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世旭

　　三

　　何维维并非没有恋爱过。在大学里他看上了艺术学院一个拉提琴的女生。那个女生自己就像一张小提琴，明亮而高雅，走到哪里都有无数的目光追着。艺术学院相对独立，跟其他的院系隔得比较远。何维维几乎没有任何看起来像是碰巧的机会接近目标，只有在不上课的时候跑到艺术学院琴房外面的草坪上，煞有介事地看书或散步，却其实是在竖着耳朵听琴。就这样痴痴地听了快三年，到大四的时候，突然学校有几个女生被除了名，其中就有他一直苦苦暗恋的这女生。除名的原因是她们在宾馆卖淫并且吸毒。她们先是被几个老板包了月，老板让她们染上毒瘾又把她们甩了。

　　除了何维维本人，世上再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倒霉的事件中，还有一个人受到了如此致命的打击。有很长一段时间，何维维觉得他的日子再没有什么希望了，这世界再没有一个女孩子值得他要死要活地去爱了。

　　但赵响的出现动摇了何维维的信念。

　　赵响是这次会上最受注意的人。从外省考进京城名校，毕业后受聘进了一家报社，在京城站住了脚跟。跟那些先前壮志凌云到头只能回老家的才子佳人们比，她是幸运儿。

　　其实一个女孩子的价值跟金钱地位关系并不大。赵响引人注目的是她的长相。见到她的一帮登徒子在背后吸着口水议论说：整个一个林黛玉再世嘛。何维维有一回吃饭正好跟她同桌。桌上有一张转盘，何维维注意到，赵响连着向转盘上的一碟菜伸了几次筷子，但每次那碟菜都从她筷子下面滑过去了。等到那碟菜又一次转到她面前的时候，何维维伸出一个手指头按住了转盘。赵响当时被大家宠着，显然没有注意他的小动作。他则迅速缩回了手指头，像是对赵响作了性骚扰。

　　对赵响的出色，连当地的两位女记者也都表现出由衷的欣赏而不是本能的排斥。她一走，海滩上的几位也就没了兴致———今晚的这个安排本来就是冲她才有的———跟着就散了伙。

　　何维维回到宾馆，跟他住在同一间房的杨正中“扶贫”还没有回来。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在床头电话边，找出与会人员住房安排表，又怔怔地坐了一阵，尽力镇定了一下情绪，他把手伸向了电话。

　　却终于没有抓起来。

　　如果赵响真是回宾馆打电话，那么，算时间她现在应该正在通话。

　　那个电话有些蹊跷。赵响看也不看就知道是谁来的，而且显然是不便当众接话。如果是公事，会有这么机密？如果是私事，那肯定是一件有私密性的事。正常情况下，这样的私密性只存在于两个热恋的男女之间。

　　何维维站起来，在两张床之间的空隙里转来转去。他想，与其这样五内俱焚地自扰，不如豁出去弄个明白。他咬咬牙，再次扑向电话。他至少应该让赵响知道他也回了房间。

　　“喂，找谁？”

　　接电话的是赵响的同房。

　　何维维抓电话的手一抖，随着就把电话放下了，随着就又后悔了：他有什么可心虚的？一个与会者找另一个与会者说事，有什么不正常的？今天晚上他跟赵响之间发生的事，除了他们自己，还有谁知道？再说了，那点事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赵响也许根本就没有任何意思，只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女孩子下意识的调皮，甚至，她根本就以为那只脚是哪位女记者的脚。

　　事情被他自己搞被动了。如果他再打仍然不是赵响接电话，对方肯定会觉察到他的不正常。他当然可以否认这之前他打过电话，但他能保证他说谎的声调自然么？即使是赵响接电话，他能说什么？说他的自作多情？

　　就是自作多情！

　　何维维一下软了，仰面瘫在床上。

　　电话突然间自己响了，把何维维吓了一跳。他犹豫了一下才去抓话筒，心又再一次“怦怦”地跳起来———但愿是一个奇迹、一个福音———如果是赵响的电话的话。却又是找杨正中的。打到这个房间来的电话几乎都是找杨正中的，杨正中不在，他就成了杨正中的义务接话员。

