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 亚 编译

　　在我成长的日子里，每逢星期六，睡梦中的我不是被舔着锅底的火焰下、树脂燃烧发出的近乎臭肉般的味道熏醒，就是被搅拌机粉碎姜根或蒜头时发出的嗡嗡声吵醒。这时我会起身下楼去找妈妈，她正站在炉灶边，四个火头全烧得正旺，水槽里堆满了器皿，存在大坛子里的香料也从壁橱里取了出来。如果是为一个50多人参加的宴会准备食物，妈妈一定四 点钟就起床了。她会准备好小羊羔、鱼虾和至少四种时蔬，还有蘸着甜酸调味料的小蚕豆和两三种甜点。在此之前，她还会端上配菜：填得圆鼓鼓的炸鱼丸和裹着面包粉的炸肉排。

　　还在加尔各答的时候，妈妈通过观摩外婆做菜，有时也打打下手，这才慢慢学会了烹饪的手艺。她看不上西餐，觉得它们全是粗制滥造的煎炸和腌制。直到现在，她还坚持做一些煞费心血的传统菜肴，而其他来自孟加拉的移民朋友早已不愿费这个劲儿了。妈妈会蹲在地板上，用一块巨大的磨石将姜黄和红番椒磨碎；为了炮制新鲜鱼，她会一次煮开十来升的牛奶；她会用獐鹿混着美洲鲱鱼为馅做油炸面点；还会准备自己的迷你饼干——扁豆薄酥饼。

　　如果她手脏，我可以替她磕一个鸡蛋，或者帮她往盘子里倒些面包屑。很偶然的情况下，她才会让我替她卷一个菜卷，浸入滚油里，但是必须在她高高在上的监视之下，她生怕不老练的我无法让生面饼炸得酥软起泡。

　　毫无疑问：烹饪的最高权力归妈妈享有。但这也是母亲大人的秘密。她从来没有买过任何菜谱，就像做饭时从来用不着量杯和量勺。直到今天，如果有朋友请教她某道菜是怎么整治的，妈妈还会神秘地作答：“真的没什么特殊之处，只要将所有的原料备齐，然后一齐放入罐子中就行了。”记得某个母亲节，我送给妈妈一本漂亮的绿松石蓝的笔记簿，请她为我记下秘密菜谱。妈妈写了一两页关于印度咖喱角的做法，然后就封笔了。多年以后，妹妹做了同样的要求，结果被妈妈用同样闪烁其辞的回答搪塞了过去。

　　18岁那年，我离家去纽约求学。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硬是靠面包圈、青苹果和凉面条拌芝麻酱活了下来。直到大学毕业后，我搬到波士顿，才开始学习做饭。我在哈佛报考了烹饪学习班，还在一家书店找了一份兼职工作。仿佛一瞬间，我就有时间忙些和大学时代大相径庭的、成人才做的事情了。

　　我受邀参加了一生中第一次晚宴，一些人喜欢用坎贝尔汤料公司的汤料炮制的特色砂锅; 另一些人向我推荐意大利烩饭、莴苣菜和意大利软乳酪。我开始自己逛意大利人开的超市，从《时代》杂志上搜集菜谱，从图书馆的烹饪教材中沙里淘金般地寻找一些值得一用的菜谱。我第一次操办聚餐是同两名舍友和另外两个朋友在一艘三层甲板的船上。我准备了拌着橄榄的蝴蝶面、柠檬皮和风干的西红柿，总之，都是些稀罕物。我没有做印度菜，不是因为我不爱吃印度菜，而是因为这是妈妈的“势力范围”。

　　考上研究生之后，我开始学做印度菜。我没有向妈妈请教，她也没主动教我。我从一位著名的印度食谱作家杰芙丽的教材中学做印度菜，杰芙丽的菜肴和我妈妈的烹饪风格并不相同。杰芙丽来自新德里，而妈妈完全忠实于孟加拉老家的做菜风格，所以她认为杰芙丽的某些菜谱是“离经叛道”的。尽管如此，我开始慢慢明白妈妈在厨房里所采用的做菜技巧和她所信奉的烹饪哲学。每当看到杰芙丽做菜，她把蒜、姜放入搅拌器，我就会想起妈妈，想到她早已备好的、放在冰箱里装酸乳酪的大器皿，两人的境界高下立判。

　　回家探望爸妈的时候，我开始要求为他们做上一道咖喱或奶酪茄汁。让我惊讶的是，妈妈竟然会答应。她甚至偶尔还在款待客人的时候，让我帮忙打下手。在一次感恩节晚宴上，她骄傲地告诉客人们奶香咖喱鸡是我的杰作。

　　我做菜的时候依旧需要查阅烹饪书，或者精确地量出两勺香菜末，在妈妈眼中，我烧菜肯定还是个“菜鸟”。她总在一旁，慎重地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她的秘密也一点点浮出水面。“我总是在咖喱中加点糖，”她总是做出好像无意中提起的样子，“如果你在干香料里点一点儿水，它们尝起来就不会那么粉。”在我爸妈结婚30周年的宴会上，她放手让我和妹妹为客人们做了一整桌印度饭菜。让她郁闷的是，我们没有在烤肉外包上银箔来接住羊肉串上滴下的油脂。但是，当我们花了一整天功夫准备的菜肴大功告成、端上桌后，妈妈拿出照相机照下从桌头摆到桌尾的满满八道菜肴。

　　(责编：幽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