组，属辛郢村委会———去辛郢还得往前走三里多路。”“啊呀!”我一听哈哈大笑，费了老鼻子劲，竟然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辛郢。想想这也是天意。这一路惊心动魄地走来，走错了还是走对了?如何界分这错与对?它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而重要的要在于它的过程。反正，真正的辛郢我可以不用去了。想到这我笑着对佟华夫妇说：“我不去辛郢了，马上回家，你们也别留我了。我丈夫这时辰说不定已在电视台里打寻人启事了。”

　　佟华这才松了拉扯，待我出门时，她递上了两包东西。一包是两边炕得焦黄的荠头蒿粑粑，一包是我昨天中午出高岗镇时在街头买的预备自己吃的，晚上我又把它送给了佟华的一斤蛋糕。

　　佟华见我用嗔怪的眼神看着她，赶忙解释：“噢———这蒿子粑粑是我起大早特地重做的，这次没煳了，带回去给家人尝个味儿。这鸡蛋糕不是给你的———你不是讲一回到六安就去看看我的玲玲吗?她可是从小到大根本就没吃过这样的好蛋糕……”佟华说着说着眼睛湿了。

　　我赶紧接了蒿子粑粑，把蛋糕放下了，对她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让你的玲玲吃上六安城里最好最好的蛋糕。”

　　代失语者语

　　总感到有一份带泪的托付，在冥冥之中固执地牵引着我。我该为众多命运悲惨的打工妹做点什么?为此我该如何去做?扪心自问，没得出任何答案。

　　那天故乡来人，说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死。这个女孩子18岁去南方打工，22岁在外遭到了谋杀。当我听到“她娘天天站在村口的大坝上朝南来的路上望，见到她叔怀里抱了一只骨灰盒就一头栽到了坝下，扶起来再也不能说话成哑巴了”的时候，我像是遭到了重重的一击，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该要做些什么了。我虽然离开农村来城里工作已有些年头，但我与故乡人的联系一直未断，他们的喜怒哀乐、兴衰荣辱可以决定我思维的走向与心情的好坏。如此密切的相关相与，不仅仅是因为乡下还有我的一个同胞三姐及其他许多亲戚，更重要的是我汲取生命营养的根始终深扎在乡下。乡下，那片贫瘠而又厚重美丽的土地上，长眠着我锥心思念的母亲，英年早逝的大姐和二姐。有着我永远也唱不完的童谣和淡不去的记忆。

　　记得那年我刚上小学。过中秋时，四个姐姐都回来了，加上妹妹和我，母亲的六个孩子都到齐了。尽管在邻里的眼里这并不值得高兴，因为我们六人全是女孩，然而，我们仍然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得也极令人开心的欢聚。大姐、三姐已经出嫁并有了孩子，二姐尚未结婚但在城里有了份工作，四姐在离家30里地的中学里读书，她们不约而同的归来，使得母亲亲手垒就的三间草屋和种满了各种花树的院子顿时热闹起来。大姐和二姐之间有着怎么也说不完的悄悄话；我和四姐的脾气最合，你问我答也是话语不断；小妹还小，趁乱早跑到外边玩打阵去了。单单落下了三姐，因为她是个哑巴。母亲说，三姐是在四岁多时突然的一场高烧夺去了说话能力，促狭的上苍竟让不能再说话的三组变得无比的聪慧和灵巧，无论是描花绣朵，还是烹饪稼穑，她都做得远比别人好，正因为如此，三姐的痛苦也就远在别人之上。如果她是一个天生的哑巴，如果她是一个心智一般的哑巴，那样她会活得稍微轻松一些。然而，她不是一个天生的哑巴，她不是一个心智一般的哑巴，她渴望说话远比渴望活着更甚，她曾为自己与别人之间难以解释的误会和无法向别人申诉的委屈寻死不成而撞墙大哭。在我的记忆里，年轻时的三姐始终都留着长发。她用手语告诉我，总有一天，她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开口说话的，四岁前能唱会跳的她总在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到来了，她就去当一个长发飘飘口齿伶俐的演员……

　　当三姐知道自己的梦想不可能再实现了的时候，便听从母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懂她手语的忠厚男人。那天晚上，姐妹们围着母亲坐在种满了各种花树的院子里赏月，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笑话引得全家哈哈大笑。就在我捂着肚子扭腰曲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三姐慢慢地转过头去，将颏儿仰向月亮，我知道，她这是在将盈眶的泪水往心里倒沥。母亲走过去，拍拍她的手，三姐笑了，母亲也笑了，但迎着月光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母亲和三姐的眼里都噙满了泪花……童年的开怀戛然而止———那一轮浸透了失语之痛的月亮，从此便如铅砣般坠在了我的心上，每当我抬头望天时，每当我开心说话时。

　　我于前年秋季回故乡看望三姐时，顺道去看望了那个在外遭到谋杀的打工妹的母亲。去时，这位柔肠寸断的母亲，正躺在自家黑黢黢的床上打着吊瓶，看见我，伸出干柴根似的手一把抓住了我，紧紧地抓着，煞白的双唇翕张颤抖着，嗓子里却发不出一丝儿声音来。那只死死抓住我不放的手分明是在告诉我，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向别人哭诉一场或向苍天大喊几声，可医生说，她已不可能再说话了。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如我三姐一样的哑巴!