　　何维维歪过头，直瞪瞪地看着杨正中那张空空的床。他忽然觉得，他对杨正中的感觉里，先前的嫉妒更加强烈，却减少了厌恶的成分。

　　杨正中是这次笔会上唯一的大牌作家，社会知名度确实很高。筹办这次活动时，几个出资单位的老总是因为听说有他参加才答应赞助的。活动所到的地方，凡有他出席，接待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就会出来作陪。他要不到(他到或不到主要看他当时有没有情绪)，接待就很马虎冷淡。去高校讲演，虽然看不到多年前那种崇拜者风起云涌的景象，但只要有人找名人签字，找的对象就只有他。有一次他们笔会的车违章，那个小警察很倔，好说歹说非罚款不可。杨正中很有把握地说：给他亮牌子———就是报他的名字。果然奏效。那小子向车后看了看向他挥手示意的杨正中，立刻放行。会上的人也都屁颠屁颠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他。捧好了他也就等于捧好了自己。

　　何维维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杨正中这个名字。知道他先是写诗，后来又写报告文学。有几篇东西很是轰动。那几篇东西他没有看过，但从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杨正中在一个文学讲座上的讲演稿，当时很震动。那份熬过非人的苦难依然好赖活着的顽强和评点历史、臧否巨人、针砭时弊、给国家社会开药方的气魄、深刻、口若悬河的才华，以及那份锋芒毕露、慷慨激烈的勇气，让他高山仰止。

　　双胞胎一样跟杨正中如日中天的声名相伴生的，是关于他的绯闻。连一个普通的中学都有人说得唾沫四溅。传说中的杨正中不止是一般的猴王，简直就是齐天大圣再世。当时拥有的情妇已达三位数，正奔四位数去。中国千百万人的梦中情人———凡采访过他的那些靓丽的女主持人、跟他一块开过座谈会、联谊会、协商会之类的女歌星、女影星，都跟他上过床。

　　过了一些年，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许多名流做官的做官，出国的出国，在文坛差不多销声匿迹了，杨正中的名字好像是文坛常青树，还老那么响着，长盛不衰。不过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有钱。

　　文人下海风行了几年，无数人焦头烂额，鼠窜而归。杨正中是少有的成功者之一。他先是写了一系列企业家传记，收入之可观一开始让他自己都有些吃惊。他自然也懂得相应的回报，并且为此自得：世事洞明皆学问么，要不怎么叫灵魂工程师？但即便如此，把他写传记之前赚的稿费加到一块，也不过就是现在一本传记的酬金。他很感叹先前写那些搜肠刮肚的狗屁诗和那些尽弄得领导们不高兴的狗屁报告文学，简直是一害人二害己，傻冒一个。

　　不满现状、不断进取是杨正中最大的长处。他把写传记赚的钱作为资信保证，低息贷款办了一家造酒厂。厂房和设备是一家破产倒闭的造酒厂留下的。他把那些东西弄到手几乎是零代价。他自己给产品取了个名字叫“大阳酒”。因为是著名文化人造酒，媒体一时间炒得轰轰烈烈。最大的兴奋点是大阳酒所依凭的那张古汉宫廷秘方，“据数十位国内最高级别的专家验证，还没有任何旨在提高性功能的酿酒配方能达到这个秘方的奇效”。正是这秘方，使大阳酒成为“液体伟哥”。

　　大阳酒限量生产，并且不投放市场，基本特供给各级领导机关。这更增加了大阳酒的神秘感。

　　肾亏和肾亏恐惧症是最大的现代病之一。盯住一个开放社会的难免劳累的肾谋求开拓发展的聪明人何止成千上万。但是有杨正中这种社会优势的不可能太多。杨正中以他的文化名人效应，在政界的有识之士中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又凭借这联系更加壮大了他的名人效应。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他办厂所需的一大笔贷款的低利息、厂房和设备的零代价、以及产品销路的畅通，靠的就是这名与权的互动。

