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家循规蹈矩，刘心武“旁门左道”

　　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为中心奠定的新红学，是民国以来新学术的典范之一，也是至今为止红学界的主流；而新红学建立的前提，是对“索隐派”的否定，对猜笨谜式的旧红学的否定。现在，刘心武，作为将黄庭坚“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名句当成自己作品的老作家，以“秦(可卿)学”的名义使“索隐派”借尸还魂，因此而遭到主流红学界的群起而攻，那是

情理之中的。

　　红学家对刘心武的批判，本来是“考据”与“索隐”的学术方法之争，是捍卫学术规范的问题。但文化界对红学家的反击，就完全将争论重点转移了：他们并不关心刘心武的是非问题，而只关心红学家的态度问题。他们实际上将红学内部的问题，置换为红学外部的问题；将捍卫学术规范、反击伪学术的问题，置换为捍卫言论自由、反抗学术霸权的问题；也就是将纯学术问题，置换为知识社会学的问题。

　　比如朱大可就借此将批判的对象，由红学界延伸到整个学术体制：“……与红学命运相仿的是各种文学研究会行业。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畸形繁荣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浪潮，不仅‘四大名著’皆有自己的研究会，就连那些被官方认可的现代作家，也相继成为各大学术庙宇的神明。以鲁迅为旗帜的鲁学，以茅盾为偶像的茅学，以老舍为对象的老学，如此等等，形成强大的‘研究会体制’。……这些官办‘研究会’，20多年来把持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大门，见解陈旧，话语僵硬，缺乏真正的创见和活力，却全面垄断资源(科研经费和学术刊物)，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少数人专营的‘饭碗’。”

　　朱大可支持刘心武的怪论，打击主流红学界的霸权，毫不令人意外；这跟他支持苏三所谓“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的谬说，以打击正统史学界的霸权，完全是一贯的思路。他早前认为：“苏三的观点可能有大量漏洞，却意味着一种顾颉刚式的‘自由史学’的复兴。中国史学家正在开始重建独立的‘疑古’立场。我们看到，在近代史(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和现代史(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等诸多领域，史学家在大力破解由旧史官编织的谎言。正是他们逐步挤开了窥见历史真相的门缝。”将苏三跟顾颉刚、茅海建、高华那样的史学家并列，那真可谓是对顾颉刚、茅海建、高华的侮辱！

　　其实，朱大可对官营学术体制及其学术垄断——他自己称之为“学院官僚主义”——的揭露和攻击，是很可认同的，只可惜未免不择手段。因为对官方学术体系的反叛，并不必然就更接近历史真相，学术之是非，固然不能以“学院”之是为是，但同样不能以“民间”之非为非；打击一种体制性的霸权主义和教条主义，仍应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而不能援引另一种荒谬的伪学术。主流学界固有其弊，对红学和古史学大可反对，却不能以支持苏三那种“新天方夜谭”、刘心武那种“新索隐派”方式反对。

　　总之，从纯学理而言，本来红学家是循规蹈矩的一方，刘心武是旁门左道的一方；换句话说，红学家站在相对正确的一方，刘心武站在相对错误的一方。但文化界反倒对红学家群体大加挞伐，宁要错误的刘心武，也不要正确的红学家，这是为什么？这，正是红学事件中最有意味的问题；也就是说，最有意味的并非刘心武对错的问题，而是红学家为什么遭到集体声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