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针对主流知识分子的敌意

　　要理解这一悖论，不能仅囿于红学事件本身。就事论事，孤立地就红学而论，我觉得舆论界对红学家的批判实属偏离主题，对学术规范也缺乏同情；但在另一层面上，从文化背景及社会心理着眼，则舆论界对红学家的批判，又是事出有因的。

　　在红学事件以前，在红学家群体遭受攻击以前，经济学群体早已遭受更大的羞辱了。郎咸平对宗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的责难，丁学良所谓“大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的言论，激起了民间舆论的广泛认同；以至于在11月份《中国青年报》公布的“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的公众调查中，信任率超过10%的仅有郎咸平、吴敬琏两人。本来，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全盘否定不过是一家之见，丁学良纯粹以西方学术体制为标准的经济学论衡更是偏颇之论，但为什么他们的指责如此轻而易举地赢得压倒性的支持呢？其中因由，实非经济学界可以完全任其责的。

　　讨伐“主流”经济学界在前，讨伐“主流”红学界在后，我以为这两个学术领域中的两个文化事件，实际上并非孤立，而是同一种文化症候的表现：这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占据主流地位、垄断文化资本的学院知识分子——信任危机和形象危机的征兆。

　　在知识专业化的今天，知识分子已由兼济天下的社会良心，蜕化为独善其身的职业精英；已由眼观六路的意见领袖，蜕化为画地为牢的学术工匠。不仅如此，就连作为职业精英和学术工匠的基本操守，他们也往往难以维持。近50年来，学院知识分子在学术专业和道德品格方面，先后受到两种性质的外部打击；前30年，在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中，在自保求存的险境中，他们丧失了学术品格，也丧失了道德尊严；近20余年，在市场化的压力下，在专业利益的诱引下，他们出现了又一轮学术扭曲和道德滑坡。当今之世，在学术品格方面，学术欺诈者所在多有，一般的学术腐败更是指不胜屈；在道德或法律方面，教授嫖娼者有之，新儒学专家走私人口者有之，为企业充当利益代言人者有之；此外，陈丹青欲辞职清华，周光召等对院士制度的否定，更是学术体制内部出现的自我批判……凡此之类，都是学院体制之病，也是知识分子之痛，不断地矮化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形象，也不断地强化了民间舆论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心理。这也正是“郎顾之争”及红学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心理。这就意味着，经济学家、红学家固然有责，但民间舆论并不是为了反经济学家而反经济学家，也不是为了反红学家而反红学家，经济学家、红学家不过作为主流知识分子的代表而示众罢了。

　　另一方面，网络民意也加强了对主流知识分子的敌视态度。网络的文化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对权威的颠覆，对主流的反叛，对声名的唾弃；它使局部的偏见放大，对官方学术机制和主流知识分子的敌意因此而更趋极端，以至于形成一种“网络民粹主义”的倾向。

　　网络舆论对郎咸平、刘心武的支持，实质上只是对“主流”学界的反动——他们未必完全赞同郎咸平、刘心武的思路，甚至可能缺乏知识能力来辨别郎咸平、刘心武的是非；他们鸣鼓而攻的激进态度，与其说他们是认同郎咸平、刘心武，不如说他们是反抗经济学界、红学界，反抗学院知识分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