　　而今，著名文化人之外，杨正中又是著名企业家。在大款里是名作家，在作家里是名大款，革命生产两不误，精神物质一担挑。单凭一头，谁也比他不过。多少人求钱求名求疯了，有几个能像这样天下风光占尽。有中央大员到他所在的省视察，他和他的造酒厂是必由省领导陪同接见和参观的人和点。每次大员们都很高兴，指着他对省领导指点说：“什么是品牌？这就是你们的品牌！”陪来的人齐声道：“是的。”

　　杨正中把这些话用浮雕做在厂区各大门迎门的屏风上，落款把某大员说于某年某月某日写得清清楚楚。

　　的确，对于为传统文化体制转型苦思出路、负有责任的人们，杨正中的实践无疑提供了一个可供思考的范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正中又一次成为时代的骄子。

　　只是这个“骄子”现在有些老了。

　　如果说，十几二十年前他还有过以文入士的抱负，那么，现在他早已因为不得其用而没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锐气。他如今已年过花甲，即便雄心尚存，又能折腾几年？到了这把年纪，更应该明白人最终只是为自己活着。他可以玩政治，玩经济，却不会让政治经济玩他。有了这么一家企业，他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而他以为最大的享受是“扶贫”。

　　把嫖娼叫做“扶贫”，这是杨正中的一个专利。他的理论是：如果没有人去消费，这个产业就得不到发展，政府的就业压力就会加大，该产业的从业人员就会更加不幸。因此，无论从为政府分忧的角度，还是从人道的角度，他的嫖娼都是一种贡献，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表现。

　　有关杨正中的所有这些让何维维觉得匪夷所思的业绩，都是郑少强报道的。郑少强是他们省作协的头，他每次从省外参加会议或活动回来，照例都会把作协几个人和其他单位几个常来走动的朋友叫到一块，讲一讲见闻，以“开阔大家的视野”。每次，几乎都要讲到杨正中。

　　杨正中在同行中从不讳言他自己的放荡。相反以为这是他最值得炫耀的资本。他说他一天没有跟不同的女人睡过就过不了日子，他最引以自豪的是他的性能力：他可以日御数女而毫不倦怠，且让所有的对手都向他讨饶。连他自己都有些疑惑：说不定他就是中国房术祖师爷彭祖的化身。

　　“呀，那不成老流氓了吗？”

　　一位女作者很惊奇。

　　“那你以为他以前不是流氓？”

　　郑少强冷笑。

　　“流氓不流氓管他个屁。只是照你这么说，他那玩意应该不是爹妈给的，是另外安装的代用工具。”

　　那回李木子也在，他在这方面的认识总是有专业水准。

　　郑少强用宣判的口气说：

　　“这样的神话再蹩脚不过了。都说《忏悔录》是灵魂的坦白书，其实卢梭恐怕主要的是想暗示他拥有过许多女人，借此显示他的性能力。而这恰恰暴露了他是个性无能者。在卢梭面前，杨正中当然狗屁不值。但在这一点上，他模仿得很像。他充其量就是一只去了势的阳具，整天不死心地当众手淫却死也不能勃起，做流氓也不够格了。这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惧。他拼命地贪婪地想要抓住尽可能多的生命，但除了最终的绝望，什么也抓不住。他是他们那一代整体阳痿的一个活的标本。”

　　郑少强上世纪八十年代获过全国文学奖，自视颇高，向以鲁迅信徒自命，喜欢充当文坛法官。他为人尖刻，极少讲谁的好话。一张刀子嘴，恨不得把所有人都割成零碎。他最看不起的就是当年那些靠贩卖自己和同行的悲剧出风头的名流，说他们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遭了冤屈重新得志也仍然不过是小人。其中被他说得最不堪的便是杨正中，仿佛杨正中挖了他的祖坟。其实杨正中跟他八竿子打不着边。如今杨正中又比流氓还不如了。这次笔会的邀请名单上也是有郑少强的，但他听说有杨正中，立刻拒绝了邀请，说是耻于与败类为伍。

