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鲍里斯·西吕尔尼克的“回弹”理论

　　林红轮 编译

　　“回弹”是物理学名词，指物质的抗击强度，引用到心理学则指人受到心理创伤和情感伤害后的自我恢复能力，即重归发展之路的能力。这种提法最早是美国人的创造。上世纪 50年代，心理学家埃米莉·沃纳十分关注夏威夷街头流浪儿的命运，在30年间追踪了200人的成长历程，发现其中60多个穷孩子获得成功的人生：长大成人、接受教育、组织家庭。在破解奇迹的过程中，她发现这些孩子在完全的逆境中培养起一些能力，便与另外两位心理学家诺曼德·加梅西和迈克尔·拉特协商，把这种能力定名为“回弹”。回弹理论由此打下基础，并开始征服人们的精神世界。

　　今天，有关自我恢复的理念在法国深入人心，其中鲍里斯·西吕尔尼克(Boris Cyrulnik)功不可没。作为当今法国家喻户晓的神经心理学家，他于1989年出版第一部作品《关系的符号》，成为亲情问题的理论家，在最近5年又先后写出4部著作，提出并全面阐述“回弹”概念，使之理论化并加以提倡和普及。在1999年出版的《美好的不幸》中，他提出理论基础；在2001年的《丑小鸭》中，他确切指出回弹过程源自童年；在2003年的《心灵低语》中，他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心灵创伤？它如何影响人的记忆？怎样才能自我恢复？2004年，他写出《临渊说爱》，探索夫妻关系中的回弹现象，告诉那些生活变得凹凸不平的成年人如何编织一种能帮助他们自我恢复的爱情关系。

　　《临渊说爱》是鲍里斯阐述回弹理论的收山之作，进一步明确、充实了曾经提出的观点。为纠正因传播过快而导致的概念曲解，他在这部作品中重新解释了“回弹”：在受到一场心理冲击后，即使身处逆境，人也会依靠自我恢复能力重归人性发展的轨道，犹如“牡蛎把沙石变为一颗珍珠”，这个过程就是回弹。自我恢复的力量来自童年，也取决于创伤发生后得到怎样的支持。

　　遭受殴打、伤害的儿童、娃娃兵、孤儿、被强奸的妇女，都是受到创伤的人，只有依靠亲情重新踏上生活之路。每个人的亲情都从生命最初的呵护者——通常是母亲——那里获得，却不尽相同，因为“生活并不公平”，人们并非从同一起跑线上出发。“2/3的孩子拥有‘安全’的亲情，从小就知道妈妈爱护他们、关注他们、给他们安全感。这赋予他们力量，去发现世界以及别人的精神感受。”这类儿童无论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什么，都能比较好地走出困境，因为“所有人都愿去爱他们、帮助他们”。另外1/3儿童的亲情是不安全的，或者表现为双重情绪：只当呵护者在身边时感觉良好，一旦后者离开，就陷入苦恼；或者表现为彻底的不安全：即使在妈妈面前也冷若冰霜、无动于衷，深陷苦恼难以自拔。

　　第二类儿童很难去爱、去帮助，为了实现自我恢复，还应该结识另外一些情感支持者。“我就是一个受伤害的儿童，身边有一大群人，形成一个星座，包括大星星——父母、小星星——姨妈、姐姐、教师、一位神父和一位邻居。如果母亲这颗星熄灭了，父亲又虐待我，我会把更多的亲情转给小星星。”卢旺达青年歌手科尔内耶本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但他曾被胡图族人视为下等人、社会渣滓。在后者面前，他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像只蟑螂，也就真的“变成”了蟑螂。后来，一对德国夫妇收留了他，把他跟别的孩子一视同仁，要他做家务、好好读书。在他们面前，他重新变回正常的男孩，不再自闭于受害者的身份，从而避免了受害者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成功范例中，那对德国夫妇就是科尔内耶自我恢复过程中的重要支持者。

　　西吕尔尼克还提出一个新观点，认为表述方式在自我恢复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那是每个人试图强化命运的工具。”“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我身边围绕着数以亿计的字节和图像，构成关于我的故事，其中没有什么重要东西，只有一个非常小的仓库，储存着我在叙事中的身份，而这种身份取决于所有故事会合后传达的意思。”“我们是别人谈论我们时的我们。”正是亲朋的话语使一个人被选择成为一个强者、一个智者、一个体育健将、一个精明商人、一个寻欢作乐的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一个懒惰的人，等等。这种现象被西吕尔尼克命名为“内心运作模式”：“我深知自己处于别人的目光下，也只能在别人的目光下知道这一点。我回应着自我塑造的形象，也回应着别人对我的谈论。”一个小男孩生活在农场，习惯于草垛和污垢，从未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悦。一天，一位夫人邀请他去家中做客，要求他洗澡，并在发现小男孩衣服散发臭味时流露出厌恶的表情。小男孩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肮脏的。这个故事很说明问题。