　　那次我在故乡多盘桓了几日，归来时，又带回了另外几个随劳务输出的打工妹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也身遭横祸的不幸消息，想不到回家后，又撞上了和我刚认识不久的青苇的葬礼。青苇是一个自小生长在乡下后随父母进城因为父母离异无家可归、不得不外出打工被逼被骗而吸毒而卖淫而自杀的年轻女孩。死去的永远沉默了，活着的可不能完全失语!于是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了。背起行囊，戴上草帽，从地垅田埂到车站码头，从闹市大街到农家小院，从头年的秋季开始到次年的冬季还未结束，能去的地方我都去了，不能去的地方有的我也去了，容易接近的人我接近了，不容接近的人我也访问了。和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交流，倾听和记录你只能用自己的心。当他们把你当作亲人当作知己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什么局外人了，真的成了他们的知己成了他们家庭中的一员。情感再也不受理智的驾驭，你从他们身上所感受到的伤痛，比一直沉浸在伤痛中业已变得麻木业已完全失语的他们自己更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的内心世界无数次地受到良知的鞭挞和责任的撞击。这么多的乡下姐妹这么多年来仍在这么恶劣的生存空间里如此艰难而又无助地挣扎着，又有谁去真正地关心过她们，体恤过她们，设身处地地想过她们?她们自生自灭也便罢了，我们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尽可能地利用她们的贫穷，利用她们的善良，利用她们的勤劳去榨取她们的生命或牺牲她们的青春以维系一种不合理的存在，我们还有什么值得自以为是的东西!还有什么资格去奢谈妇女解放，高唱男女平等!

　　记得2001年夏季，我一个人乔装后悄悄地溜进本市一家大型企业一个全由乡下打工妹们操作的对外全封闭式的车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就不能相信，人，竟然能如此超负荷超强度地工作。她们的双手不停地———不，应该说是飞快地将十只装满了啤酒的瓶子朝怀里一揽，用绳子一扎，提起来，码下去……我注意了一下手表，整个过程只用了三秒多钟。传送带上的酒瓶源源不断地运过来，她们的全身心也就得飞快而又紧张地劳作着。一天要干上14至15个小时的活，月工资只有300元左右。这种散装普啤是极易爆炸的，现场中我就看到了好几个女孩的脸上和颈部都有伤疤，听说她们的胸部也有被炸伤的，还有的眼睛被炸瞎了，腿筋被炸断了……凡是致残的女孩子都已被厂家辞退而未获得分文的赔偿，因为她们不懂得如何索赔，更不知道何为诉讼。即便如此，她们仍然义无反顾地从乡下不断地涌进城里。可想而知，她们身后的那份贫穷和眼前的这份无奈是何等的不堪了。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最大的28岁，最小的只有14虚岁。我情不自禁地从手提袋里摸出相机对准这群女孩按下了快门。车间的四周站了四个监工，这四人全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他们都是厂里的正式职工，月工资都在1300元左右。看见我拍照，立马围了过来，先问我是干什么的，见我一时语塞，便伸手来抢我的相机，我将相机紧紧地护在怀里。他们便扯的扯，拽的拽，有人还在我的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我知道这些打手般的监工是打人打顺手了，替那些女孩子们受一次过，我认了。然而有一件事当时让我感到震惊和绝望，至今仍令我难以平静，那就是几个男人吵吵闹闹在围攻我的时候，机器突然停了，而那些女孩子竟都桩在原地动也没动一下，没见有人回一回头看看热闹，更不要说有人走过来劝一劝架了。后来我在她们的寝室里又见了她们，她们对我仍然保持沉默。据说，如果谁要是敢向外人透露了真情实况，谁就有被辞退的危险。辞退意味着一份生活来源的终结。为了这份生活来源，一个个女孩子家———一个个年纪轻轻的人放弃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多少权利和生活情趣，变得如此麻木!不让说话，不敢说话，不能说话，还有不想说话，这都是无声世界的一种通病。难道真是无语可说？在这个无声世界里，生活在最底层的女性总是承担得最多，而承担最多往往就要受伤最深，这些一无所有的女性除了让自己如祭品般地被伤害，她们还能做些什么?

　　母亲的眼睛一直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注视着我。母亲嫁给父亲时才16岁，头一胎生下了大哥，可大哥只活了七天便夭折了。后来母亲又生下了大姐，二姐。三姐(不是哑巴三姐，按算哑巴三姐当称为四姐才对)一下地，奶奶就将她扔进了村后的水沟里。母亲刚刚满月，父亲便以两块大洋的身价将她卖给了邻村的一个猪屠户。后来母亲替父亲在我们面前开脱说，父亲之所以要卖掉她是因为父亲当年得了一场怪病急等现钱治病。可姐妹们都知道，母亲是怕伤了女儿们的心而瞒下事实真相的，因为舅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父亲要卖掉母亲完全是因为母亲接二连三生女孩的缘故。被出卖的当天，母亲连夜出逃了，用一双曾被裹残了的半大小脚走了三天三夜，最后落到了离家200多里路的正阳关，被一家郭姓诊所雇用，年工钱为两块大洋。母亲预支了这两块大洋，托人捎给了父亲。她用差不多是自卖自身的办法保全了自己无爱的婚姻，算是赎回了一个女儿家所能有的最卑微的人格和自尊。那年母亲19岁。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乡下打工妹的血。冥冥之中那份固执地牵引着我的带泪的托付，缘起这里。

　　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条令人心酸的打工道上，走着的女孩子却不知为什么是越来越多了……

　　(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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