　　郑少强尽管自命不凡，但他在在文坛上的名气跟杨正中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他这样无情地贬斥杨正中，未免让人觉得他心胸促狭，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但这次何维维有幸一睹杨正中丰采，才晓得杨正中实在是不堪。

　　因为杨正中和郑少强都分别是一个省作协管事的，在应邀到会的作家中职务最高，所以把他们安排在一个房间，是个大套间。别人都是标准房。郑少强没来，办会的就让何维维住了郑少强的铺。杨正中进了房间，见到先他入住的何维维，才发现这安排，立刻变了脸色：

　　“莫名其妙嘛，哪有这样安排的？这在外国是决不允许的。”

　　何维维报到时听说跟杨正中住一间房，心里本来就有些嘀咕。但分房不是他能决定的，他只能听从安排。

　　“南方人就是他妈小气。没钱干嘛请我们来？把两个人弄在一间房里，怎么干事？”

　　杨正中一面发火，一面往床上扔行李。

　　“杨老师你要觉得不方便，我可以出去。”

　　何维维说。

　　“知道一个人在外面等，我还怎么干事？再说你不也不方便嘛。难道咱俩还得轮流排班？”

　　何维维木然。他想不到杨正中会这样直奔主题。

　　“怎么，你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

　　杨正中问：

　　“你没有女人能睡觉？”

　　“哦。”

　　何维维总算醒悟。他干笑了一声，说：

　　“杨老师，我不能跟你比的，我阮郎羞涩呀。”

　　“是吗？那可不好办。小姐的费用是不好让别人代付的。”

　　杨正中的眼神里浮起怜悯。

　　何维维尽可能的装得很平静：

　　“我知道你的，你有大阳酒养着。”

　　“吓！”

　　杨正中像牛那样尖锐地笑了一声，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

　　“你还真是实在人，相信宣传。我自己拉的尿我自己还不知道？我就是喝毒药也不喝它。那不过是找个合法理由跟腐败分子分账罢了。这你应该懂的。我从不相信任何保健品，也用不着。我是天生的情圣。我这东西就是密宗要修炼几十年才见功德的天然金刚杵。”

　　看看何维维没有反应，又加重了语气强调说：

　　“你要不相信，回去问你们郑少强。他亲眼看过我一连干好几个小时金枪不倒。我干过的小姐他接着干，揩油。完了他管倒尿盆子———就是清场。”

　　杨正中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何维维不免在心里为郑少强叫苦。郑少强性格偏执，洁癖是出了名的。不要说嫖娼，外出住宾馆都总是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沾惹上什么。李木子嘲笑他精神贵族当得不怎样，倒有一个高贵的毛病。他那张喜欢卖弄的刀子嘴显然把人得罪得太过了。他要知道杨正中会这样报复他，他不杀人才怪！如果这是他自以为伸张了社会正义的道德审判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这代价对他来说也实在太惨重了。郑少强是个把名誉看得比性命还重的人，而现在他跟杨正中这么个在圈子里声名狼藉、在圈子外却有省部级官员称兄道弟的超级无赖较劲，吃亏的只能是他自己。你到底人微言轻啊。

　　杨正中也太下流恶毒了。

　　对郑少强在省里的同行中总是不免流露出一副高视徜徉的神气，何维维心里不是没有遗憾的。但对郑少强的清高硬气，从不趋炎附势，说话直率，宁折不弯，眼里揉不得沙子，还是服气的。他先前以为郑少强因为极端的蔑视，对杨正中的批评难免言过其实。现在看来还真不过分。以他亲眼见到的杨正中的这副德行，简直就是人渣。

　　从见到杨正中开始，就像过多的胃酸一样刺痛着何维维的自卑和嫉妒，一点一点地变成了愤懑和鄙视。尽管他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开始的平静。

　　而杨正中似乎还嫌何维维对他敬畏得不够，竟自喋喋不休。他全身从头到尾没有一处不可介绍———他的山地毡帽是尼泊尔买的；他的一口牙齿是一个不留在德国重换的；他的T恤是巴黎买的，正宗鳄鱼；他的牛仔褲是Lee牌的，中国的专卖店要一千多……等等。