　　当困难、伤害、痛苦出现时，周围人就此做出的表述可能使受害者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也可能使之从中得到解脱。“家人、亲朋以及(所处)文化(群体)如何谈论或者干脆不谈论，都可能导致一个人受到或免于心理冲击。对于一个被强奸的姑娘来说，如果身边的人在言谈话语中都把她当成一个受害者，她就一生都是受害者；但是，如果大家把强奸视为一场事故、一个意外，她在其中并不负有责任，这件事情所代表的意义就会在她眼中改变，从而开始新的生活。”

　　在创伤发生之前，爱给人安全的亲情；在创伤发生之后，好的情感支持者会促进自我恢复；而关于不幸的表述则从始至终发挥作用。这就是回弹三部曲，在这个过程中，不幸所代表的意义慢慢改观，坍塌的生活被一点点重新搭建。

　　在几十年的行医与研究生涯中，西吕尔尼克遇见过罗马尼亚的孤儿、南美贫民窟的孩子、非洲的娃娃兵、科索沃的流浪儿，几乎与世间所有的不幸零距离接触。但他始终认为，没有任何痛苦能抵挡回弹的力量，换句话说，人的自我恢复能力可以战胜一切不幸。他尤其不知疲倦地宣扬、重申、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为了走出创伤，应该为生活寻找一种意义。

　　对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该给他怎样的意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犯人如何找到意义？痛失爱子的父母会从葬礼中找到意义吗？癌症患者会从疾病中发现意义吗？面对这些问题，西吕尔尼克从不同的思维角度提供了回答：创伤其实是一种无意义，不要试图从创伤中寻找意义，只是“不应该停留在这种无意义之中，应该为生活做些事”。“意义具有建设性，寻找意义才是(对自我恢复)有用的做法，因为它使人重新迈步。”比如，集中营幸存者向下一代证明纳粹统治的恐怖，莫桑比克的娃娃兵梦想成为医生或记者。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热纳维耶芙·于尔根森。她在车祸中失去两个女儿，罪魁是一个肇事逃逸的司机。她拒绝接受传统的心理治疗，“帮助我重新迈入生活已没有任何意义，相反，我投入一种战斗状态。”她创立了“反对公路暴力联合会”。“如果我没有经历那场悲剧，就不会有机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使我投身于此的原因，是公路暴力导致的社会悲剧的严重程度。”

　　在鲍里斯·西吕尔尼克看来，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是，不幸从来不具有终局决定性，人可以从一切痛苦中自我恢复，没有什么不可改变，没有什么是万劫不复的。据他的观察，童年得不到关爱的孩子不一定成为缺少爱的父母。“爱情给他们第二次机会。”作为人类情感问题的专家，他发现，“虽然初恋通常无果而终，但60%出师不利的人会由此提高其亲情的安全度。”所以，爱的能力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他曾带领研究小组做过一项实验，给一些青少年建立一种测试亲情程度的卡片，首先提出一些涉及与父母关系的问题，比如，“你喜欢和他们一起外出吗？”“你乐意跟他们说话、共同制定计划吗？”然后又提出第二轮有关恋爱的问题，比如，“你经常与他(她)谈话吗？”“你们喜欢一起制定计划吗？”“你肯听他(她)诉说吗？”每一轮的答案都被标上分数，结果显示，这些青少年的测试得分不断提高，他们学会了去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爱不能体现在卡片上，西吕尔尼克坚决反驳：“当我们首次研究母亲与婴儿之间的早期相互影响时，曾被视为在婴儿身上做试验的纳粹医生。今天，这种相互影响也成为心理学上不争的事实。”他毫不怀疑回弹理论也会经历这样的过程。

　　人有能力学会爱，而爱可以帮助治愈痛苦。“一对夫妻彼此相爱，是基于另一方对自己的需要。情投意合往往具有心理治疗作用。”但现代夫妻令他忧虑：“个人发展的切实进步削弱了夫妻关系，两人不再那么彼此需要。夫妻感情已经失去深切与亲密，变得越来越脆弱。”但他还是认为，如果相信爱是学来的，那么夫妻之爱也可自行定义，“很好地相爱意味着相互帮助、诉说、倾听，兼具友情、亲情和性。”多么轻松而可敬的关系！但现实中有多少呢？

　　听到这里，人们不禁要想，自我恢复的确是一个治愈创伤的奇妙过程，应该像它的倡导者那样，相信一切都会借助语言的魅力和他人的美德烟消云散。但是，无论作为一个概念、一种方法，还是“第三条道路”，回弹理论都难免不被视为激烈反精神分析的观点：如果认同所有不幸都能变成文字，就等于否认存在想不到的文字、达不到的记忆，这是否过于简化人体这部小机器呢？潜意识又在哪里呢？

　　的确，西吕尔尼克拒绝承认潜意识的存在：“我们凭借研究工具并未到达潜意识。我反对密教式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只是一种工具，还有其他工具。”那么，他是否为自己的精神分析学家身份感到遗憾呢？“我运用精神分析保持语言的确切性，在我和患者的关系中，它不起作用。你怎么可能让精神分析学家治疗贫民窟的孩子？你可以想象他们会说：‘请你躺在长沙发上……今后每周来两次。’这无济于事。回弹治疗才是一种回归生活的过程。人们已走出精神分析的教条，还会走得更远。”鲍里斯·西吕尔尼克充满自信，对回弹理念也充满信心。(责任编辑 安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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