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翀 同童 编译

　　清朝中叶，中国迎来了几千年封建历史中最为繁荣稳定的几十年。农民过上了整个封建历史中最富足的生活，国家整体经济实力雄厚，人口快速增长。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官僚腐败，连年水灾和人均耕地数量减少等原因，农民的生活水平急剧恶化。近四亿农民们挣扎在贫困线上，无力糊口，许多人靠打短工为生，但也很难维持生计。农村生活封闭落后 ，农民信奉神怪等迷信。外国殖民者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但这些损失最后都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他们的苦难。在清朝末年，平民们的生活看不到一丝的光明。

　　清朝中叶经济的增长

　　清朝中叶，中国人口数量增长很快。18世纪时，中国的人口就比清初翻了一番，达到了约三亿。1850年，全国总人口已达到四亿三千万。在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平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帝王功不可没，正是在他们的集权统治下，中国社会稳定，国家经济发展迅速。

　　此时，从美洲大陆传来的农作物新品种为农民们提供了廉价的食物，土豆、花生、高粱和玉米这些作物已经开始大规模种植。在一些地区，农民主要种植经济作物而非粮食，到十八世纪，一些地区的经济作物加工已经形成了产业。茶、棉花和制糖作物推动了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在南方的一些省份，许多地主开设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

　　一直到1770年，中国的农民享受着整个封建历史中最高的生活水准。在农村，私塾已经相当普及，中等富裕家庭的孩子们就可以读书，当然这还仅仅限于男孩。

　　在清朝中叶，中国的手工业制造水平还远远领先于欧洲大陆。中国的玻璃制作工艺已经有相当的水平，产品出口到欧洲，为清政府换会大量白银。纺织业虽然只是中国农家传统的副业，却也能为他们带来相对稳定的额外收入。在上海、苏州和杭州等地区，甚至出现了早期的手工业工厂的雏形。在这一时期，茶叶和瓷器还是中国出口最多的货物。在一些城市里，纸张、麻布、漆器和金属器具已经开始规模化生产，芜湖发展成为铁器制造中心，这里生产的农业用具远销附近几省。

　　官僚腐败

　　19世纪，中国大约生活着三百万满族人，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却占据着社会的最顶层。中央和地方各省的高官要职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控制了全国的税收、行政和军事大权，但同时，他们也允许部分富有和受过教育的汉族人参与国家的管理。

　　人口的激增冲击着清朝的行政体系。十九世纪中叶，一位地方官员的管辖区域内，平均有20万人口。他要负责这一地区内所有税收、司法裁决和社会安定的事务。但按照清朝官吏的等级规定，他们得到的俸禄却相当少，而且其中大部分以实物形式发放。这便为贪污腐败的滋生制造了温床，各级行政机构都腐朽不堪。

　　导致官吏腐败、徇私和结党的主要诱因有两个，其一是清皇室统治的中央集权。清朝规定地方官员不能由本地人担任，所以这些官员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就必须更多地依靠本地出身的下属。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们也必须处理好同当地富豪贵族的关系。而这些个人私交为他们的腐败和相互庇护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原因是科举考试制度。这些官员发达之前，要通过层层考试的选拔，不只十年寒窗苦读。读书人或者家境富裕，或者要有地方富人出资支持。在他们获得功名利禄之后，不能不回报。

　　在官僚作风严重的中央集权政体下，这些官员每天有看不完的文书，处理具体事务的时间就有限了。清朝的官员渐渐变得谨慎小心、不懂变通，只会作字面工作，这也让官僚风气愈演愈烈。养成了这种做派，还要被中央派来的密探和巡视官员严密地监视着，地方官员已经丧失了处理新问题的能力。

　　水患连年

　　国家面临的灾难几乎是同时爆发的。清朝皇帝每年拨款四百五十万两白银，用于各地水利建设，修筑堤坝和修复河床。这笔款项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强。但是，这笔水利款大部分还是落入了大小官吏囊中。洪灾一到，整个农业经济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白莲教趁机吸收信徒，组织遭受水灾的难民频频起义。另外一个民间组织三合会大量发展会员，发动农民反抗活动。

　　长达1800多公里、贯通南北水路交通的京杭大运河一直是连系北京和长江流域的纽带。然而在这一时期，大运河逐渐淤塞了。以前，南方的稻米经水路运往北方，单北京每年就需要从南方调入40万吨稻米。而如今，水路淤塞，数千纤夫失去工作，成为无业游民。他们拉帮结伙，组成了黑社会和强盗团伙。

　　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在很多地方丧失了控制力，无力保护清朝的臣民们。各地的地主们只好自己纠集无业游民，购买兵器组成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和财产。这些地方武装和强盗团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地方富豪依靠走私和抢劫来聚敛财产，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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