　　何维维好几次想站起来，又终于忍住。他很难想像，以杨正中这样的智商，会如此浅薄。郑少强说得不错，这才是真正的悲剧：一个人被命运所惩罚，不得不跌入生活的最底层，长期卑贱屈辱的精神折磨同时摧毁了他的人格，使得他即便有一天成了物质上的暴发户，他的精神也仍旧是一贫如洗。

　　但在这个就要各自西东的最后的夜晚，何维维对杨正中的认识却忽然有了改变。他发现，认为杨正中浅薄那才真叫浅薄。恰恰相反，杨正中把什么都看透了，看得比谁都透。只有透到他这份上，才能这样一本正经地玩世不恭，玩得无牵无挂。好赖由人说去，我自我行我素。真是大自在。想像着这么晚还没有回来的杨正中此刻正在一堆女人光溜溜的肉体中销魂，何维维感到自己身上的什么地方也像点着了似的烧起来。

　　这想像使何维维这个显得格外孤寂的失眠之夜，充满了色情的冲动。在这种充满了冲动的想像中，他把赵响剥得一丝不挂。他已经直接感受过赵响在桌子底下主动伸过来的肉感的小脚；他在海边的昏暗中用眼角的余光无数遍搓揉过赵响深渊似的乳沟；赵响离开桌子时，她的微微翘起的臀部和在短裙下裸露着的结实的大腿，让他突然觉得嗓子发干。赵响的身体语言处处对立：她看上去纤弱高挑，却有很不错的三围；她看上去矜持甚至冷淡，却让人一下就能感到她心思的活泛；尤其她的眼睛，总在别人不经意的时候瞟来瞟去，流转顾盼。一旦碰上别的目光，马上就垂下去，只把长长的睫毛留给人家去遐想。照相书的说法，这是典型的淫妇相。就是老女人最不遗余力痛骂的那种“狐狸精”。她所有的那些对立，其实都是闪闪烁烁的诱惑，明明暗暗的勾引。他对她的意淫根本就不必有任何罪恶感。事实上是她挑逗了他———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反反复复地温习傍晚海滩大排档经历的一切：每一个情节、每一个情节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带给他的每一种最细微的感觉。真是温故而知新：赵响在桌子底下对他的抚弄，只可能是对他的挑逗，不可能是别的。果真如此，那问题就出在他自己身上———他当时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李木子有个段子，说是一个王八蛋有一个百发百中的泡妞的法子，就是踩脚：踩一下女孩就缩回，肯定没戏。踩两下才缩回，不要灰心，等等还可以再试。如果没缩，就踩第三下。三下不缩，就可以约时间地点了。但没想到，有一回他踩到一只假肢上了。后果可想而知。

　　今天晚上在海滩上，何维维那只明明活生生的脚就该死地变成了假肢。赵响真要有意思，一定会觉得他要么是冷血动物，要么性无能或性错乱，是同性恋。正常情况下，她既然已经主动撩拨过他，那就即便仅仅是寻开心，也会至少给他打个电话的。但是没有。他回到宾馆后至少接了不下十个电话，照旧都是找见鬼的杨正中的。

　　赵响一定是把他的失措误以为冷漠，觉得羞愧了，或者是看不起他了，甚至怨恨他了。

　　赵响不可能羞愧。结论只可能是后者。

　　“废物！”

　　何维维牙疼似的呻吟了一声，一口咬住当作赵响搂在怀里的那两只松软庞大的枕头。

　　何维维被意念中的赵响折磨得筋疲力尽，终于有些昏昏然的时候，总算接到一个跟他有关的电话。当时他根本就懒得动弹。但电话不折不挠地一直响着，他不得不跳起来，抓起话筒怒吼一声：

　　“杨正中不在！”

　　“我是找您的呀。”

　　一个柔柔的南方女声，极有磁性。

　　“哦，那对不起。”

　　电话是从宾馆的美容美发厅打来的，问要不要小姐。

　　“我要你妈！”

