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 亚 编译

　　敢于徒手从鸡肚子里掏出热乎乎的内脏，这等壮举委实让人景仰。但我敢保证，如果你是第一次杀鸡，能和景仰之类的词扯上关系的可能性就太小了。我曾经无数次亲手将那粉红色的、重量大小和宠物狗差不多的乳猪送入微波炉里，烤上一夜，它们的皮就变得松脆可口，骨头架子虽在，但都酥得化到肉里去了；我还曾将二百来斤的牛里脊切得不能再碎； 还从羊头中割过羊舌头；将牙齿尚未长全的小羊羔穿在嫩绿的苹果树枝上，四个一组放在炭火上烤得吱吱冒油；我还剔除过兔子的腰腿肉，被剥了皮的兔子看上去活像松鼠。但是，我第一次杀鸡时刚刚17岁——彼时我离适应这种腥风血雨的营生还早着哩。

　　17岁那年，我辍学在家，住在新泽西郊区老爸的地下室里，每月只交一丁点儿房租。记得那年秋天，每到黄昏时分，我常常披着帆布夹克，坐在圆木上抽着手卷的旱烟，一边注视着荒芜的花园，一边思考死亡和生命轮回生生不息的壮美。

　　当时在我老爸的鸡笼子里，有一只公鸡特别怕老婆，于是老爸决定宰了它，让它免受悍妻长期折磨之苦。我当即自告奋勇，揽下这活儿。我觉得能掌握你享用之物的生死，意义重大，而直接从超级市场中买回包在玻璃纸中、剔骨去皮的胸脯肉来吃，未免太懦弱了。

　　在远离厨房后门的一块空地上，老爸先教我怎么把鸡从鸡舍里一把揪出来。我以一种窃以为极具安抚之效的权威面目，坚定并镇静地将“妻管炎"抓在手里，对它宣讲了一番我对死亡的哲学思考。然后，老爸告诉我拎住它的腿，倒提起来。它立马使出全身的劲儿反抗，从喉咙深处、靠近心脏的地方，发出“咯咯咯咯”的尖叫，激烈无比。为了让它闭嘴，我按老爸的教导，拎着它伸直了胳膊抡起圈儿。老爸说，这法子能让鸡辨不清方向——晕头转向之后，它自然就动弹不得了。我就可以将它直接丢到砧板上，用一记如同机器操作般干净利落的重击，直取它项上首级。

　　但真正行动起来，我却一点也不像机器般干脆。我把“妻管炎”放在一个树桩上，手起斧落的瞬间，它却回光返照，缓过劲儿来了。结果，第一斧只在它身上留了个小小印痕，连皮都没蹭破。我又挥斧劈出，但因为又惊又恐，动作稍微迟疑了几秒。第二下出击，砍在它的脖子上，但感觉如同用一柄船桨击在一个干草跺上。我仍用一只手捉住它的爪子，用另一只手挥舞着那柄粗钝的斧头，试图剁下鸡头。此时，“妻管炎”和我老爸一样，头脑分外清醒，镇定自若。它开始扑腾翅膀，眼睛睁得滚圆，仿佛在控诉我违背了给它一个“善终”的承诺。老爸喊道：“宰了它！宰了它！宰了这个该死的！”于是，我来来回回地砍着它的喉咙——总算割断了，但它还能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连声惨叫，一直叫到我完全砍下它的头。

　　我咬紧的牙关也压抑不住哽咽之声，怪不得老爸对辍学的我又怒又厌：我性格孤僻，毫不温顺，还把发梢染成淡绿色，现在更有出息了——连只鸡都杀不了。我松开了“妻管炎”，它立刻围着院子跑起来，血淋淋的，跌跌撞撞，但是不叫唤了。老爸叫道：“你怎么搞的？”时间好像凝固了一样，每一分钟对我都是煎熬。“妻管炎”的力气终于耗尽，它颓然倒在一堆枯黄的树叶上。 我用袖口擦了擦鼻涕，从冰冷的地上捡起“妻管炎”，扎住它的双脚，挂在一处低矮的树枝上，开始给它放血。其他的鸡缩到鸡舍里栖息了，苍茫的暮色中，瑟瑟的影子若隐若现。

　　老爸回身进了厨房，关上门打开微波炉。我用一个青瓷罐烧开了热水，将鸡浸入褪毛。窗户透出的灯光在厨房后门的台阶上撒下一片水波般的昏黄，我坐在那里，一次揪下两三根鸡毛。它的内脏一掏就出来了：小小的滴血的红宝石，我奋力将它扔向暗夜中的庭院。

　　有两件事情，永远也别跟你老爸一起做：一是学开车，二是学杀鸡。我不知道最后你是否也和老爸面对面坐着，心怀怨恨，闷头吃着烤鸡。我们是这样做了，那感觉真的是味同嚼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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