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外患

　　中国内忧未平，外患又起。西方国家每年派遣大量的传教士和商人来华，他们对中国虎视眈眈，觊觎中国丰富的资源，也对国内广阔的市场垂涎三尺。

　　1786年，广州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官方许可的通商口岸。英国人通过这个缺口，向中国 内地输入大量从印度殖民地运来的鸦片。购买鸦片的客户最开始是宫廷太监、满清贵族官吏以及贵妇太太们，但很快众多农民和力工也成为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他们希望借吸食鸦片来回避和忘却生活的艰辛。

　　由于同英国商人的鸦片交易要使用白银进行支付，这就导致了这种贵金属的稀缺。清朝没有大范围使用纸币，铜钱和白银依旧是主要的流通货币。但到19世纪初，白银的流入逐年减少，而流出却不断扩大，国内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大量流失。白银升值同时导致了铜钱的贬值，小面额货币贬值的直接受害者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他们的所有财产加在一起，也无法换取一点点的白银，铜钱是他们唯一能够拥有和使用的流通货币，而富人的财富都是用白银来衡量的。这样，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了。银价涨了近一倍，铜钱相应地贬值，官府和地主对农民的赋税盘剥则达到极致。

　　清政府正丧失在一些关键领域，如贸易、社会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控制力。满族人辛苦营造起来的威望正迅速崩溃。一个无力“制夷”的政府，民众又怎能对其抱太大希望呢？

　　经济危机

　　之前繁荣时期埋下的祸根现在开始显现：人口的数量大幅增加。尽管此时中国的产品生产并不落后于世界，整体的经济积累也很丰富，但还是无法与人口的规模相匹配。

　　当时中国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工业。在中国封建历史当中，王朝的统治是依靠农业经济实现的。天子的权威建立在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人口的90%是农民，他们种植稻米、小麦和蔬果，种棉花、茶树和甘蔗，种桑喂蚕。稻子是中国种植最广的粮食，因为相比于其他粮食作物，它在单位面积里的产量最高。中国的稻谷文化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点，人们用锄头耕地，用人力担水灌溉，用镰刀收割，打谷的方式也十分原始。

　　在漫长的中国农耕历史中，农业人口一直聚居在并不广袤的耕地上。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可耕种的土地却只占一小部分。而且在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发展中，这些土地早已经被开发殆尽。农民不能通过大量开垦荒地来提高产量，只能想方设法提高耕种技术，选择优质的品种，以求在有限的土地上收获更多粮食。

　　到18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仍然领先于世界。但受到传统农业思想的禁锢，大量廉价劳动力集中在农业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也阻碍了城市中大规模手工业的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某一地区因为天灾、人祸导致农业歉收，就要有更多的农民受灾。

　　18世纪末，人口爆炸使得农村生活环境急剧恶化。人均拥有耕地数量从17世纪中期的4.7亩减少到1850年的2.9亩。长江以北，许多农业家庭不得不在他们耕作的小块土地上大量培育棉花，用来交换从江南生产的稻米。

　　尽管中央降低了税收，但地方官员们却肆意横征暴敛。因此，地方税通常要数倍高于国家的赋税。耕地被划分为彼此隔绝的小块领地，这样的耕种很难产生规模效应。在贫穷的农村，耕地是家里最贵重的财产。一家之主死后，他的财产和土地都必须平均分配给所有男性继承人，人均拥有土地数量越来越少。很多拥有土地的农民家族，在几代之后，各家庭分得的土地已经不够维生，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

　　在中国南方的水稻产区，超过70%的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每年至少要缴交自己收成的一半。许多赤贫的农民脱离了社会，举家迁入山林中。他们砍光了那里的树木，但这些地方通常并不适合耕种。这些农民耗尽附近的资源，然后再重新开始迁徙。

　　整个国家在数十年的富足之后陷入了财政危机，没有官员能挺身而出解决这个问题。当远在欧洲的小国家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时，受困于深厚农业背景中的中国却在走下坡路。所以当欧洲野心勃勃的殖民者来到东方掠夺时，清政府几乎毫无反抗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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