　　何维维恶狠狠地把话筒丢回床头柜。因为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话筒里的声音依旧清晰可闻。那个声音柔柔的、极有磁性的南国女子极殷勤、极善解人意地说：

　　“先生，那您不合算的哦，我妈她太老了。”

　　四

　　回来，何维维卧了三天床，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

　　几天后，作协有个座谈会，让所有的专业作家都参加。郑少强见到何维维，也不问他回来几天怎么没见人(郑少强几乎从不跟人寒暄)，劈面就问：

　　“笔会感觉怎样？”

　　“别提了。”

　　“是———吗。”

　　“活受了一回罪。”

　　“怎么啦？”

　　“他们让我跟杨正中住一间房。”

　　这是何维维突然想到的一个理由。

　　“那非怪。”

　　郑少强仰面笑起来。这是他意料中的事：

　　“怎么样，那不是个东西吧？”

　　“太不是个东西了。”

　　何维维极力顺着郑少强的话头。他不想多说话。

　　倒是李木子注意到何维维脸色发青，眼睛老是发直：

　　“这趟浪漫之旅好像把何老弟掏空了嘛。”

　　“浪漫个吊。拉肚子。”

　　何维维幽默不起来。

　　“那是海鲜吃多了，不过也不至于这么萎靡不振么。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瞒不过我的，一定是有艳遇。”

　　“我倒想有艳遇，艳遇想我么。”

　　“鬼说得清！”

　　“开会了。”

　　郑少强打断李木子的纠缠，宣布会议开始。

　　会上人们说了些什么，何维维几乎一句也没听明白。这些日子不管睁眼还是闭眼，赵响总在面前晃。他那只脚背也总是麻麻的，好像赵响还在抚弄。这副喝了迷魂汤的死相，从那个失眠之夜就开始了。

　　何维维习惯早睡早起。到了那个笔会上也一样。会上没有熟人，他也不爱好结交。每天的活动一结束，吃了饭他就回自己的房间。虽然杨正中报到那天对会上安排两个人住一间房发了一通牢骚、声称要自己掏腰包另外开房没有成为事实，但他很少呆在房里。白天他总是这里那里地被人包围着。好不容易出了包围，他又要去“扶贫”，倒便宜了何维维独享高级别待遇。晚上他既不参加会上安排的娱乐活动，也不看电视，早早洗漱完就睡了。但离会的那天早上，因为一夜失眠，他天亮时才迷糊过去，一下睡过了头，起来后刚刚赶上早餐的尾巴。

　　用早餐的只有几个会上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会务组的，因为刚从机场送走了一拨离会的人才过了早餐时间。这拨人是飞北京的，其中自然有赵响。

　　杨正中也是搭的这个航班，说是去参加他新近再版的文集的签名售书活动。那套文集据说出得极豪华，是国内目前看到的作家文集中装潢最考究的了。已经有可靠的消息说，这套书因其内容的健康积极和图书质量的上乘，是内定了要拿国家大奖的。出版社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放手投入巨资。出这样的书，一是政治上绝对保险，可以充分表明出版社对社会效益的重视；二是凭杨正中的影响和关系，码洋再大，定价再高，书也不会推销不掉。又吃肉又喝汤，何乐不为。

　　什么是名人？名人就是他在的时候被人捧着，他不在的时候被人议论的人，就是许多人靠对他的接近程度和所知多少来提高自己身价的人。不过，桌上这几个人说不上对杨正中有多大的崇拜，更多的是对名人的艳羡。而艳羡并不等于敬意。他们见的世面多了。名人往往只宜闻其名不宜见其人，一旦见到本人，先前的想像就多少要打折扣。几个人把杨正中的文集出版说得天花乱坠的时候，有个人突然莫名其妙地插进来说：

　　“宾馆的几个桑拿小姐都认得杨正中了，说那老哥哥花钱倒是大方，可惜小弟弟不争气。你们知道她们背后叫他什么？叫他送信的。”

　　一桌子人轰然笑起来。

　　一直静听着的何维维也忍不住窃笑。

　　所谓“送信的”，不就是才到门口就放下那点东西的人么。又形象又准确。想不到妓院文化也会有这样高的智慧程度。

　　桌上有个人始终板着脸，不说不笑。等大家笑完了，忽然开口骂道：

　　“大方？大方个鸡巴！今早上他把一大沓餐费发票塞给了我，说是他在这次活动期间的应酬。应酬什么，他哪顿饭花了自己的钱？这点小把戏还跟我玩———那些餐费发票都是在宾馆桑拿部开的。”

　　“有这种事？不能给他报！”

　　一桌人都愤然起来。

　　“头签了字，还能不报？”

　　那人很委屈。

　　何维维实在听不下去，起身走开。

　　杨正中刚跟何维维见面的那天，就声明了他此行的目的：他不是来浪费时间扯什么爱情之类吊淡的。他是听说这季节许多堪称绝代佳人的小姐云集到这海滨城市来了，才来恭逢其盛的。他口口声声摆谱说要自己掏钱开房，什么请客不请嫖客，一年有数百万入账云云，牛气冲天，却连最起码的一点体面都不要。

　　杨正中早上回房取行李的时候，何维维正在昏睡，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杨正中自然也不觉得有跟何维维这样一个小家伙告辞的必要。

　　回到房间，收拾行李的时候，何维维想：自己又比杨正中好到哪里？一个小小女人的一只小小赤脚就那么小小一动，不就立刻揭下你遮遮掩掩的那层薄纱了么。

　　也许因为好歹熟睡过一会，心理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也许因为遇上一个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天气，何维维的意识忽然变得格外清醒，像另一个不相干的人似的审视着昨晚的自己。他再次觉得自己是自作多情。这次他很理性，不像昨天晚上是出于沮丧。赵响似乎应该属于这样一类人：受过很好的教育，对生活有透彻的把握。以快乐为原则，以自己为中心，尽可以从别人那儿获取快乐，却不必为别人付出什么或承担什么。她风情万种地撩你，撩完了，转身就把你傻瓜似的撂下。你若认死理，结果只能是可悲的错位。

　　钱启明忽然想起有一天他们一伙人在海滩上遇见的那个算命瞎子的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当时几个人问的就是自己有没有情人、有几个情人。瞎子的回答让他们很不满意，说瞎子拿昔时贤文来搪塞他们。一个个自以为了得。其实他们未必比混饭吃的瞎子高明到哪里。人生的哲学常常是再朴素再实在不过的，多少事说起来平常，信起来不易。

　　何维维发现自己忽然成了哲学家，不禁苦笑。心里一时轻松多了。走的时候，甚至跟送行的人有说有笑。

　　但是何维维的这趟“爱的旅途”倒真是名副其实。

　　这趟车本来就不挤，又因为是始发站，何维维上车时他那个软卧包厢是空的。在单位出差，他的级别还不够坐软卧。参加这次笔会的费用是由主办单位支付的。他们很大方，应邀者可以坐飞机，坐火车则一律软卧。给他的票是上铺。他爬上去放好行李后就势躺下，补昨夜的觉。

　　何维维是被打电话的声音吵醒的。

　　车子似乎已经过了一个大站。新上来的那位在何维维对面的下铺。他正在向某处的一个什么人发号施令，一声比一声高。交代的似乎是关于会场的布置，要求对方一定要搞得庄严肃穆，决不要搞得花里胡哨。讲了多少遍要务实，要有品位，怎么就是领会不了？接着又问文件准备得怎样，统计数字一定要反复校对。千万不要再像上次那样，关键数字前后说得不一样。虽然是校对的问题，给人的感觉是有水分。刚把手机盖合上，又再次打开，问考察团下榻的宾馆最后定在哪家，如果还没有定，一定记住他再三讲过的那个原则，要把握好那个度，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低了不礼貌，高了让人误解，以为我们奢侈惯了。想想，再次加重了语气：你们千万不能马虎，把这次考察接待好，决定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大局。

　　谢天谢地，连在对面上铺不得不洗耳恭听的何维维都总算松了口气。一般来说，做领导的话说到这儿就是结束语了。那人果然随后就安静下来，也打开被子睡下了。何维维想，当官真不容易，凡事都要操心到这种程度，也太累人了。何维维衷心祝愿他睡个好觉。

　　但那人并不像何维维想像的那样精力不济，他蒙上被子仍是为了打电话。何维维有些感动：他一定觉察到刚才吵扰了别人，有了歉意。这感动使何维维对那人不由关注起来。这一次，打电话的声音极轻柔，又有被子蒙着，但何维维却听得极真切，似乎那人是对他耳语：

　　“……在干嘛……听音乐……你还真福气。我孤零零的在外面你就不心疼……心疼？怎么没想我……哦，听见了，是《真的好想你》，看来你还真没把我忘了……你想我？哪儿想……哪儿都想？这就对了……我呀？就一个地方想……哪儿？就那儿，你还不知道嘛……什么？别说了？受不了了吧……我一下车就去？那行吗？你先生不在……出国了？至少半个月？那可太好了……我这半个月都是你的？行呀，那还有问题？只要你不讨饶……什么？我吹牛……她呀？她再罗嗦我休了她……”

　　何维维听傻了。这几乎是篇微型小说，而且极精练。完全符合鲁迅的小说作法，能删掉的全删掉了。只留下略略的几笔白描，其余的让你浮想联翩。真让他凭空想像，他未必一下子能想得出来。省作协有一次开研讨会，郑少强有一个观点遭到许多人反对。郑少强认为，说艺术一定高于生活未必正确，倒是生活常常高于艺术。何维维当时未置可否。他觉得以他的创作资历，没有资格发表意见。现在他想，以后再谈到类似话题，他就有了发言权，他会支持郑少强。

　　下面发出一连串奇怪的响声。何维维仔细分辨，听见那人竟然在吻手机的翻盖，老鼠似的“吱吱”连声。

　　“有病！”

　　何维维在心里嘀咕了一声。但他又不得不佩服那人角色转换的迅速。刚刚还那么正言厉色，一下子就柔情如水了。

　　老鼠似的叫声是被敲门声打断的。那人似乎听到的是事先规定的暗号，匆匆对手机说了声什么，随即关上。然后一跃而起去开门。

　　进来的是个丰姿绰约的女人，穿得又薄又露，娇喘吁吁：

　　“哇，这儿好凉快。还是你们当官的享受。硬卧那边热死人了。”

　　“那你还到这会才来。想急死我？”

　　那人重又躺下，往里边让了让，给女人腾出位置。

　　“还说呢，我差点脱不了身。那帮家伙非拉住打拖拉机，好不容易找了个替死鬼。”

　　然后他们就只有动作，没有了语言。他们激情澎湃，旁若无人，根本不顾忌这包厢有第三个人存在。

　　他们似乎是特意来嘲弄何维维的。何维维屏住气息，像是自己在偷情。

　　何维维虽然觉得这样的滥情有些可气又有些可笑，几乎有些返祖的意味，但把自己跟他们作个对比，自己的日子也实在过得太苍白枯燥了些。

　　回来好长一段日子，何维维才渐渐恢复了平静。他和赵响不过是萍水相逢，他们之间唯一有实质意义的联系不过就是那一脚。即便真有什么意思，也未必是针对他一个人的。一个流行的段子说：一个女人同时约会三个追她的男人，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各据一方。女人分别踩着两边男人的脚，眼睛看着对面的男人说：我答应你。谁能保证赵响不是这样的浪荡女孩呢。也许她当时的另一只脚就正踩在她旁边的副刊主编脚上。不是什么“也许”，那简直就是真的。如果你不能从对这样的一个女人的痴迷中自拔出来，等待你的，只能是一种无谓的毁灭。而他还不想毁灭。

　　但像精灵一样消失了的赵响，好像在一个他不知道的什么地方，感觉到了何维维的自甘放弃，特地来驳斥他似的，忽然来了一个电话：

　　“何维维，能来北京一趟吗？”

　　(未完待续）　　（一）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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